姜傑在“北京和北京”藝術展上的作品。他把登載房地産廣告的報紙拼接起來，疊成兩個四五米見方的紙房子，成百個彩紙疊的小房子簇擁在大房子的腳下，每間房子身上都打著一記紅色的印章：“正在消失的東西永遠不會消失”。

6月9日至16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辦的“北京和北京”系列活動設立在老城區的幾個分會場，原住民、房地産商人、規劃師、建築師、電影導演、記者、大學生等各色人等，圍繞現代化與舊城改造的議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6月9日，北京什剎海邊上的兩層倣古建築“望海樓”在建成11年之後，首次打開了大門。第一批踏進大門的人發現地面上的塵土有一寸厚，墻地天花六個面都是粗糙的混凝土，像爛尾樓一樣裸露著空洞和呆滯，這和雕梁畫棟、油彩鮮艷的外表形成鮮明對比。

借展覽的光，四週的居民第一次得以走進望海樓的大門。直到去年，防護板一直把他們和望海樓隔絕開來。“一到夏天，熱得不行！”住在馬路對面的劉阿姨眉毛都豎起來。“以前我們這就是水邊了，夏天風吹過來涼快極了。這樓一擋，風也吹不過來了。”

劉阿姨説，望海樓的一部分侵佔了臨海的便道，另一部分，是在“填海”之後蓋起來的。樓前一棵成人可以環抱的楊樹，被説成由康熙的孫子手植。

“太噁心了！要篡改歷史！那棵樹是我們瞅著長起來的。”一早一晚歇涼的時候，劉阿姨開的“愛海之友小賣部”門口，望海樓總是閒聊的街坊們埋怨的對象。

樹從房脊里長出來

望海樓是“北京和北京”活動藝術及建築展覽會場。會場的背景是望海樓粗糙的混凝土墻面，策展人吳華在一些角落支起腳手架，拉上黑色的魚鱗網，擺放“危險，請勿靠近”的標識來強化“工地”的效果。一些鐵皮製成的衚同銘牌釘在四面的墻上，或者成堆散落在地上。甘露衚同、邱家衚同、半截衚同、玉芙衚同、永泰衚同、馬廠衚同、黑虎衚同……它們已經消失或者已經完全改變了模樣。

溫子先把數十輛殘破的自行車用鋼絲密密麻麻地編在一起，有的車丟了座子，有的轱轆是扭曲的，有的斷了輻條，所有的車都被噴上白粉，它們曾經是四散在城市角落的主力交通工具，現在，它們的遺體被收集起來連綴成一堵白色的墻。

邵帆把古舊的太師椅和現代的板式傢具嫁接在一起。“傳統”和“現代”，“現代”對於“傳統”的破壞以直觀的方式地被呈現出來。

按照吳華的設計，展覽的入口設在望海樓東側門。“觀眾從這個門走進來，經過曲曲折折的水榭，享受後海開闊的水面和微風，夕陽瀉在身上，簡直美得不行。可是一走進那個黑洞……對比會更強烈。”

吳華説的黑洞，就是望海樓內。她心裏有一張可以縮放比例尺的地圖。“望海樓是一個工地，整個北京就是一個大工地。”

在吳華心中，理想的布展是“實地遊覽式”，觀眾在走過水榭和“黑洞”之後，到周圍的衚同轉一轉，之後向東，經過與後海比鄰的煙袋斜街和二環邊上的國子監，再經過平安大街東頭的南新倉，到二環和三環之間玻璃房子正在拔地而起的幸福三村，“一條線走下來就是從老北京到新北京。”理想的布展方式沒有實現。但與展覽同時進行的、有關“保護老北京”的若干討論都選在“實地遊覽”的節點上舉行。這些節點代表“老北京”的幾種命運。

