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備受人們關注的國家大劇院設計方案的爭論，隨著中國國際諮詢公司主持的為期5天的可行性評估結束而暫時告一段落。評估期間邀請了建築、工程、聲學、音樂、舞臺等方面的40余位專家學者參與討論，其中有建築專家12人，就法國設計師安德魯的方案各抒己見，正反兩方爭論相當激烈。
據稱，中咨公司已拿出可行性研究報告報國家計委審批，不日將可出臺。國家大劇院究竟命運如何，各方均翹首以待。
中國建造國家大劇院的設想，最早是從50年代開始的。但囿于各方面的條件限制，一直沒有付諸實施。此次設計方案的招標、評選，經歷了長達兩年的時間，最終選定了被戲稱為“水蒸蛋”的法國設計師安德魯的方案。
建設部建築設計研究院總建築師、國家大劇院業主委員會成員周慶琳近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詳細介紹了國家大劇院工程歷時兩年的招標過程和中標方案的出臺的經過。
中標方案的産生過程
國家大劇院的招標工作是從1998年3月14日正式開始的，當時沒有採取公開招標的方式，而是開了一個發佈會，邀請了一些國際上著名的建築師、設計所和國內十幾家大的設計院，加上自願參加競標的，第一輪一共有44個方案參選。
1998年8月，在革命歷史博物館展出了第一輪設計方案的模型。來自世界各國的36家設計單位的44個方案接受公開評選。專家委員會由11位評委組成，其中8名中國人、3名外國人。但是，第一輪的評選結果並不理想，專家組推選出5個方案給領導小組，進入下一輪。第二輪又邀請了一些國內的設計單位，後來從14個方案中選出了3個：英國的、法國的和清華大學的。
當時在這3個方案中，法國的方案並不明顯佔優，多數評委比較看好英國的方案。英國建築師塔瑞 法若通過新技術、新材料的運用，創造出一種通透的、變換的、夢幻般的空間。他特意設計了一個近200米長的大坡道，橫貫整個休息大廳，力圖創造出一種人生舞臺的效果：只要踏進劇院，入口的大窗便將觀眾與外部世界阻隔開來，城市生活成為舞臺的幻想世界，人們在其中穿梭演繹著一幕幕聚散離合。與人民大會堂的關係採用了對比的手法，一虛一實，一個輕飄，一個厚重，採用不和諧的手法創造出一個和諧的環境。
法國設計師保羅 安德魯第一輪設計的方案是一個上邊是橢圓頂、下邊是方形的建築。第二輪競標開始，安德魯發現自己的方案並不是最有希望的一個。進入二次修改階段，他回到法國後，獨自一人開車出去，冥思苦想了幾日，終於豁然開朗：他毅然放棄了在原來方案上的修修補補，乾脆直接把一個橢圓型的穹頂坐落在水中央，線條簡潔而視覺衝擊強烈，建築其餘部分都安排在地下。二次修改後，安德魯拿出了一個全新的方案，令評委們驚嘆不已。
周慶琳説：“我剛看到這個方案的時候，第一感覺是這個想法非常獨特，像天上掉下來一顆大露珠。後來反覆體會，又琢磨出一些味道。經過多次比較之後，還是覺得這個方案是最有新意的，的確有突破，就接受了它。”
法國與清華大學合作的方案出臺之後，業主委員會在全國政協和人大的部分委員、代表中進行了一次調查，結果是67％的人贊成，25％的人反對，還有一部分人沒有表態。有趣的是，當時文藝界的人士全部投了贊成票，而建築界則一半贊成，一半反對。國家大劇院藝術委員會主任吳祖強認為，這個方案很新鮮，富於想像力，能體現出大劇院的藝術特色，作為一個國家的文化形象，它是很“稱職”的。
專家組內部當時的爭論也十分激烈，有人認為這個方案沒有中國傳統，與環境不協調。但是國外的評委更注重建築形象的創新和突破，強調這個建築應是時代的産物，應該把北京的建築創作帶上一個新的境界。從這個意義上説，安德魯的方案達到了這一目的。後來評委們聽了原設計人做的方案介紹，得出的最後意見還是贊成這一方案。國家大劇院工程領導小組、專家組、業主委員會綜合考慮之後，多數人還是支援法國的方案。最後決定採用保羅 安德魯的方案。
