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王朔又推出了《美人贈我蒙汗藥》一書，此書可謂王朔一年多來罵仗之大成，從金庸到魯迅，從余秋雨到余傑，從陳凱歌到張藝謀，無論是江湖大腕、還是文壇小將，此公一個也不放過，四面出擊，大作針砭。
聰明的王朔在書中玩了個分身術———設計出一個名為老俠的談話對象，於是有守有攻、忽軟忽硬，指東打西，好不快意，好比周伯通的雙手互搏術，功擊力猛增一倍。
大眾文化的無聊、知識分子的無恥，是書中兩大命題。或許你不贊成他的恣肆和偏激，卻也不能不欣賞他“寸鐵殺人”的勇敢和機敏。我們要承認：王朔説出了很多真相，至少，他出語的巧勁與狠勁，頗能激發我們探索真相的趣味。
以下內容，節錄自書中《導演能堅持什麼》一節。
在電影圈呆過，才知道制約嚴酷
老俠：我記得你曾執導過兩部片子，都沒有通過。看來，你與別人合著弄個電影劇還能播出，等你自己真想弄個什麼片子，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弄，就不是那麼回事了。
王朔：是啊。我能退出來，我可以寫小説，誰管得著？我在裏面時最後弄得自己也沒勁兒了，太累，無聊，受委屈是活該倒楣我自找的，我最後出來是必然的。一是自己內心中已經覺得沒勁了，二是有外力迫使你退出。
老俠：換句話説，在這兒當導演拍片子就是不能是你自己，必須變著法兒迎合什麼。
王朔：必須這樣。在那過程中也許會有不舒服不滿足，覺得是不是可以拍點別的，但很難做到。這些還在其次。在與一些導演的接觸中，我感覺到他們有一種特別強烈的要生存下去的需要，就是説他們作為導演生存下來的慾望特別強。他們的生存成本多大啊。真的，很嚴酷的！一部片子砸了或通不過，你想拍下部片子就找不著錢，多少梟雄一晃而過，去年還紅得發紫，轉過年來，一炮沒打響，就下來了，作為導演的失敗。拍一部片子難死了。
這種情況，只有身處其中才能體會到那些制約的嚴酷。對那些拍迎合片子的導演，我從最同情的角度講，是被生活逼的。當然，你可以説，咱不幹成不成？有的人就説：我就不幹這個就退了。但我覺得，這種人挺少的，基本沒有。我能退出，是因為我原本就是寫小説的。
張藝謀與陳凱歌，一路投機走到現在
老俠：非要鑽進那個明明是迎合什麼的圈子嘛！説白了，不是生存問題，而是電影這一行所帶來的名聲和金錢的問題。實際上是利益。想一個人活得沒有心理壓力，有口飯吃並不那麼難。但要活得有個虛名和大把的金錢，在這兒除了投機取巧就沒有其他路好走了。
王朔：所以在這種條件下，你説電影能是個什麼東西，它不可能是個東西。你要個性化也只能是一種普遍要求中的畸形東西。整個電影都是假的，虛幻的，自吹自擂的，就從九十年代以後，中國電影就沒有好電影，只有極個別的地方、局部的有閃光的地方。現在大家都説陳凱歌的《刺秦》不好，我倒覺得還可以。雖然他的想法一開始就是錯的，但是他還要自我堅持，想從中弄出點兒個性來。這樣，他只有在這麼個情況下才能堅持個性。什麼情況呢？就是你想的要跟他的要求不謀而合了，《刺秦》裏就有弘揚中華民族精神的內容，正好與主旋律吻合。當年我們祖輩們就有一種慷慨赴死的精神，弘揚這種東西和弘揚愛國主義莫名其妙地合在一起。
老俠：你説像張藝謀、陳凱歌這樣的導演，是國內外的知名導演，都得過國際大獎，當過國際著名電影節的評委，人家還請張藝謀拍歌劇《圖蘭朵》，錢也是大把大把的。何苦不拍一部自己想拍的東西？你覺得是不是當了名導了，他們就用不著……
王朔：怎麼用不著，我説這是沒有止境的，他不會因為你説什麼就停下來。這裡還有個問題，他們早年可能也是一路投機過來的。也就是説，他們並不是早年就堅持了什麼才取得今天的成功的。那會兒時髦什麼他就拍什麼。其實和謝晉的做法大同小異，誰也沒真堅持過什麼。倒是田壯壯比較牛，他拍的電影《獵場扎撒》、《盜馬賊》，多難看的電影啊，但他説，我就喜歡，我就拍這個，你不讓我拍，別的還不拍了呢。
老俠：壯壯最後拍了個《藍風箏》，沒通過，以後他真的不再拍片子了。
王朔：對，你可以説他在某種程度上還堅持了自己。其他人，別説堅持自己的立場、堅持自己的趣味、堅持自己美學上的什麼觀點，就連最煽情的ＭＴＶ也能幹了。陳凱歌拍了一個《國旗》的ＭＴＶ，是同類ＭＴＶ中，我見過的最煽情的。
