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歲末，錢鐘書先生以88歲的高齡駕鶴西行，他走得安逸，走得瀟灑。但是他留給人們的卻是無盡的追憶和沉重的思考。
説來慚愧，在大學裏就偏愛現代文學，而且十分迷戀文壇掌故的我，對錢先生的一點可憐的知識，卻是在1977年馬可 波羅的故鄉威尼斯得到的。一天，在景色宜人的地中海岸邊，我和幾位知名的歐洲漢學家及他們的學生飲茶閒聊中，他們向我頻頻談起錢先生貫通中西的廣博學識及一些頗有興味的趣聞逸事，説起先生對歐洲文史哲研究的精湛與深邃，使他們西方人也望之興嘆，自愧弗如。論情理，作為先生的同胞、“同行”和後學者，在這樣的場合，本應我來扮演“主角”，事實上卻形成了“角色大轉換”，我只有呆若木雞地傾聽他們侃侃談論，那種尷尬和內心的自責和自疚，自不待言。
那年冬天我從義大利回國。次年春，幾位不太安分的同事，私下約我編纂《中國文學家辭典》，錢先生的小傳無意中落在了我的名下。我記不清事前有無約定，1979年3月11日上午，我按照馮至老給我打聽到的地址，孟孟浪浪地敲響了錢先生的大門。給我開門的是一位面色清癯、神態謙和的溫厚長者。我毫不猶豫地斷定，站在我面前的就是我要造訪的錢鐘書先生。他似乎也未對我這個素不相識的後輩青年表示驚訝和不悅，問明來由，便把我讓進客廳。説是客廳，還不如説是供他們用膳的飯廳更合適一些，除了中間放著一張略顯陳舊和古老的方桌和兩把木椅以外，房子的地面和四壁別無飾物，實在是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好在地方不大，倒也顯得整潔和清爽。錢先生給我捧來清水一杯，然後我們在桌子的兩邊，面對面地落座在兩隻硬木椅上。我先送他一本已經編好、校內印刷的辭典現代第一分冊，轉達了幾位歐洲漢學界朋友對他的問候。他告訴我，頭年9月他應漢學家蘭喬蒂（LionelloLanciotti）教授的邀請，已經去義大利參加過第26屆歐洲漢學會議，而且遊覽了水上城市威尼斯，隨即起身從裏屋取出一本義大利新近出版的教育學專業辭典，並且寫上“柏索同志存之錢鐘書贈1979年3月11日”幾個字，遞給了我。我表示意外的驚喜，竟連一個謝字也説不出來，只連忙站起接過贈物，小心地放入袋中。事過20年，我從書櫃中取出這本有他獨特簽名的贈書，在手中久久地摩挲，睹物思賢，心裏涌現出無以名狀的感念。
本來我是帶著極為單一和明確的任務去的，而且手裏攥著一紙事先擬好的“調查提綱”，按以往的慣例，也應該是寒暄過後，直奔“主題”。然而這一次卻成了例外，僵硬的答問被親切而隨意的敘談所代替。在他的黑邊眼鏡後面閃爍著的一雙睿智有神的眼眸，不時透出一種純真的童趣和童心，無形中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他向我介紹和品評了古今中外不少的名家名作；他對於俞平伯老人的廣博常識和道德文章出自內心地讚許；對於他在西南聯大的學生王佐良先生在學術上卓越成就和他們之間的師生情誼，他掩飾不住喜悅和得意。告別時，先生叮囑了我一句話：“（小傳）寫成後，一定讓我看一看。”接著，又隨口道出一句義大利的成語：“Voleree’potere（有志者事竟成）”表示對我的鼓勵，並把我讓出大門。
回校以後，我便開始了艱難的蒐集資料和編寫的工作，説是艱難，的確不假，因為以往數年風風雨雨，鬧鬧嚷嚷的中國文壇，恰恰遺忘了曾是其中一員的錢鐘書的名字，更疊不斷的新文學史著，也未留先生的點滴痕跡。經過一番鉤沉集納、反覆修改、終於擬成一篇千余字的小稿，寄給先生。我不敢疏忽懈怠，嘩眾取寵，認真做到字斟句酌、下筆謹慎，內容平實有據，務去浮詞虛語，儘量接近我心目中的先生的風格。據我的經驗，大凡把底稿送到傳主手裏，一般有以下幾種處理情形：一種是極不關心，不是原封擲還，就是渺無消息；一種是過分“認真”，認為你寫的不是他自己，索性親自捉刀，推倒原稿，另起爐灶，寄還的是類似今天推銷自我的廣告詞（此類情況當年初露崢嶸的中青年居多）。以上兩種純為極端，且少之又少；絕大多數是仔細審閱一遍，在年代和史實中如有不妥之處，商討之後，更改幾筆，唯有錢先生不屬以上兩例。他閱過我的底稿，迅速寄還，而且託人帶來口信，要我和他電話聯繫。他在電話中説，必須以他親筆更改過的為定稿，不容再改，否則，不入辭典。他的語氣那樣堅決，不留一點迴旋餘地，令我頓時語塞。展讀他的改稿，十分醒目地刪削了3處，我最不敢茍同的是他刪去了稱他為“著名學者”中的“著名”二字。20年前出於我的膚淺和全國大環境的局限，我沒有認識到他的“學術大師”和“文化崑崙”的重要地位，而根據國內外專家學者的共同評價和有識之士的口碑傳頌，稱他是“著名學者”實在是四平八穩，無可挑剔。於是，我也來了點固執己見，未徵得先生的認可，擅自保留下原稿中的“著名”二字，入了辭典。此外，我沒有想得更多，只覺得這只是體現了“錢鐘書之為錢鐘書”的獨特個性。《中國文學家辭典》現代第二分冊成書後，先是內部印刷，並當即寄奉錢先生一冊；198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公開發行，幸好先生從未對我深加追究，長久懸在我心裏的不安也漸漸地歸於平靜。
時過不久，中國文壇便空前地熱鬧起來，錢先生的新作舊著，由諸家出版部門爭先恐後地推向市場，先生的名字也在報刊影視等媒體頻頻出現，然而，如此的熱烈與火爆，又恰恰給先生平添了幾多煩惱，幾多憤激，幾多無奈，此時，先生所拒絕的就遠非那區區的“著名”二字，而是更多更多了。時至今日，我才漸漸地醒悟到，呼喚大師，不如切切實實地向大師學習，如果我們要真正地了解他，認識他，尊重他，除了他的煌煌巨著，大可不必去做什麼過多的題外文章，更不可隨心所欲地恣意炒作，在大家的心靈深處保留一個平平淡淡，乾乾淨淨，求真求實的錢鐘書，庶幾乎，錢先生在九泉之下才會處得舒適和安寧。我以為這就是錢鐘書的風格。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0年08月29日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