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品市場的制假販假問題，一直是個頗令人關注的問題。尤其是近年來，贗品氾濫，假貨成災，打假呼聲空前高漲。然而，在由《收藏》雜誌主辦的“西安首屆民間收藏理論研討會”上，一直以來對民間收藏事業予以極大關注和支援的原國家文物局局長孫軼青老先生卻提出了“允許藝術商品有真有假，徹底實行自由貿易”的觀點。這一觀點的提出，立刻在與會的專家、代表中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和爭鳴。
藝術品市場還不能完全放開
潘深亮（故宮博物院古書畫部副研究員）：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四次作假高潮，即宋、明、清末和20世紀90年代以後。這四次作假高潮都是在國家經濟相對繁榮的條件下産生的。而對現在的第四次作假的高潮怎麼辦？我以為要保護民族藝術品的嚴肅性，保護藝術家的正當權益，必須堅決反對作假，採取一些有力的措施。一要加強立法；二是行政執法部門對於一貫作假、屢教不改的，要進行嚴厲打擊；三，作者本人也要採取一些防偽措施，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我的觀點和孫先生不完全一致，對於市場完全放開我還不能接受，對一些有名的作假的人，應該公開點名批評，我為《收藏》寫的文章就是這樣做的。有人替我捏一把汗，説你端掉人家飯碗會引起麻煩，但我認為我是正義的，他們是非正義的。
周倜（作家、鑒藏家）：我是收藏瓷器的，單從瓷器市場的情況來看，我認為應該堅決打假。潘家園市場原來很繁榮，可是今年回國一看，攤子比以前多了，人卻明顯的少了，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假貨更多了，一般人不敢輕易涉足。因此，我是主張要嚴管的。現在是騙子越來越多了，自己把市場給毀了。拍賣市場也存在類似的問題，但藝術品市場的“打假”問題並不那麼簡單。牛雙躍（民間收藏家）：現在的藝術品市場是魚龍混雜的市場，必須打假，但打假的關鍵在於建立健全的管理、監督機制，並以法律的形式來規範它。這是最根本的。這些問題不解決，打假永遠是句空話。我認為應該在一個健全的管理監督機制條件下，讓藝術品市場自由發展。
研究藝術商品的特殊性
盛茂柏（書畫收藏家）：聽到孫先生的觀點，我大吃一驚。對於收藏家來説，如果他們花很多錢，而買到的卻是贗品、假貨，這就極大地挫傷了他們介入市場的積極性。這也是目前藝術品市場走向低谷的原因之一。但仔細研究孫先生的發言，其實他並不是一概地反對打假。他也説了：“我不贊成在藝術品市場打假，絕不是説我贊成作假。”對於那些損人利己、詐騙錢財的行為，他也深惡痛絕。對於情節惡劣、危害嚴重的作偽詐騙者，他也認為應當依法嚴懲。
對於藝術品市場的打假問題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以學習為目的臨摹等，我們是不反對的，但對於那些牟利暴利、危害他人的違法犯罪行為，要堅決打擊、取締。
鄭理（研究員，《北京志 政府志》主編）孫先生的這篇文章是他多年來調查、體驗得出來的。因為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民間藝術品市場才剛剛發展起來，存在的問題還很多。藝術品不同於一般商品，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從宏觀上看，從改革的大環境看，從法律的角度看，藝術品市場的打假應該是一個如何管理的問題，是從機制上如何改革的問題。是一個如何立法，加強法律保護和制約的問題。是從機制上如何改革的問題。我不主張簡單地以打假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單靠這種簡單的方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歷史上的幾次作假高潮，都是在經濟相對發達的情況下出現的，為什麼？這是一個市場問題，市場有它自身的規律，單靠行政手段解決不了問題。我們應該從加強管理，從立法方面來解決，要多調查、多研究，逐步來完善我們的藝術品市場。
李雪梅（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博士）：對於藝術品市場，廣義的理解應該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攤販市場，二是商鋪市場，三是拍賣市場，對這三個市場應該有不同的管理方法和要求。對於攤販市場，它是一種自由市場，對它應該寬容一些，允許真偽並存；對於商鋪市場，則應該靠行業自律，用行業規範來約束其行為。而對於拍賣市場，則必須打假，必須有嚴格的法律法規來規範它。
關鍵是健全法規強化管理
楊才玉（陜西省文史研究館館長、《收藏》雜誌主編）：現在中國的藝術品市場還是一個無序的、處於初級階段的、低層次的市場。孫軼青先生的意見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抓住了影響和制約這個市場的癥結所在，振聾發聵，令人驚醒。要為中國的民間收藏建立一個健康的、寬鬆的、有序發展的藝術品市場，必須解決制假、販假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的解決，孫老認為，關鍵在於改革我們國家管理藝術品市場的現行政策，為那些深藏於民間的真正的古玩藝術品進入市場自由貿易、物暢其流創造條件。真的東西進不了市場，假的東西就趕不出市場，而我們現行的一些文物政策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制定的，已和文物市場的發展實際嚴重脫節，比如只能由國有文物商店壟斷經營，還有三條年限的禁令等。這就實際上堵塞了民間大量藝術品的正常出路，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予以改革。因此，關於藝術品市場打假。問題的實質，是如何規範、如何管理的問題，是法律法規的健全和完備的問題。在討論中，我希望大家都要全面把握對方的觀點，切不可斷章取義，否則就失去了討論的意義。
《文匯報》9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