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原敦煌研究組組長　宋家鈺

    在“百年敦煌”的紀念熱潮中，筆者頗感缺少一種冷靜、理性反思內容。我們確有太多的人和事值得追念，但也有更多的曲折和困惑值得深思。

    我們不應為“敦煌學在日本”説感到有傷自尊，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是，在二十世紀50—70年代，我們與日本敦煌學究竟存在什麼差距？為何有這種差距？

    日本一位學者的“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之説一齣，國內一些學者深感有傷我們的自尊。雖然那位日本學者後來否認講過這個話，但日本敦煌學長期在國際敦煌學界所處的顯赫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遺憾的是，我國學術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由於與國際敦煌學界的交往幾乎斷絕、國外學者的論著在國內難於見到等原因，基本上不了解國外敦煌學界的新成果。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出版的一些有關敦煌學的歷史著作，也未能對日本學者在敦煌學上的成就給予應有的準確評介。我們不能妄自菲薄，但也不能盲目自負。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是，在二十世紀50——70年代，我們與日本敦煌學究竟存在什麼差距？為何有這種差距？

    日本敦煌學的發展，從其起點來説，大致與我國相同，都是在二十世紀的20年代以後。在30和40年代，兩國學者的研究各有所長，在某些方面，我國學者還具有優勢。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50年代以後，日本的敦煌學有了較大的發展。其突出成就是將敦煌學的研究領域從經史子集和文學作品的研究，擴大至社會歷史的研究，在經濟史、法制史、宗教史和少數民族史方面，均取得舉世矚目的成果，一部部鴻篇巨著相繼問世。這些成果，對中國古代史，特別是對魏晉隋唐歷史研究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敦煌學各研究領域中，還沒有哪一方面的研究能與日本的成果相比擬。以北魏隋唐時期的均田制研究為例，當時日本學術界認為，這是“日本東方史學界在世界上值得自豪的輝煌成就之一”。事實的確如此，他們的這項研究成果，匯聚了從三、四十年代敦煌戶籍文書的研究和50年代大谷文書中吐魯番地區給田、退田等文書的研究，從而將均田制的研究推進到一個全新的階段，為最終闡明均田制的性質和施行奠定了基礎。

    日本學者能在敦煌學上取得重大成就，主要有三個因素：從研究條件來説，他們能夠不斷地到英國、法國等地查閱原件，盡可能多地收集、發掘有用資料，編輯出版校勘精細的錄文本；從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來説，重視重大歷史問題研究與敦煌文獻研究相結合；從治學態度和學風來説，重視原始資料的整理研究與理論問題研究相結合。我們必須承認他們的成就，承認他們在一些重要領域取得的領先水準，這樣才能促進我國的敦煌學研究。

    我國學者在艱苦的條件下，為敦煌石窟考古和敦煌藝術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整體來説，在敦煌文獻的整理、綜合研究和理論研究諸方面，還非常薄弱。

    1987年筆者到巴黎考察敦煌文書時，一位法國學者説：“30多年來，在圖書館中，只看到日本、台灣等地的學者，看不到中國內地敦煌學者。”這在某種程度上説明瞭我國敦煌學落後的原因。在二十世紀50—70年代，由於西方國家的封鎖，由於國內極左思潮的干擾和十年動亂時期學術發展的中斷，導致我國敦煌學長期處於停滯和落後狀況。在此時期，我國沒有一個學者能有機會前往英法等國考察研究敦煌文書，全國除有敦煌文物研究所外，各研究機構、大學都沒有專門的研究組織。敦煌學在當時是一門冷得不能再冷的冷門。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我國敦煌學的停滯和落後是必然的。所幸的是，我國老一輩的敦煌學者，在不利條件下仍在文學語言研究和敦煌學目錄的編匯等方面作出了可貴的貢獻。尤其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老一輩專家和年輕的學者，在艱苦的條件下，為敦煌石窟考古和敦煌藝術研究作出了巨大成績。但整體來説，我國在敦煌文獻的整理、綜合研究和理論研究諸方面，都非常薄弱。即使在70年代以後，我國學者大多還是只能利用前輩學者的舊錄文和日本學者的新錄文進行研究。50—70年代，英國、法國和北京圖書館雖然都將館藏敦煌文獻製作成縮微膠捲在全世界發售，但國內能購置的單位卻屈指可數。同時，膠捲閱讀的不便以及許多文書拍攝的不清楚，仍限制了我國學者充分發揮他們的能力。最突出的例子，就是60年代初，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幾位青年學者在向達、王重民等先生指導下編輯出版的《敦煌資料》第一輯。這在國際敦煌學中是具有首創性的工作，在國內國際影響都較大。但是，由於大多沒有根據原件校對，也未充分吸收國外的研究成果，存在很多錯誤。日本學者池田溫曾發表了一篇書評，指出這些錯誤，而他正是在這本書的啟迪下，編著了他的成名巨著《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此書廣泛收錄了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文書，大多查對過原件，校錄精良，被日本學者認為是當時最精善的錄校本，國內學者也都競相引用。由此看出，我國學者不是沒有能力，也並非沒有學術遠見，但因缺少必要條件，即使有了很好的課題，也沒有做到日本學者那樣的水準。

    敦煌文獻大部分流失海外，我國僅有部分“劫余”。有人認為這不過是“唾剩之餘”，“未必實有繫於學術之輕重者”。陳寅恪先生卻有一個“大願”，希望國人能充分利用這些藏品，“內可以不負此歷劫僅存之國寶，外有以襄進世界學術于將來”。

