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轟動一時的中國性文化博物館因為遊客稀少和經濟拮據，而很有可能在近期關門大吉。

    日前，筆者在上海武定路1133號訪問這座私人博物館時，看到僅有一二位觀眾徘徊于其間。博物館總經理胡宏霞女士向筆者介紹，1300平方米的展廳，每月房租便要5萬元人民幣，門票收入根本不夠，大部分要靠創辦者劉達臨教授出書的版稅收入維持，已是難以為繼，“很有可能在兩三個月內關門”。

    公開展示性文物，是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進步就在這冷清的博物館中，展示著劉教授多年收藏的各種“性文物”1700多件，可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展品極為精緻，筆者看到，有一張扇子，正面打開，是幾位美貌仕女，側面展示，則是露骨的春宮圖。還有一張妓女床，是難得的收藏品。各種性崇拜物更是洋洋大觀。真要收攤，未免可惜。

    胡宏霞逐一向筆者介紹文物功用。她指著一塊已風化的、像是男性陽物的石頭説：“這是西元前3000年的文物，是我國發現最早的性工具，是那時的女人用來自慰的。”筆者還看到了青銅和水晶的人造陰莖，最奇異的，是一種雙頭的玉質陽具，是古代女同性戀者的用品。

    “女人有時碰不到男人，便用這種辦法來解決問題。在我們看來，是最自然的事情，就象牙不好要戴牙套，眼睛不好要戴眼鏡一樣。”身為醫學博士的胡宏霞説。

    在此博物館中，筆者第一次聽説，佛教的金鋼杵、寶塔，都是由男根演化而來，而墳墓是女性崇拜的反映。結婚時，男人把戒指套在女人手指上，是性交的象徵，只是時代久遠了，本意已失。

    胡宏霞稱，在文革中，中國人談性色變，要被視為流氓而被抓進公安局，而現在，性文物也可以公開展出。一些港澳同胞參觀後，連稱是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進步。

    筆者見到，在博物館門口，有吳階平、費孝通等人的題詞。

    正面傳播性知識，引導人們認識三大性行為功能胡宏霞引領筆者參觀了一張別致的清代木椅，椅下擱腳處有“月球車”似的滾輪，胡宏霞説這是一張“春宮椅”或性交椅，男人舒服地仰躺，而女子用伏姿進行性交，這時，男人的雙腳可以在滾輪上滑動，起到舒筋活血作用。

    胡宏霞説：“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對性行為功能的認識，第一，是為了快樂，第二，是為了健康，第三，才是生育。”博物館中有不少文物，比如桃子和佛像，從正面看，是中規中矩的，從反面看，則是各種性交圖。還有千姿萬態的反映性生活的雕塑。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古人對性生活的關注與興趣，以及他們的巧思。”胡宏霞説。

    她説，自1999年開館以來，已有5萬觀眾參觀博物館。有一婦女在參觀後便哭了，因為，她結婚11年來從沒有過性快樂，“我們怎麼還不如老祖宗了呢？”這位婦女説。還有一老頭，看了展覽後稱這輩子白活了。

    性文化折射社會現實不少性文物反映了社會現實。比如，有錢有勢者實行一夫多妻，他們甚至把女人的小腳形象做成酒壺和鼻煙壺，而無錢人一輩子打光棍，只好用一種特製的枕頭自慰。

    筆者還看到了一種“守貞印”，蓋在妓女臀部，以確定所屬。最駭人的是貞操帶，是一種鑌鐵傢夥，牢牢地鎖住女人的下身，“因為那時普通男人娶妻不容易，怕她跑了。這反映了性壓迫。”博物館還收集了民國十八年的一張統計圖，標明當時漢口有妓女2227人，分成四等，其中85%不識字。而漢口妓女僅佔全國9.1%。

    “中國三大醜惡，是為太監、小腳和妓女。前二者已消除，後者又死灰複燃，這裡面有深刻的社會原因。”胡説。

    與太監有關的文物也有收藏，比如，從太監墳墓中挖出的假陽具。這是太監愧對祖宗心理的反映，是真實的中華文化寫照。

    性與人口有很大關係。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進而引發一系列問題，實是因為性。在博物館中，筆者見到了一家九個孩子連褲子也沒得穿的照片。還有一張照片，反映的是20世紀30年代山西祁縣澗壑村一名九歲男孩與一名八歲女孩生下一個孩子，當時傳為奇談。

    “這裡有性早熟的生理問題，但更説明，性是有社會性的，性，是要講文化的。但現在很多人不懂得這個道理，造成了新的性氾濫。”胡宏霞説。

    前不久，北京一家媒體披露，北京一名13歲女孩生下足月嬰兒，而嬰兒的父親就是她的同班同學，令讀者吃驚不已。

    性科學啟發生理啟迪心理通過介紹，筆者了解到，中國自古已把性視為科學，相當重視性保健。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養生方》、《雜療方》和《胎産書》等都説明瞭這一點。

    胡宏霞説，“關於男女怎樣獲得性快樂以及性技巧，達到健康目的，兩千年前就有文獻，其中有不少科學道理。”館中還收藏了各種性變態的器物，胡宏霞説，對此要從心理和生理上進行科學的解釋。