曾經主持設計中華世紀壇的著名建築設計師余立説，法國的這個設計最大的意義在於突破，它是一個與過去完全不同的建築，對於習慣於傳統建築樣式的中國人來説是一個很大考驗，所以決策者最終選擇了這個方案還是表現出了相當大的魄力的。這同時也説明，現在人們對傳統的設計思維模式已經厭倦了，沒有耐心等待設計者在傳統上慢慢改進，所以寧可要一個全新的東西。從對中國建築師創作思路的警示作用這一角度來説，它的示範意義也非同小可，其鮮明的個性在中國乃至當今世界都是獨一無二的，它在創新的層面上走得相當遠，這無疑是它的成功之處。
法國方案中標之後引發爭議
62歲的保羅 安德魯，是法國巴黎機場公司的首席建築師，29歲時即以設計戴高樂機場候機樓而揚名天下，在中國則因上海浦東新機場的設計為國人所知。他的設計方案被戲稱為“水蒸蛋”，極富想像力。素有“建築詩人”美譽的他，是一個非常有激情的建築師，他認為建築創作應不斷推陳出新，創作“不是去追本求源，而是永遠探索未知領域。”他認為“在一個全新的時代，用現代科學技術去重復舊有的建築模式是沒有意義的，這種行為只會阻礙發展，而我們渴望保護的文化也會因此失去生命力。”
安德魯説：“在中國國家大劇院建築內部空間設計研究的深化過程中，我們特別關注內部空間豐富多變的尺度處理，建築材料的應用和作為方案精華之一的外殼設計，建築的外殼設計算不上是技術上的突破，但它是一個巨大且充滿活力和感染力的內部空間的覆蓋物，身處其中，隨著視點不同景致始終在不斷變化。在建造過程中，還會産生許多令人興奮且需要解決的技術難題。”
業主委員會對這一方案的評價：首先，形象上的突破和創新，打破了人們通常的想像，“湖中仙閣”的意象非常有新意；第二，在總體規劃和個體設計上均比其他方案有所突破，他根據天安門廣場獨特的地域環境提出了大膽構想：把人民大會堂西側和歷史博物館東側全部作為城市綠化，形成一個大的城市花園，向南延伸到前門，使天安門廣場處於三面綠化的包圍之中，有效地改善了天安門廣場大面積花崗岩的枯燥狀況，擴大了天安門的規劃圈子，成為城市之肺。
但持不同意見的建築專家認為，巨型殼體的頂端已經高達45米，仍無法滿足舞臺上部的高度需要，設計思路是把舞臺與觀眾廳向下壓，造成舞臺臺面的高度為地下7米，基礎深達24.5米，這樣就必須挖一個很大的坑，造成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浪費。他們認為，這是一個極少見到的違反常規功能的設計。
國家大劇院佔地10公頃，建築面積17萬多平方米，整體上與人民大會堂差不多，但表面上看上去要小得多，這是因為有很大一部分建築在地下，地面上留出更多的綠地和水面，供遊人活動。這樣設計的目的是考慮到與相鄰的人民大會堂的和諧，避免造成強烈的壓抑感。它的東西軸線與人民大會堂重合，有機而完整，是浪漫與現實的結合。
劇院內部由3個主要建築組成，底層是一個有2500個座位的歌劇院，上面是一個有2000個座位的音樂廳和有兩個分別有1200個座位和520個座位的劇場。這三幢建築由道路區分開，彼此以懸空走道相連，巨大的殼體覆蓋並照亮所有的大廳和通道，自然的貝殼造型保證了它的堅固度。
“文化碰撞”：固守傳統？相容中西？還是銳意創新？
國家大劇院的設計方案在建築圈內外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論，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特色，二是與周邊環境的協調問題，三是造價開支。
回顧國家大劇院設計方案的産生經過，周慶琳説，從某種意義上來説，整個評選過程自始至終都是在東西方不同文化、不同觀點的交鋒中進行的。中國大部分評委把體現中國傳統文化、與周圍環境在形式上協調以及反映中國建築的文脈等問題的分量看得十分重要，認為這是本方案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但西方評委並不這樣認為，他們沒有把體現傳統風格、是否一看就是中國的大劇院看得那麼重要，而更注重面向未來，銳意創新。西班牙評委鮑菲爾説：“如果選不到一個歷史延伸得好的方案，寧可選一個現代的；選不到一個結合得好的，寧可要一個前衛的。”至於與周圍環境的協調問題，加拿大評委埃利克森認為，類似、相似是一種協調，而與環境徹底的不同，採用對比的手法也是一種協調。
