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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之欲出話清史

    首都歷史學家關於纂修清史的建議得到全國歷史學界的響應。各地專家學者表示,在辛亥革命90週年到100週年之間,完成能夠與二十四史相銜接的《清史》。

    清史研究從沉寂到活躍

    1914年,北洋政府將原清廷國史館改為“清史館”,召集清朝遺老,用14年時間,修成紕漏甚多、頗遭世人詬病、不能作為正史流傳後世的《清史稿》。

    然而,在多數學者的心目中,剛剛逝去的昨天缺少歷史的厚重感,稗官野史、漁樵閒話之外,清史並不被看成一門學問。直至全國解放,清史專家仍然寥若晨星。

    清史研究真正進入繁榮時期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文革”中被苦心保存下來的清史研究力量,1978年在中國人民大學重新集結,成立清史研究所。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以戴逸、李文海等為代表的清史專家,進入了學術成熟期。大量清史論文和專著陸續發表,粗略統計僅“九五”期間代表性專著就有220部之多。被稱為未來《清史》的零部件的《清代人物傳稿》、《清史編年》、《清通鑒》等力作的問世,為清史“紀、傳、志”等部分的編寫,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清史理論框架浮出水面

    重視理論思維,加強理論建設,是新時期清史研究的重要特點。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清史學界對清代社會形態、清代思想文化、清代邊疆開發等多方面的課題,進行深入研究探討,召開全國性、國際性清史討論會數十次,新思想、新觀點層出不窮。其中尤以清代社會史和邊疆民族史較為突出。

    有關清代社會史的研究,學者們注意微觀、中觀層面的理論創新。社會史理論成果的積累,使人們的認識有所昇華:未來清史不僅要關注帝王將相,也要關注基層人物與基層社會生活,從而為紀傳體清史編纂體例的創新作了重要鋪墊。

    清史宏觀理論成果,一是明確了清王朝是中華民族成員中的邊疆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統一的全國性封建政權,清代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到了進一步鞏固和發展,這樣的認識超越了辛亥革命時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反映了歷史的本質;二是從世界近代化的視角,審視清代中國由盛到衰、由先進到落後的歷史轉折。

    清代檔案文獻基本整理有序

    我國歷史學界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治殷商史易,治清史難。”這是説清代史料浩如煙海,任何個人付出一生精力都難以卒讀。不計清人留下的大量文集、筆記、信札、稿本,僅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收藏及分散各地和塵封海外的檔案,估計就在2000萬件以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清代檔案1000多萬件,現已基本整理有序。據該館副館長鄒愛蓮介紹,至2000年12月,館藏檔案已經整理編輯出版了142種,1254冊,38015萬字,約計62萬件,佔可用檔案資料的10%左右。國史館檔案14000多件,部分是從《清史稿》人物傳中刪下而可供今人修史所用的資料。館藏8000件清朝輿圖也可供纂修清史利用。

    各地學者整理和發掘清代檔案,尤其是邊疆民族文字的檔案,用功甚勤。西藏檔案館、西藏大學圖書館整理的記錄順治召見達賴、六世班禪晉見乾隆詳情等一批藏文檔案,承德避暑山莊整理的滿、漢、蒙、藏文字的大量碑文,內蒙古學者發現滿、蒙文《清實錄》大量全文收錄了反映邊疆民族地區與清廷關係的原始文件,都為纂修清史提供了重要線索。

    近些年來,清史學者在英國國會檔案館、日本外務省檔案館,美、德、法等國檔案館,發現了大量反映清代對華關係的檔案。藏于海外的清代檔案的募購蒐求工作業已逐步展開。

    《人民日報》 2001年0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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