SARS之前，煙袋斜街一臉素凈，街邊的民居、道觀保留著多年不變的古樸。北京市政府25片歷史街區的保護名單公佈之後，斜街上的私房主紛紛效倣已經“起來”的什剎海，將各種油彩涂在小街的臉上。“政府説了，這片永遠不拆！”在街頭賣麻辣燙的老北京頭也不抬照顧鍋裏的菜。她的身後，幾個外地民工正在往院子裏運磚頭，對老房的修葺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房管局對修繕僅作高度上的限制，風格要求是籠統的“倣古”。於是，各種版本的對於“古代”的想像在街邊滋生、複製。今天的煙袋斜街是麗江和鳳凰的翻版。

國子監街更幸運一些。1992年，在獲得政府授權的情況下，清華大學建築學院介入到國子監地區的改造中，對區內建築、街道、樹木進行詳細調查之後，拿出了整套改造方案。“這是中國第一張按照實際測繪情況做出的規劃圖。”當時參與項目的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張傑説。為了保持國子監的文教特色，規劃方案要求沿街不得開闢商鋪，對房屋外部的修葺裝飾要在古建專家的指導下進行。儘管與遊客雲集的雍和宮比鄰，今天的國子監街依然保持著她的寧靜。

更多的老城區沒有煙袋斜街、國子監的名氣或者人氣。吳華曾經站在鐘樓上看下面的衚同，“道路和院落的結構已經被嚴重破壞了，大大小小的房子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樹好像是從房脊里長出來。老城是有病的。”

受保護的老城區從25片擴大到30多片，儘管被拆了三分之二，畢竟還有三分之一的老城在。“拆和保解決之後，老城可不可以動？誰來動？”吳華問。

誰配住在老城？

以前能動老城的基本限于開發商。為了讓更多的力量介入，“北京和北京”把原住民、規劃師、建築師、電影導演、記者、大學生跟開發商組織在一起。在望海樓、在南新倉、在國子監街和煙袋斜街的茶樓、酒吧，他們討論“北京城市發展和社會認同”、“北京的開發和發展對老北京保護的挑戰”、“旅遊給老北京保護帶來的影響”、“老北京VS.當代建築”。

“北京城市發展和社會認同”討論會開始之前，王小帥導演的電影《17歲的單車》作了國內首次公開放映。電影放映之後的交流環節，影片的攝像劉傑説《17歲的單車》記錄了他對美的認識過程：“1995年，我要在北京安家，一度選中了什剎海。可是當我走進衚同裏的那些房子，我才知道那裏沒有上下水、沒有像樣廚房，生活實在不方便。我到郊外去，看到一些荷蘭式的房子，一塵不染，生活設施完備，我覺得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2000年，為了拍這部片子，我幾乎走遍了北京的衚同，我意識到，那才是最美的地方。可是到處都在拆。我選中了一個地方，兩個月後實拍的時候，跑去一看已經拆掉了。2000年底，這部片子拍出來不久，在放映上遇到一些麻煩。有關人員問我，北京有那麼多美好的地方，你為什麼專拍灰暗呢？我問他們認為北京什麼地方美好，他們説，比如國貿啊。”

在“北京的開發和發展對老北京保護的挑戰”討論中，自稱參與過多個舊城區改造項目的地産顧問公司老闆李忠成為眾矢之的。

李忠認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老城改造的重要原則———保證相當數量的原住民還能回來———在北京是不可能實現的。“老城的居民可以分為居住戶、戶口戶、産權戶三類，真正的原住民在其中佔的比例並不大，一個7平米的房子可能落著8個人的戶口。所以老城的拆遷成本通常是非常之高的。這種情況下，開發商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建高樓，這對老城的格局是一種破壞，另一個選擇就是把老城區的居民置換出去，對原住民進行更新。隨著地皮價格上漲，未來老城將主要發展無污染的高創意的行業，老城居民可能沒有從事這些行業所需要的技能，在城裏，他們將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生活上，以前他們去菜市場買菜，以後可能不得不去超市買菜，這對他們來説也是一種不恰當的生活方式。”

家住後海的聶先生為“地皮升值之後，老城對原住民是不恰當的生活方式”瞠目：“別提文化消費，就家裏過日子那點事兒，我們這的物價是市區裏最便宜的。”特定人群的聚居使得什剎海形成獨特的生態環境，儘管四面有高樓和寬馬路，在這個環境裏面，老北京們並沒有覺得窘迫。“他們開發商應該去開發那些沒人的地方，已經有人活得好好的地方就不用把人趕走了，讓他們‘開發’了。”聶先生這樣回敬李忠的“好意”。

