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場戰爭浩劫越來越被人遺忘或者被改寫得面目全非的時候，影片《葵花劫》的出場似乎顯得有些不同尋常。這是一部打算以“懸疑”號召觀眾、開拓市場的影片。故事的確是從一個日本人的死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兇手的調查開始的。這個不幸的事件發生在抗日戰爭即將結束的1944年，坐落于東北長白山深處的一個小火車站，副站長浩太郎突然死在淤滿血水的浴盆裏。這時，站上只有4個中國人：站長和他的妻子以及扳道工大崔和一個名叫大頭辮兒的孤兒。究竟是誰殺了浩太郎？4個中國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了嫌疑犯。

    如果僅僅從觀賞的角度，這應該是一個很有價值或者説很有“賣點”的敘事結構。但編導的更高訴求顯然不在這裡。實際上，憲兵隊對4個中國人的拷問很快就有了結果，觀眾很快就感覺到了浩太郎的痛苦，戰爭使他成了“殘疾”是一方面，而孤獨感和交流的困難更加重了他的心理壓力。對他來説，選擇自殺只是時間問題。所以，當他再次接到開赴前線的命令時，終於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如果僅僅是一部“懸疑片”，那麼，它的懸念和推理就顯得過於簡單了，編導過早地向觀眾亮了底，等於釋放了前面努力建立起來的情節張力。好在編導還別有所求，現實中民族心理的內在緊張也不允許有人把這個題材僅僅處理為“懸疑片”。敘事在這裡開始被賦予了新的意義，日本人不能接受這種“不光彩的死亡”，認為它有辱日本帝國特別是日本軍人的臉面，他們一定要讓這些中國人做替罪羊。戰爭的罪惡於是就顯現出來了。

    在這裡，編導重建歷史記憶的努力是顯而易見的。不過，編導對歷史的反思在影片中是借助“鬼子憲兵隊長”對當年罪惡行徑的懺悔來完成的。有人總是一廂情願地相信，半個世紀之後，當年的“屠夫”還在深深地為自己的罪行而懺悔。其實，這是不符合我們從現實中獲得的經驗的，時至今日，對於侵華戰爭給中國人造成的災難，日本並未表示過真正的懺悔。這多少顯得有些無奈，其實是一種現實之癢，雖不是病，癢起來還是很痛苦的。不知道《葵花劫》是否搔到了癢處，能給人們一些安慰？

    《北京青年報》 2001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