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事先已知曉李德倫老伯病情危篤，但是，當電視新聞裏播出一代音樂指揮大師不幸逝世的噩耗，還是感到難以接受。
前不久，家父從北京回到西安家中，曾談及前往看望臥病的老同學李德倫的情景。當時病床前探望的老同學不少，家父小心翼翼地詢問垂危的老人是否還記得老同學時，大師翕動的嘴唇吐出微弱而清晰的聲音：“郭、一、鳴。”這是家父1930年代中期在北平師大附中跟他同窗共讀時的姓名。六十多年間的如煙往事涌上心頭，一時百感交集，不料竟成永訣！
我初識李老伯是在1967年初，遭逢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鬧得天昏地暗的年代。我當時的身份是生産建設兵團陜西農建師的軍墾戰士，踏著三五九旅老八路的腳印在陜北南泥灣戰天鬥地。自我感覺是腳踩污泥心懷天下，實乃不知天高地厚的毛頭小夥。滿懷對“文革”的好奇與困惑的心情來到首都北京，住進擠滿各地來京軍墾戰士的農墾部大樓。
冒著嚴冬的寒風，我來到久已嚮往的和平街中央樂團宿舍。李老伯的親切平易使我們一見如故，他一雙睿智的眼睛總是蘊含自信與祥和的微笑，那無與倫比的風度更是令人高山仰止。
他用一抹燦爛的笑容隱含著辛酸的幽默問道：“我被揪出來了，你知道不？”
一股莫名的悲涼漫過心頭，我苦笑著回答：“我爸也被揪出來了，你們提著腦袋幹革命幾十年，我不相信你們是什麼黑幫反革命，我不揪鬥你們，還要保你們，保到底！”
當我問及他們的老同學李琦的情況，李老伯14歲的兒子李蘇在一旁搶著告訴我，文化部系統造反派開李琦的批鬥會時，他給李琦“坐飛機”了。“坐飛機”是“文革”專用術語，指批鬥對象在臺前作噴氣式飛機狀，以示向革命群眾低頭認罪。李老伯以他獨特的幽默笑著感慨道：“想不到，三十多年後，我的兒子竟給我的老同學坐飛機了。”
李琦老伯在建國初期擔任過周恩來總理的秘書，“文革”前任文化部副部長，離休前任中共中央黨史文獻研究室主任，是北京師大附中校友隊列裏另一位精英人物。
李德倫更沒有料到的是，在他病危期間，李琦因給即將出版的《李德倫傳》作序，竟突發腦溢血去世，但願他們的在天之靈友誼長存！
我陪伴李德倫李玨夫婦到清華大學去看大字報。在充斥著一派肅殺之氣的清華園小徑上，他若有所思地對我説：“我跟你爸爸在一起的時候，比你現在還年輕呢。你爸爸很左啊。”
我知道他指的是1935年冬“一二、九”愛國救亡運動那一段歷史，當時他們都不愧為民族解放先鋒隊的青年勇士，在中華民族危亡關頭，敢於反抗國民黨軍警的刺刀水龍，發出抗日救亡的怒吼。但對李老伯所謂“左”的褒貶含義卻感到難以把握。他也許一眼看透了我天生的叛逆性格，戲稱我是“修正主義苗子”。我後來反覆思考過自己與他們那一代老革命的差異，似乎不能用左中右來定位，只能説我比他們更激進。在文革爆發之初，我對其指導思想的批判性思考已進入理論層面，從而與“文革”中達到顛峰的極左思潮拉開了距離，同時也為自身驚心動魄的命運悲劇埋下了伏筆。1968年冬清理階級隊伍時，我被當作反對毛澤東思想的階級敵人給揪了出來，並被關進群眾專政的“牛棚”。1970年春夏的“一打三反”運動中，又被強加“現行反革命”的莫須有罪名判處15年重刑，直至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夜，在忍受了十年鐵窗痛苦之後，有幸成為胡耀邦同志親自主持平反的數以萬計的冤假錯案之一，終獲平反釋放。
1981年秋，我乘自己新婚之機，請求李德倫老伯賞賜墨寶，李老伯慨然應允，於是手書南宋詞人戴復古一首《柳梢青》贈與：
袖劍飛吟。洞庭青草，秋水深深。萬頃波光，岳陽樓上，一快披襟。 不須攜酒登臨。問有酒，何人共斟？變盡人間，君山一點，自古如今。