    敦煌文獻雖然大部分流失海外，但在我國還有八、九千件（現已有16000件）可供研究的“劫余”。當年有人説：這不過是“唾剩之餘，精華已去，糟粕空存，則此殘篇故紙，未必實有繫於學術之輕重者”。陳寅恪先生曾駁斥這種淺薄的識見，他列舉若干文書，證明這些“劫余”都是有關唐代史實、佛教教義、小説文學史、詩歌佚文、學術考證的重要依據。他認為“吾國有之八千余軸，比于異國和私家所藏，又何多讓焉。”他的“大願”是：希望國人能充分利用這些藏品，“以研求問題，勉作敦煌學之預流，庶幾內可以不負此歷劫僅存之國寶，外有以襄進世界之學術于將來。”（《敦煌劫余錄序》）可惜的是，陳老當年這一殷切的“大願”，在五十年代以後未能充分實現。我國的敦煌文獻除北京圖書館所藏外，各地還有不少散藏。由於缺少資金進行保護處理，收藏單位又多視作文物，首重保存，研究利用列在其次，國內學者難於借閱。這種狀況，自然造成國內藏品的研究，遠遠落後於國外藏品的研究。

    英、法兩國收藏的敦煌文獻在國際上之所以非常著名，其藏品較精固然是重要原因，他們重視文獻的保護處理，能供學者方便借閱也是重要因素。尤其是英國國家圖書館，除投入大量經費保護、修復文獻外，其對各國學者的開放性和服務性，也很值得我們借鑒、學習。他們是第一個將敦煌文獻製成縮微膠捲在世界發售，第一個允許中國學者入館重拍文書併合作出版著作，近年又是第一個在因特網上發佈敦煌文獻。學者研究所需的照片，都是低價提供。當我們一再呼籲應將海外的國寶收歸故土的時候，是否想過怎樣先讓現有的國寶充分放出異彩，“以襄進世界之學術于將來”？

    多年前，有人提出要“奪回敦煌學中心”。近年季羨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這個主張，既體現了敦煌學已是國際之學的現實，也包含了要從世界的角度去認識敦煌學的發展之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敦煌學從落後走向發展，到目前為止，已出版的著作數百餘種。研究類著作的深度和廣度，文獻整理類的錄校和註釋，都超過以往任何時期的水準。其中不少論著在國際上具有領先水準，受到普遍重視。在敦煌學諸多成果中，最受國內和國際敦煌學界的重視和關注的，是近十來年陸續出版的敦煌文獻大型八開圖錄本，它們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獻（佛經以外部分）》（1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法藏敦煌文獻》（60冊，已出10冊）、《俄藏敦煌文獻》（已出11冊），江蘇古籍出版社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100冊，已出5冊）。各地散藏文獻，分別由各出版社出版了20余冊。這批圖錄本蒐集完備，編輯細緻，圖版清晰，印製精良，有許多文獻是收藏單位首次公佈。這是一項空前規模、異常困難的浩大工程，它的完成，不僅為中國的敦煌學，也為世界的敦煌學建立了一座具有歷史意義的豐碑。

    多年前，有人提出要“奪回敦煌學中心”。近年季羨林先生提出：“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季老高瞻遠矚的見識，博得國內外學者的普遍贊同。他的這個主張，既體現了敦煌學已是國際之學的現實，也包含了要從世界的角度去認識敦煌學的發展之意。在敦煌學這個領域，誰也不應也不可能做老大，做“敦煌學中心”。

    敦煌文獻所處時代，是我國造紙術普及、紙卷取代簡牘的時代，是雕版印刷術開始問世的時代，是中華民族為世界文明作出輝煌貢獻的時代。敦煌文獻的不朽價值和無窮魅力，就在於它反映了中華民族在此時期創造的領先世界的先進文化。它是屬於中國的，也是屬於世界的。百年敦煌學發展的歷史證明，它那廣博深厚的多學科、多語種的內容，光靠我們自己是無法全部研究透徹的，何況還有大量敦煌文獻分藏世界各地，這都需要國外學者的積極參予和密切合作。

    二十一世紀是資訊技術高速發展時代，敦煌學也必將出現更具國際性的發展趨勢。英國國家圖書館已在數年前開始實施一項在因特網上發佈敦煌文獻圖片和檢索文獻的先進工程。目前他們已將6000多張高清晰度的敦煌文獻彩色圖片送上因特網，供各國學者遠端訪問，下載使用。台灣所藏敦煌文獻，今年底也將在因特網上公佈。為迎接新世紀的敦煌學，我們需要把更多的工作投入到深層次的研究和新技術的利用上。目前我們存在大量的重復工作，不少人在作相同的文獻編目，相同的文獻錄校，甚至同期召開相同的學術會議。這種狀況非常不利於我國敦煌學的發展。日本存有相當於敦煌文獻時期的一大批古文書。他們早在1901年，也就是敦煌文獻發現的次年，就統一整理，排印成多卷本的《大日本古文書》，世界各國的大圖書館大都收藏。直到三、四十年後，才開始陸續出版竹內理三新編錄校的《寧樂遺文》、《平安遺文》等新版本。我們也應從全局出發，統籌規劃，分工協作，在新世紀中作出我國敦煌學應有的新貢獻。

    《光明日報》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