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頒發前沒有一點風聲,突然宣佈某某某是得獎者,這過程有點像教廷選教皇。
整整100年前的那一年,第一次頒發諾貝爾獎,文學獎的得主是法國作家蘇裏 普呂多姆,現在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誰,寫過什麼了。直至1999年,除了其中七年因戰爭或其他原因沒有評選以外,不論豐收或歉收,國際上年年都有一名作家榮獲這份殊榮。法國作家獲得最多,共有12位,羅曼 羅蘭、法朗士、柏格森等;特別二戰結束以後,差不多每隔三四年,便有一名法國作家獲獎:紀德、莫裏亞克、加繆……都是文學史上佔極多篇幅的重要人物。這固然是一種榮譽,一種認可,使獲獎者感到欣慰,全世界讀書的人也總要把他們的代表作讀上一讀。但是有識之士知道作品的真正價值必須經受時間和歷史的考驗,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斷。
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了法國作家薩特,他這個人本來氣衝霄漢,這類事不會叫他受寵若驚,反過來聲稱自己“一向拒絕來自官方的榮譽”,把獎和獎金都一口回絕了(這必然使某些人感到可惜),在諾貝爾獎歷史上這還是破天荒第一遭。以前1958年蘇聯帕斯捷爾納克也拒絕領取,這裡面有點冷戰和政治味道,另當別論。在法國乃至西方文人的心目中,作家多少是個社會叛逆,跟官方沾邊總帶點嫌疑。諾貝爾獎的誘惑力實在太大了,1926年美國作家辛克萊 劉易斯拒絕普利策獎,認為此類獎金對寫作有害,使作家“四平八穩,毫無創見”。但是1930年他又欣然接受諾貝爾獎。這兩個獎在本質上真有區別嗎?
此後36年,除了1982年一個當時誰也不太明白的克洛德 西蒙以外,再也沒有一位法國作家有幸獲得諾貝爾獎了。法國輿論至少表面看來並不計較,也沒有討論“應該不應該”而憤憤不平:“為什麼這次又不是我們!”是不是瑞典皇家學院在薩特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拿其他無辜的法國作家殺氣,或者乾脆就是在“吹黑哨”!
諾貝爾文學獎是一項國際性大獎,但是評審者都是清一色的瑞典人。瑞典皇家學院有18位院士,其中6位組成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評審委員會有遍佈全世界的“週邊”組織,這是各國大學的文學教授、作家協會領導以及學者、文學家、翻譯家,他們推薦候選人,提供候選人作品和背景資料。皇家學院內還設有專設的翻譯機構,專門翻譯評審委員會需要的資料。
每年2月1日以前推薦書和資料匯集到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這時約有兩千名候選人。每星期四下午五時起開會討論,邀請專家做報告介紹。討論到五、六月份,名單縮至五、六人,評審委員會把名單送至瑞典皇家學院每位院士手中,然後休會。院土們則在夏季閱讀這五、六人的作品,直至9月份再復會討論、投票,一般在10月份第一或第二個星期宣佈結果。去年在9月30日是個例外。
這是評選的程式,全世界非瑞典皇家學院院士或非評審核心工作人員知道的也只是程式。至於專家報告內容、意見陳述、爭論焦點,都是保密的,不得洩露,更談不上發表。諾貝爾文學獎頒布前沒有一點風聲,突然宣佈某某某是得獎者,這過程有點像教廷選教皇。法國一名記者説過一句俏皮話,從保密性和神秘性來説,英國情報處跟它相比簡直是一隻大漏斗。
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選擇範圍很廣,但也是有限度的。它不選擇已經不在人世的作家,因此像普魯斯特、卡夫卡這些死後才被公認的一代文豪,是不會得獎的。美國評論家喬治 斯特納在《紐約時報》發表過一篇文章,反響很大,但是在這點上指責諾貝爾獎有欠公允。評審委員審閱的只可能是已經出版的作品,不可能是作家尚未出版的手稿。沒有好好譯成西方大語種的作品也不容易引起注意。一種文字發展愈成熟愈奧妙也愈難譯。這樣一想也可以使某些心高氣盛的漢子心態平衡一些:“我們沒有得獎是我們的作品太難譯。”
這話是有道理的,一位法國深知中國文化的學者説,法國人讀了法譯本《紅樓夢》,怎樣也不理解中國人怎會那麼推崇這部令人讀了不懂的作品。令人讀了不懂的是譯作,不是《紅樓夢》原作,原作雖也有部分地方令人費解。譯作不佳,當然無法對原作作出正確判斷,這時放棄判斷,也理所當然,不能要求評委予以優惠評價,譯作成績40分的,給予原作80分。
斯杜爾 阿倫原是瑞典皇家學院秘書長,也負責諾貝爾文學獎工作,已于去年9月卸任退休。他在位時曾為評選工作辯護。他説評選的原則是根據諾貝爾遺囑中的“理想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瑞典嚴守中立,有人抨擊這個政策,把軍火商的惡名加在瑞典已死去多年的最著名人物身上。諾貝爾其實是個放眼全球的人道主義者,帶無政府主義傾向,旗幟鮮明反對宗教,否定現存秩序。但是什麼是諾貝爾的“理想主義”,眾説紛紜,各有各的闡述,歷年來在瑞典都有爭論。但是時光不等人,爭論不能阻止世界前進,根據這個尚未確定其定義的原則則已作出了92次評選。
在冷戰時期,在不少人看來,不但諾貝爾文學獎的文學權威性值得懷疑,它似乎還在為某一種意識形態服務。阿倫為此辯白説:“在所有的權力面前,不論是金融、政治或其他權力,我們都是絕對自主和自由的。當然有時學院作出的選擇會引起爭議,但是它的清白從來沒有成為問題。”但是他又説:“我們的決定可能附有一種政治意義,然而純然是從文學考慮的,這點大家都明白。”那麼諾貝爾獎是不是有點成為外交櫥窗?阿倫表示否定:“當然不是,諾貝爾獎不是世界盃,這樣的話諾貝爾獎就是一個失敗。最佳作家,這指的是什麼?在這個本身就是否定客觀的領域內,確定選擇標準是很困難的,從四面八方會招來各種各樣非議。比如説外交考慮。當然情況不是這樣……歷史是我們的決定的最好護照。但是我們必須在現在作出決定。”
據文學史家、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主席埃斯普馬克的看法,回顧本世紀諾貝爾文學獎,最出色的一次是1950年選擇了美國作家福克納。那時福克納在美國默默無聞,諾貝爾獎使他聲譽鵲起,他的作品憑藉這個聲譽開始在全世界産生影響,對戰後的西方文學發展道路起了歷史性的轉變作用,在法國他成為新小説派的楷模。埃斯普馬克説:“諾貝爾文學獎不應該只是一種授聖儀式,更應是推動新文學前進的一種力量。”
在無名作家中選擇天才,顯然比在有名作家中選擇,要具有更大的慧眼。
《中華讀書報》2000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