曾參與100多位專家要求重新論證國家大劇院方案的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授彭培根認為，城市風貌需要民族的靈魂，北京的城市文脈正在消失之中，原有的城市格局和城市文脈所剩無幾，如果古城中心再來一個“未來派”外星建築，那就真是雪上加霜了。尤其是北京市這兩年來正在大力恢復這種文脈和歷史文物建築，我們應該全面配合，逐步恢復北京原有的引為自豪的特色才對。
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如何體現在大劇院的設計中，這是中外設計師們最大的分歧。國內的設計師們習慣於把“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是中國的大劇院”放在首位，而如何體現這一思路，則往往採用模擬的手法——把傳統的構件作為一種符號，原封不動或稍加變形地運用到實踐中來。比如傳統廊柱的運用，大屋頂的曲線設計，欞花窗等。
清華大學的方案在體現傳統方面是做得比較到位的一個例子，它也是最後入圍的三個方案之一。它採用了中國傳統的九宮格構圖，留出了大面積的室外空間，顏色採用中國紅和欞花窗等中國建築符號，在延續中國建築文化，保持中國特色上做積極探索。部分中國評委對這一方案大加讚賞，認為它比較集中體現了一部分人對大劇院工程設計的想法，“一看就是中國的劇院”。但國外評委卻持完全相反的意見，認為以過分追求“隱喻”和“中國特色”為先導的創作思路是有問題的，建築師應該放棄形式的追求，進而研究建築技術內涵和建築理念。
周慶琳説，在中國，今不如古的思想還相當根深蒂固，好像前人的造詣後人總是趕不上，建築上的復古主義傾向的根源也正在於此。而我們常常採用的模擬式創作手法，也與這種思想一脈相承。這方面北京是走過彎路的，給現代建築戴上一個“大屋頂”的“帽子”，用現代的高技術去做老祖宗時代的東西，這是歷史的倒退。我們必須辨證地來看待傳統，大屋頂、琉璃瓦、青磚民居，是那個時代的産物，是當時的技術條件決定的。現在早已不是木結構時代了，新技術、新材料層出不窮。站在未來的角度來看，我們今天的創造就是明天的傳統。換句話説，傳統就在我們的手下，它靠我們的不斷創造積累才能得以發展。
對於體現傳統的問題，西方人的做法是把它打碎、分解、概念性地應用，所以從形式上有時似乎看不出有什麼聯繫，仔細分析時才能體會其奧妙之處。
作為設計師，余立曾受聘于一家義大利公司參與了大劇院的初步設計，後因設計中華世紀壇而中途退出。他在肯定這一方案在形象上的突破和對中國建築業的示範意義的同時，也指出了這個方案的不足，他説：“這是一個一看就能記住的建築，的確有一種讓人眼前一亮的感覺。但是我們究竟記住了什麼？這是一個值得回味的問題。打一個比方來説，假定我們需要的是一首詩，是一個內涵豐富的、很美的東西，那麼保羅 安德魯給我們的還不能算一首詩，它更像一個個性鮮明的口號，因為它的可讀性資訊比較少，形象上的空間想像有限。與著名的雪梨歌劇院比起來，它在視覺資訊的層次上顯得不夠豐富和深刻。”
造價過高也是國家大劇院設計方案受到質疑的一個重要原因。持反對意見的觀點是：與國情不符。彭培根説，目前中國只有世界8％的國民生産總值，是美國的四分之一，如果要建一個比美國林肯中心還要貴4倍的世界最貴的大劇院，就等於讓國民負擔了所承受的16倍的費用。
編後：國家大劇院引發的中西文化碰撞和對創作新的建築形象的銳意創新的意識，遠遠超出了這個建築本身的意義。究竟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傳統，如何把握現代城市形象的塑造，怎樣提升中國建築師的設計理念，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也是國家大劇院留給我們的一個長遠話題。
《文匯報》 2000年0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