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到季羨林先生委託傅可心、高華苓兩律師“在適當時候予以公佈”的《聲明》。《聲明》是就一些作家訴吉林攝影出版社侵犯著作權案涉及的問題發表的。

    季羨林教授是已屆九十高齡的學者，江西版二十八卷本的《季羨林文集》收入的著譯，檢閱了他畢生的學術成就。他近年出版的《糖史》和《牛棚雜憶》又引起學術界和讀者界的重視。他還關注文化積累，主編了一系列的叢書。

    吉林攝影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著名作家散文經典叢書》，收入一百位健在和已故作家的作品，每人一集，絕大多數人事前並不知情，更沒有授權，構成對眾多作家作品使用權和獲得報酬權的侵犯。

    而這套書在封面、扉頁、版權頁直至廣告、包裝上多處標明季羨林主編。

    　這一共印三萬套的叢書，僅在卷末的“編輯説明”中表示“由於種種原因，未能與所有作家取得聯繫”，“由於原作者眾多且散在各地，對其作品的報酬難以一一付清”，説作者要取得報酬請與“北大谷先生”聯繫（谷先生即該書執行主編谷向陽）。而在冰心、蕭乾、張中行等多位被侵權出版的書上，其“編輯説明”題下，也儼然署名季羨林。

    在近三十位作家先後於四五月間訴諸法律後，且有傳媒報道“出版者曾聲稱版權糾紛由季老處理”云云。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季羨林先生出來説話了。

    季羨林首先明確表示：“一些作家對吉林攝影出版社的侵權行為訴諸法律，既是維護自身權益，也是就這一典型案件，提請以法律武器對著作權領域日益猖獗的違法活動予以有力打擊。我對此完全支援。這一立場不因叢書標明由我主編而有所改變。”

    接著，季羨林就挂名主編的經過作了説明。他指出，北京大學東語系谷向陽是“北大書屋”承包人，去年四五月間，曾多次通過季的助手李玉潔要出季的作品集，又當面提出請季任這套叢書的主編。季羨林讓谷在他已發表的舊作中選擇篇目編輯出版，並同意谷提出的做叢書主編的約請。

    季羨林聲明説，“在此過程中，出版此書的出版社從未與我有過聯繫，我也從未過問出版事宜，自然不可能了解出版社並未取得眾多作者授權就擅自出書的實情。直到今年四五月間，聽説有作者狀告出版社，我才知道叢書已于去年國慶出版。今年六月份谷向陽找到李玉潔，要送我那本書的樣書、稿費和主編費，李玉潔向我彙報，我讓李拒絕了。”

    關於在已出版的叢書中多冊“編輯説明”題下署名季羨林一事，季羨林《聲明》指出，“這一説明的主要內容是為推諉侵權和致酬責任預留地步。此《編輯説明》不但非我所寫，且我全不知情，這是對我姓名權和名譽權的公然侵害。對此我保留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

    看得出來，季羨林對吉林攝影出版社上述種種表現極為憤慨，對它的惡劣影響極其重視，他“希望人民法院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對此案作出公正判決，依法以足夠的力度懲處侵權行為，切實維護被侵權者的合法權益，使這次訴訟成為成功地警戒和遏制有關著作權違法活動的一個案例。”這一良好願望也符合廣大讀者和公眾的合理期待。

    令人尤其感動的是季羨林先生在《聲明》中鄭重表達的以下兩點：

    “因我挂名主編，使出版社遂行其對讀者的廣告作用和對作者的蒙蔽作用，我願承擔我應承擔的責任。”

    “但任何人以我擔任主編為名，甚至藉口對我的‘保護’，以開脫侵權者的法律責任，則是不對的，完全不符合法治精神，也是我不能接受的。”

    季羨林在這裡體現了君子坦蕩蕩的風格。這種堂堂正正的道德精神和法治精神不僅可為後人垂范，而且在現實社會政治生活中具有實踐的示範意義。例如在當前全國上下反腐敗的工作中，某些應負領導責任、用人責任以至其他責任，但怯于公開承擔責任，卻為了自我保護而實際保護了違法犯罪行為的領導幹部，是否也應該以季羨林為鏡，知所慚愧，知所惕勵，知所抉擇？！

    2000年9月7日

    《北京青年報》 2000年0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