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底一直裝著一個美麗的名字———舒婷。這其中的原因很簡單，我是伴著新時期文學一起走過來的文學青年。
第一次聽到舒婷的名字是1984年，那時我尚在北京郊區的一所農村中學讀高一。記得那年的夏天，我到區文化館聽文學講座，主講老師是詩人楊煉。我從那一天起記住了舒婷等詩人的名字。次日，我從學校圖書館裏找來一摞過期雜誌，在《詩刊》上讀到了《致橡樹》和《風暴過去之後》，由於有了昨日楊煉的教誨，我讀得便十分激動，儘管是一知半解。
由於工作關係，我同很多詩人有著深厚的交往。但在我內心深處始終有個舒婷情結。美麗的舒婷，何日我才能與你相會呢？
命運註定我與舒婷有緣。今年6月中旬，《人民文學》雜誌副主編、作家肖復興打來電話邀請我月底到新疆參加’99人民文學“伊力特”杯中短篇小説頒獎活動，我一聽有舒婷，馬上感到一陣興奮，直呼天助我也。數日後，我們一行到達烏魯木齊。晚上，舒婷由《人民文學》編輯陪著翩然而至。她給我的印象很瘦小。接下來，便是我們十幾天的旅途生涯了。
依維柯旅行車在北疆的戈壁急馳著。一路上，舒婷總坐在靠近車門的座位上。她不時地回過頭來同大家説説笑笑，尤其將主攻目標放在詩人楊匡滿和雷抒雁身上。她戲稱楊匡滿為“羊滿筐”，而把大她10歲的雷抒雁稱“小雷”，叫得大家十分開心。有時，遇到較長的路途，正當大家“饑腸響如鼓”時，她會變魔術般從書包裏取出多種小食品，結果被一搶而空，肖復興給這種方式起了個好聽的名字，叫“悶頭蜜”。其實，這詞兒在北京滿不是那麼回事，不過是逗大家一笑而已。大約第三天，在我們去伊犁河谷的途中，舒婷突然問起我為什麼起個筆名叫紅孩，我有意告訴她天機不可洩露。於是，她又問我姓什麼，我説姓陳。她一聽，馬上笑著説，我先生也陳姓，看來我們可以論親戚。我問怎麼論法，她説從年齡上她可以做我的乾媽。我連説不行不行。幾年前，歌唱家耿蓮鳳就曾提出讓我認乾媽，我當時叫是叫了，可回家跟我媽一説，她死活不同意，説這不是咒她麼！想到此，我説，你姓龔（舒婷本名龔佩瑜），先生陳姓，你不過是陳龔氏而已。你怎麼能做我的乾媽呢？舒婷並不急，遂笑著改口，那你就叫我大姑。我説，叫大姑也不行，因為你不姓陳，要叫就按北方的規矩，叫你舒婷“大嬸”。這時，雷抒雁插話説，紅孩不能白叫，舒婷應該給份見面禮！聽罷此言，舒婷説給禮也不能讓你們大家看見，我要單獨給我大侄子“悶頭蜜”。從那天始，每天見到舒婷，我就張口閉口稱她舒婷“大嬸”了。只是不知她回到鼓浪嶼後將此事跟沒跟我那本家大叔講。
性格即命運。從小活潑調皮的性格，5年的插隊生活，家庭的風雲變幻，七八年的工廠體驗，使舒婷過早的走向成熟。這種成熟絕不是成年女性相對於日子的成熟，而更多的是指情感，或者説是以自己獨有的認識世界的文學情感。這點，從她早期的詩歌創作足以證明。我要説，舒婷們的出現，標誌著中國的白話詩自“五四”新文化運動、延安解放區文學後，又掀起了第三次浪潮，構成了20世紀中國新詩的燦爛景觀。
如果説舒婷大嬸的《致橡樹》是她做姑娘時的女性獨立人格的驕傲宣言，那麼她的《神女峰》則是對要求女性從一而終的封建節烈觀的背叛———
美麗的夢留下美麗的憂傷／人間天上，代代相傳／但是，心／真能變成石頭嗎／為眺望遠天的杳鶴／錯過無數次春江月明／沿著江岸／金光菊和女貞子的洪流／正煽動新的背叛／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
神女峰一向被歷代文人作為女性堅貞的化身而備受禮讚。但是，在舒婷以前，卻從未有人從女性生命的角度揭示過這一神話的悲劇性質。神話一旦擊碎為“心真能變成石頭嗎”？亙古不變的真理從此化為腐朽———“美麗的夢留下美麗的憂傷”。
這在當時引起爭議，我很欣賞舒婷大嬸當時的抉擇。儘管在全國詩歌界爭論、聲討“朦朧詩”時，我還是個小孩子。我不會忘記舒婷大嬸于1979年4月寫的那首轟動詩壇的《祖國啊，我親愛的祖國》，該詩曾被某詩歌編輯批駁為“低沉、晦澀，不符合青年女工的感受”。然而，舒婷卻深信自己對青年女工的感受最有權利：我從來認為我是普通勞動人民中間的一員，我的憂傷和歡樂都是來自這塊汗水和眼淚浸透的土地。也許你有更值得驕傲的銀鏵和杜鵑花，縱然我是一支蘆葦，我也是屬於你，祖國啊！
對於這段生活，想來舒婷大嬸會刻骨銘心的。在我們此番新疆之行，不論在首府烏魯木齊，還是在石河子、伊犁、阿勒泰，到處都有舒婷的崇拜者。雖然近幾年舒婷的散文十分看好，可眾多的文學愛好者記住的還是她早期的詩。在艾青詩歌館———石河子文聯舉辦的座談會上，有人問舒婷：我很早就讀你的《致橡樹》，請問你現在還堅持當初的觀點嗎？你現在還寫詩嗎？舒婷大嬸答：寫《致橡樹》時我像你現在一樣的年輕，帶有理想主義。我始終覺得作品就像自己的女兒，長大了，就嫁出去了。寫作對於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到現在很多年過去，仍然有姑娘跟我要橡樹，找理想的愛情，我勸她不要讓愛情綁在懸崖上。我知道，我對她們最大的滿足就是不斷地寫詩。當然，也寫散文。在伊寧市新疆生産建設兵團農四師文聯舉辦的座談會上，一個詩歌愛好者問舒婷：我從事詩歌創作20餘年，為什麼就走不出果子溝？我也注意到舒婷近年寫了不少散文，這是否意味著對詩歌的絕望呢？舒婷説，寫作是比較自願的事，它是流自心靈的東西。寫作也很痛苦，它來的時候，你無法拒絕。我很幸運，到今天仍有很多人記得我，應該感謝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我中了一個大大的彩票。詩歌是帶有自發性的民間藝術，沒有任何一種社會力量能阻止它。1996年至1997年，我寫了二三十首詩，在1998年、1999年的報刊上都以頭條發出。我熱愛詩，因為我愛美。寫散文，我認為是對語言的一種翻耕，是對語言的一種重新獲得。
舒婷大嬸愛花，她結婚的嫁粧就有20幾盆玫瑰花。在阿勒泰的小白樺森林公園，她告訴我她能將鼓浪嶼所有的花都叫出名字。從新疆回來，肖復興給我主持的副刊寫了篇小文《這裡的野花都認識我們》，他言是在喀納斯湖草地上聽舒婷隨便説一句偷來做題目的。而我則在伊犁河谷的那拉提草原為她照了一張“她在叢中笑”，權做我對大嬸的一片孝心。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0年09月26日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