“他的意思我聽得很明白：窮人不配住在老城區，你們滾出去，讓富人來住！那要這麼説，我覺得他也不配住在老城，他也不夠富，得李嘉誠或者比爾·蓋茨才行！”丁艾説。丁艾是老城區的原住民，她的名片上印著“北京舊城保護民間志願者”。

老城的出路是發展旅遊？

接下來關於“旅遊給老北京保護帶來的影響”的討論中，丁艾和其他原住民成了主角。

他們大多是“北京舊城保護民間志願者”。而這些志願者中的大部分又是經租房（經租房一詞來源於1956年1月18日的一份中央文件，這份文件提出了對城市私房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由國家進行統一租賃、統一分配使用和修繕維護”）的原産權持有人。2001年開始，在零星的陳情諮詢過程中，這些人慢慢聚集在一起。

從6月9日到15日，“北京和北京”的各場討論，他們場場必到，且有心照不宣的分工：有發言人，有人附議、有人專司記錄。

在老外、記者、北大城市規劃教授的包圍下，做過十幾年衚同遊導遊的老王坐在桌子上，掏出本子和筆，一條一條介紹他對於保護老北京的心得。

老王的第一條是“呼籲政府有效保護北京市內的古樹”：“現在什剎海的很多樹，葉子是發亮的，那是蟲子屎。好些棗樹都得了瘋棗病，過兩年就得死。俗話説‘要看院子老不老，就看有沒有樹’，要想保護地道的老北京，這些個都得治。”

老王的第二條是“衚同的深層開發”，樣本是他幾個朋友自主開發的家庭旅館，“外國人來了，可以踢毽子、彈琵琶、吃餃子、聽京劇”，“效益相當不錯”。

老王的建議得到了原住民熱熱鬧鬧的響應。他發言的時候，丁艾小聲告訴記者，去年，民間志願者們就向有關部門遞過“一份東西”，闡述把老城房屋産權落實之後，可以在衚同裏開家庭旅館，不僅能帶來經濟收益，也能緩解2008奧運會的住宿壓力……老王的話音一落，丁艾已經站在場子中央：“我在大大小小幾個旅社，導遊、計調、外聯，都做過。很多遊客跟我説，北京旅遊多少年都是老五樣：天壇、故宮、長城、十三陵、頤和園。自打有了衚同遊，遊客們總算有了個新去處。據我所知，現在50％的北京遊線路裏都有衚同遊這個項目，但衚同遊主要集中在後海這一片。什剎海現在最少有十二三家衚同遊公司，好多都是黑車，大部分導遊都是外地民工，對衚同根本不了解就開始胡掄。就是這樣，到了黃金周，黑車、‘不黑車’加一塊都不夠用。”

“他們不是要經濟效益嗎？不是不知道老城保護下來幹什麼用嗎？我們告訴他幹什麼用！”家庭旅館、私房菜館，一言以蔽之，發展旅遊是原住民們共同的結論。

“這是最好的。股票你還可能套裏頭呢，這個，房子是自己的，想經營就經營，不想經營自己住著。到哪天也賠不了！”贊成老王和丁艾的戎阿姨向記者耳語。1990年代大規模拆遷開始之後，戎家的6處房産被拆掉了4處。戎阿姨希望，剩下兩處的産權能重新回到自己手中，若有經濟能力，她會把兩處房子置換成一個“真正”的四合院。

城市烏托邦

做著“老北京”之夢的不僅僅是戎阿姨一個人。《城記》的作者、新華社記者王軍在“北京老城保護的今天與明天”一場討論中，用詩一樣的語言勾勒了存在於文獻之中的老北京：

元大都時代，相隔79米有一條衚同，衚同的寬度是按步行街的尺度設計的，所以住在裏面的人能體會‘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意境。衚同是步行的距離，是産生《西廂記》那樣故事的距離。如果今天的北京以公交為主要的交通工具，衚同完全可以滿足出行需求。