李老伯飽蘸激情的行書遒勁瀟灑，透出數十年揮舞指揮棒練就的非凡功力。特別是將臻于完美的書法藝術與戴詞表現的執著愛國熱情同超脫的仙風逸氣融為一體，尤為難得。當然，詞中流露的苦悶孤獨與飄零憂國情懷，也激起飽經滄桑的李老伯和我的強烈共鳴。李老伯在條幅上題寫的“洪波世兄屬”實在令晚輩當之有愧；同時對一代音樂指揮大師把鄙人引為知己暗自竊喜。我也注意到“袖劍”二字之間，旁邊蓋有一枚“繩正自然寬”的閒章，似應視為李老伯的座右銘。古色古香的人生哲理，格外耐人尋味。時至今日，大師留下的墨寶，成了我唯一的珍藏。如今每每品位字如其人的深意，總能勾起遙遠而難忘的回憶。似乎還能真切地感受到當年清華園裏的凜冽寒風，李老伯身穿打著小補丁的藍灰色棉衣，高大的身影鶴立雞群般站在長長的隊列裏，耐心等候買一張紅衛兵小報！多年後我接觸了西方現代派的文學作品，深感李老伯與我這兩代人在十年動亂中的命運，何止是荒誕與黑色幽默所能概括！
歷史終於翻過沉重荒誕的一頁，李德倫高瞻遠矚，率先投身於普及交響樂的工作。我為他在精神文明建設中作出的卓越貢獻深感無比親切與振奮。
1994年3月，年近耄耋的李德倫攜老伴到西安講學，下榻東方大酒店。我陪家父前往看望，並與《西安晚報》記者唐榮女士一道採訪他，西安音樂學院黨委辦公室幹部雷長安為我們拍照。雄心不老的李老伯為我揮筆寫下“為振興中華而奮鬥”的題詞。我為他寫的人物專訪《難忘那一段深情》不久在《軍工報》與《文化藝術報》上發表。
1996年春節，我涌動著悵然懷舊的心情，前往李老伯家中拜年。當時有李玨伯母陪伴在側，李老伯依然風趣幽默，妙語如珠。但大家都有意回避觸及“文革”苦難歷史沉重而敏感的話題，結果等於把九四年春在西安採訪的內容又重溫了一遍，交談始終未能深入下去。萬萬沒料到，我與李老伯的會面竟是最後一次！
問有酒，何人共斟？
忘年知己遣悲懷，條幅猶存未忍開。我與老友艾克利教授聯名發去唁電，並單獨致信李伯母，表達深深的哀悼和懷念之情。
中央電視臺的“音樂橋”欄目播出悼念李德倫大師的追思會，場面感人至深。與會者高度評價中國民族交響樂拓荒者李德倫的不朽殊勳,文化界老前輩黃宗江先生悲嘆老朋友的永別猶如失去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重情的青年藝術家更是泣不成聲。此時此刻，人們在宗教極端主義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禁止音樂的災難性後果中，深化了對音樂在人類文明史上的意義與價值的認識。情不自禁聯想起霧塞蒼天百卉殫的“文革”十年，李德倫大師忍辱負重，與豺狼虎豹來週旋。他指揮的交響樂《沙家》，在中西文化交融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大師用“樣板戲”的紅色包裝使瀕危的民族交響樂得以保存。
如今陽春白雪的交響樂這只“舊時王謝堂前燕”，已經“飛入尋常百姓家”。為此奮鬥終生的李德倫大師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的在天之靈應感到欣慰。李老伯一生譜寫了一部輝煌壯麗的命運交響曲，他高尚的靈魂已融入屬於全人類的美妙音樂，他將永遠活在每一個景仰他的音樂愛好者心中。
李德倫老伯的大師風範山高水長！（網友：郭洪波）
（作者為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人文科學研究所特約研究員）
人民網 2001年1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