    中國古代性教育也很發達，東漢的《白虎通》記載，當時有一種叫“辟雍”的貴族子弟學校，性教育便是其授課內容之一。

    在民間，性教育多以暗示方式進行。在博物館中，筆者看到了一種瓷器叫“壓箱底”，揭開蓋子，內為男女交合圖。人們平時把它置於箱底，秘不示人，女兒出嫁前夕，母即以示女，啟以夫妻之道。

    筆者還見到了一種“嫁粧畫”，實是春宮圖，女兒出嫁時，父母以此畫卷置嫁粧中，新婚夫妻把它鋪在床上，照此去做。真可謂別開生面。

    90年代有一則報道，説是有一對知識分子夫妻，結婚許久，女方不能懷孕，男方忙帶她去檢查看有沒有毛病，查了半天一切正常，醫生一問之下才明白他們還從沒有過男女之事，僅以為同睡一張床便等於“性交”。看來，古人要聰明得多。

    收集性文物頗不容易博物館的創辦者劉達臨教授1932年生於上海，祖父是光緒皇帝選定的中國第一批留日學生之一。劉本人在部隊工作了20年，復員後當過工人，後半路出家從事性學研究，終集大成，並成為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在20世紀80年代，劉達臨開辦了全國第一個性學講座和講習班，首次主持進行了全國兩萬例性調查，首次舉辦性文化展覽，首次代表中國在國際上獲性學研究獎，並首創性博物館。在國際上，他被稱作“中國的金西”。

    金西是美國動物學家，他在20世紀40年代，耗時十年，在全美進行了17000例性調查，首次披露了人類性觀念和性行為的狀況，寫出了轟動一時的《金西報告》。

    在研究性文化的過程中，劉教授開始蒐集各種性文物。“不要以為金縷玉衣才是文物，性工具同樣有寶貴的價值。”他説。

    收集的過程十分不易，首先，家人便難以理解。另外，經費是一個問題。劉達臨為購買性文物，曾賣掉了家中19世紀末中國進口的英國鐵錨牌落地大鐘、紅木傢具和其他古董。他經常寅吃卯糧，囊空如洗。

    出國時，看到流失的性文物，他便千方百計買回來，説是國家的財寶。一次錢不夠，便讓人家留著，等下次湊夠了再來買。有時實在無力購買，便止不住傷心落淚。

    就這樣，越積越多，便有了辦博物館的念頭。

    門才開了一半博物館首先是為教學方便而辦，後來，上海新世界百貨有限公司見有利可圖，便與劉達臨簽約，把博物館引入南京路步行街。當時的博物館佔地1000平方米，雙方商定，營利了共同分成，虧本了由百貨公司負擔。

    1999年9月2日，博物館開張，上海市有關部門領導前來剪綵，稱展出內容和掌握的分寸都很好。

    然而，慢慢地出現了麻煩。原來，説是在南京路上，實際上博物館入口是在距南京路約十幾米的一個支弄內，觀眾很不好找，客源越來越少。

    本來，問題不難解決，只要在交叉路口挂一個小路牌就行了。但是，有關部門堅決不同意，理由也很簡單：中華第一商業街南京路上不能出現“性”字。那麼，“生殖”兩字可不可以呢？也不行。

    對於這種結果，劉達臨其實已有預感。早在他辦性展覽時，便有人攻擊他宣傳黃色淫穢。畢竟，這是在中國。

    在這種情況下，百貨公司便打退堂鼓了。2001年4月30日，博物館只好遷出南京路，搬到了並不繁華的武定路，完全由劉一人獨資經營。

    “中國提倡健康的、科學的性開放，但就此而言，這扇大門目前才打開了一半，”劉達臨感嘆。

    “性是不可壓制的”1999年10月19日劉達臨在接受楊瀾的電視採訪時曾指出，中國幾千年文化積澱，形成了一個固定觀念，就是性是不能説的，是難為情之事，這已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據調查，中國44%的城市家庭、33%的農村家庭的夫妻，都對他們的性生活不滿意，原因之一是中國民眾對於性並不真正了解，不懂得過科學和高品質的性生活。

    北京一項最新調查結果表明，有近半數的初中生缺乏對性的基本的正確認知，也缺乏最基本的性衛生保健常識，對於“你認為有必要經常清洗性器官嗎”這一性衛生保健常識問題的回答，只有59.4%的初中生明確表示同意，還有39.3%的學生表示“不清楚”。

    劉達臨説，“性太重要了，性可以改變歷史，比如特洛伊戰爭。國外有哲學家曾説，人世間沒有第二件事比性的問題更能激動人心，更能影響人們的禍福。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對性，應該進行深入的研究。”筆者見到，在性文化博物館的門口，挂著恩格斯的一段語錄：最後終有一天，至少德國工人們會習慣於從容地談論他們白天或夜間所做的事情，談論那些自然的、必需的和非常愜意的事情……

    劉達臨説：“性是不可壓制的。”

    千龍新聞網 2001年11月0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