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記得奧運申辦成功的那個夜晚，我們舉國激動、興奮不已。時間流逝，彼時的興奮此時已經平淡，那個夜晚離我們越來越遠，而北京奧運的腳步卻日日逼近。

眼下，北京奧運經濟戰略正式啟動。3月初，北京市政府對外宣佈，從現在起到2008年，北京奧運設施建設等相關總投資將達1.5萬億元，消費總需求預計將超過1.5萬億元，共計3萬億元的奧運經濟市場將構成名符其實的奧運大蛋糕。4月18日至19日，“投資北京——奧運經濟市場推介會”將通過8大板塊把奧運經濟已經形成和即將形成的巨大市場商機擺在世人面前，讓全中國、全世界共同分享。

當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將主要精力投注于奧運相關賽事、基礎設施工作時，在“人文奧運”的準備上，政府又該扮演什麼角色？“人文奧運”的商機對於企業、甚至對我們每個人又意味著什麼？面對這樣百年不遇的大機遇和巨大商機，我們準備好了嗎？我們能信心十足地面對這個機遇嗎？在談到這些問題時，和奧組委有著頻繁接觸的人文奧運和文化産業專家、北京社科院首都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望舒表示憂慮：現在北京奧運籌辦期已迅速縮短到不到4年的時間，關於人文奧運我們還常常停留在初始層面上的泛泛研究，而不是“人文奧運”怎樣才能做得更好，並能拿出具體措施，這是很令人惋惜的事情。

北京醒得早起得晚

奧運會是什麼？薩馬蘭奇説，它是世界人民的文化節日。實際上，奧運會不僅是一項體育賽事，而且是一項有著高關聯度、高帶動性的國際主體文化活動。因此，奧運會最重要的就是“焦點效應”，奧運會讓人們對主辦城市的未來和前景充滿信心，引起資訊流、人才流、資金流、消費流等向主辦城市匯集，這也是奧運會帶給主辦城市和國家的最大商機。為什麼這麼多的國家白熱化地爭奪主辦權，絕對不單是為了辦賽事而辦賽事，看重的是奧運的高關聯度和帶動力，是為了使主辦城市和國家獲得快速發展。沈望舒説，在這點上，我們卻存在把握上的膚淺，注意力太多地傾斜于固定資産投資，一定程度上輕視了規劃、設計、培育産業的切入點，未能將奧運對國家關聯度和帶動力引入到産業、行業、企業的建設工作中去。由於從事文化産業研究的關係，沈望舒比較多地接觸到以前的奧申委以及現在的奧組委的工作，他説，我們的奧運籌備除了向國際奧會承諾的相關賽事、基礎設施的工作很實以外，有些工作卻很虛，主要是根據奧運會非凡的關聯度和帶動力使各個産業迅速跟進、互動聯動以及在産品和服務方面塑造世界品牌的工作不力。

奧運的高關聯度和高帶動力，對於主辦城市和國家來説，意味著這個城市和國家所有産業的發展，意味著這個國家的企業和産品的品牌化、國際化。現在，奧運機遇就在身邊，所有産業面臨奧運發展機遇，要想機不失去，必須有人來統籌它、規劃它，使行業、産業和國際性主體文化活動有個介面。沈望舒説，如果要讓文化産業借奧運機遇實現其支柱産業的成長過程，我們不能再坐而論道了，必須檢查我們有什麼文化産品，有什麼和文化消費結合的形式，有什麼讓人感知其存在的渠道，以及獲得這些文化産品、文化服務的渠道，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可是，我長年在業內做計劃、做規劃，在和10多個省市的接觸中，幾乎沒有地方和企業做過有針對性的準備。沈望舒尖銳地指出，如果辦一屆奧運會不能出現品牌行業、品牌企業、品牌産品，那麼，奧運會就還原為單純的大型體育賽事，所謂商機要麼是別人、別國的商機，要麼淪為媒體泡沫，作為主辦城市將與珍貴的一個跨越式發展機遇擦肩而過，實際所獲與應有所得相比將大打折扣。所以奧運關聯度和帶動力對於北京的意義，遠遠超過了國際奧會所關注的成功舉辦賽事和資金收支平衡的意義。

其實，北京並不缺乏前瞻性見識，與雪梨奧運會在舉辦前一年才有粗線條的籌辦規劃相比，北京在取得奧運會籌辦資格之後，很快就制定出體現城市帶動精神的總體戰略和行動計劃，這是奧運史上沒有過的。然而與上海相比卻遜色許多。上海世博會申辦成功大約10個月，便成立了集中政府權力和配置社會資源功能的、具體負責城市帶動戰略的副省級機構——世博會協調局，許多工作進入具體化軌道。而北京除了負責落實承辦賽事責任的“奧組委”，負責場館建設的“奧指辦”外，當初制定總體戰略和行動計劃公開時宣佈要成立的執行責任機構“奧協委”卻遲遲未能問世，城市帶動和産業互動處在無主管、無統籌狀態，組織工作存在領域性的缺失。沈望舒嚴肅地説，或許北京犯了“醒得早，起得晚”的毛病。

首都文化産業的必答題

面對奧運機遇，如果要想抓住奧運機遇，進而推動首都文化産業發展，必須解決好幾個問題。採訪中，沈望舒一直強調這一點。

首先，北京有能讓各國人們感知豐富多彩、底蘊深厚的中國情感的文化內容、文化産品嗎？北京有豐富的文化資源，但更多的是間接的、潛在的、不完整的、難以直接利用的文化資源。當文化內容不能很好地被感知，缺乏文化顯見性和感知度時，它就不具備“文化經濟提供物”的清晰形態，也就很難進行産業運作。因此，我們的文化內容面臨一個資源化建設的過程，以便使它成為可感知的文化，從而具備“文化經濟提供物”的清晰形態。

其次，當有了表達中國情感的文化內容、文化産品、文化服務之後，它們具備進行跨地域、跨文化交流的形式嗎？沈望舒説，應該説現在我們只有很少的項目達到了這個要求，多數項目缺少明確的市場定位，不了解實際目標市場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禁忌，沒有必要的文化內容的篩選，沒有符合國際慣例的文化消費環境和宣傳包裝，未能配備方便溝通的雙語、多語的藝術化説明。文化形式的問題給人文奧運提出了很大的挑戰。

第三，當有了人文情感濃厚、內容和形式都魅力四射的文化産品、文化服務、文化項目後，北京有讓世界便捷感知它們的存在、進而選擇和得到它們的可靠渠道嗎？沈望舒表示，就目前來説，渠道仍是中國文化産業難堪的痛。

從奧運申辦成功至今，3年多過去了，奧運籌備期迅速縮短到不到4年時間。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落實的基本上是基礎設施建設，而城市帶動卻沒有人組織和統籌，沒有人提出需求，這方面的組織工作存在領域性的缺失。沈望舒憂心地説，在城市帶動上，2004年已到了決定今後命運的生死攸關的選擇期，如果我們還不行動，還不選擇有效的行動，奧運機遇將和我們擦肩而過。(伊志友)

《中國文化報》2004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