然而事實上，現代北京的尺度是“大馬路、小汽車”的尺度。“雙向六車道、八車道的大馬路在這個城市比比皆是，可照樣堵得水泄不通。”王軍説，“北京對交通基礎設施的投入在‘九五’期間達400億元，佔GDP的4.3％；‘十五’期間預計投入838億元，佔GDP的5.15％。這樣的投資力度在全世界都是少見的。可是，現實的北京交通並沒有得到根本緩解。走路不方便了，騎自行車不方便了，乘公交車不方便了，開小汽車也不方便了。”

“道路面積率低”、“道路建設的速度趕不上機動車增長的速度”通常是修建大馬路的理由。為了弄清楚其合理性，王軍曾採訪美國規劃協會秘書長蘇傑夫。蘇的答覆是，“建大馬路是不明智的。”理由是，“在一個高密度的路網，我要去一個地方，如果前方堵車了，我就能方便地改變行車路線，選擇其他的途徑到達。因為在這樣的路網中，一個地點總是與多條道路相連。而你建一條大馬路，也就只能通到一個地方，像北京那樣的快速環線，要是堵車了，大家都出不來，只能擠在那裏，使擁堵範圍迅速擴大，這是很脆弱的情況。所以，你還不如把一條大馬路，分解成許多條小馬路，使它們形成系統。”

“美國也有過慘痛的教訓，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城市裏建了許多大馬路，甚至出了一批超大街坊、靠大馬路和小汽車維持的城市。今天我們已經認識到，這樣的城市是非人性的。”蘇傑夫説。

城市不止為道路而存在。居住在城市裏的人需要城市有親切可感的多個側面。王軍對於城市的想像和《城記》的靈魂人物梁思成頗類似。

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陳佔祥在《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區位置的建議》中對老城城墻的功用做出這樣的設想：“今日這一道城墻已是個歷史文物藝術的點綴……城墻上面是極好的人民公園，是可以散步、乘涼、讀書、閱報、眺望的地方。（並且是中國傳統的習慣。）地下可以按交通的需要開闢城門。”

現在，城墻已經沒有了，舊城還殘存著一些小寺廟。王軍認為，這些小寺廟可以成為社區的公共空間，人們在那裏會朋友、聊天、散步……在古之幽情的涵養中完成社交。然而實際上，現存的小寺廟已經很難完成這樣的功能，它們有些被大雜院或者某單位侵佔，門洞或者被磚頭砌死或者堆滿雜物；有些像東直門內大街的藥王廟，主體已經被拆沒了，只剩下一座廟門，旁邊是一塊被鐵欄杆圍起來的斷碑。

與這些有形的改變同時發生的還有一些無形的改變。

“傳統的北京不存在富人區，在很有錢的人家旁邊就住著窮人。包括帝王生活中的很多服務都是和地方共用的，比如皇帝出殯時候用的杠房。”6月14日，參加“北京和北京“系列活動的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李木盾教授説。

事實上，李教授所言的貧富雜居並不是一個一以貫之的傳統。

唐代的長安城就是按“宮城”、“皇城”、“郭城”嚴密規劃的三重天。宮城是皇帝的寢宮，皇城是中央衙門所在，郭城是百姓的居所。郭城的作用有兩個，一個是襯托皇權的威儀，另一個是便於官對於民的管理。前者可以從一些數字上得到印證，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據説就是象徵“一年有閏”，皇城正南的坊裏東西四列，據説是“以象四時”；坊墻可以作為後者的例證：所有坊裏，除三品以上高級官員和勳戚權貴住宅可由坊中臨街開門外，其餘人等一律向坊內開門，不得直通街衢，買東西，只能到東市、西市———這就是“買東西”片語的來歷。

城市有了生氣，是在宋代以後。“到了宋代，坊墻被拆除了，於是有了《清明上河圖》，”王軍説，“每個院落是城市的細胞，如果維持其生命狀態，這個城市就像一個泡菜罈子，越泡越香。”(石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