陳凱歌的電影———假大空的浪漫情懷
老俠：回頭想想，其實他們從一開始就煽情，就詩情畫意的。
《黃土地》、《紅高粱》等東西完全受八十年代最時髦的觀念所左右，他們要用一個電影概括歷史、表現全民族的生命力，所以他們從那時重視的就是大的空的概念，他們對人採取俯視的視角，居高臨下。相比之下看看台灣侯孝賢的《風櫃來的人》，拍得極為真實流暢，是中國人拍的青春片中最好看的。侯孝賢對人的關心是一種切近的具體的平等的，真正把人放在鏡頭前拍。而陳凱歌、張藝謀則是用外國電影技巧包裝虛假的浪漫情懷，我稱之為“黃土地的浪漫情懷”、“紅高粱地的浪漫情懷”，他們那個時候就在用濃烈的抒情手法撒彌天大謊。外國人來中國，大都要去看那個老古董長城，張藝謀就用電影建一座中國人的精神長城。長城是什麼？有什麼偉大的智慧可言，不就是帝王們為了睡個好覺，做完春夢，利用權力驅趕著羊群般的人進行最原始的體力勞動嗎？
王朔：陳凱歌在某種程度上也還在堅持自己的趣味，當然是在那種吻合條件下，那張藝謀呢？我倒覺得，他是一直能趕上潮走的人，手把紅旗旗不濕那種。所以，每次潮來，他都有把自己變成意識形態而又是在拍片子的能力。
老俠：張藝謀在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之所以風頭壓過其他第五代，就是他知道什麼可以流行。他的片子實際上一點也不先鋒，拋開他片子中建造虛假精神長城的大觀念不説，即便在取材上他也極為通俗，這就是他死盯住“性”，而且都是些犯忌的有刺激性的“性”。《紅高粱》是“野合”，《菊豆》是“亂倫”，《大紅燈籠》是“妻妾成群”，他想用影像誇大張揚中國人的生命力一樣地誇大、張揚性的作用。用濃墨重彩的電影技巧包裝那點可憐的硬造出來的“性高潮”。他的硬體全是流行色情小説的主題。到了“咱爹咱媽”又變成愛情的流行曲。而陳凱歌在實驗電影上走入絕境，《邊走邊唱》徹底失敗，在國際電影節上弄了個“金鬧鐘獎”，即最乏味的電影。於是他也不得不轉向通俗轉向大眾轉向主流，他曾説張藝謀走的是好萊塢主流電影的路子，而他是異端電影，永遠不會迎合主流。但他堅持不住了，於是有了《霸王別姬》，他的硬體更打人，同性戀，第一次出現在中國的電影中。名演員，陣容強大。我聽人説了這片子棒，獲了“戛納獎”，就去看了，但沒看完，看不下去，一切都那麼虛假，鞏俐和張豐毅在影片中做愛的鏡頭就更虛假。他這個勁，走到《刺秦》一點兒也不奇怪。
張藝謀———用最樸實的電影手法撒大謊
王朔：那我還覺得陳凱歌有點兒自己的東西。張藝謀最近的片子，我特別受不了的是什麼？是《一個都不能少》裏面向社會灌輸的一種觀念，我認為對中國人特別有害：你只要努力，就能收穫，一分耕耘就會有一份收穫，有志者事定成！他似乎以為別人都在變換立場，只有他一個人堅持，他覺得他自己就是這樣，堅持！那我就要問，堅持的是什麼？就是你不斷趕著潮頭在那兒幹！你不讓我這麼幹，我就那麼幹，揀你喜歡的幹，反正我就要在這兒。我就要挖，任誰也拉不住我下地，挖！
老俠：實際上張藝謀教給人的堅持是一種什麼邏輯呢？實際與主流的邏輯是貫通的。為崇高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張藝謀是為了堅持（拍電影）可以不擇手段。擴而廣之就是，為了活出一種體面，要不擇手段地堅持下去。挖達不到目的，我就刨。浪漫的詩意的濃墨重彩的鏡頭不行，我就換一種樸實的平淡的紀念片似的鏡頭。他拍的《秋菊打官司》、《一個都不能少》，全是一個樣，弄得土呵呵的，群眾演員，用最樸實最寫實的電影手法撒一個彌天大謊。秋菊也堅持，堅持到最後是公安局領導出面、市領導出面幫她解決問題，替她鳴不平。這不是胡説八道嗎？農民在現代土皇帝統治下的無奈一點兒也沒有了。他也在告訴別人：只要你堅持，就一定能有出頭之日。他只管活著，不管怎麼活，而這種不問怎麼活的活法恰好就是中國人觀念中那種“好死不如賴活著”。最可笑的是還有一位北大法學教授，拿著《秋菊打官司》論證中國法治的本土資源，反對與國際通行的法律規則接軌。把嚴肅的論證建立在一部撒謊的電影上，我就只能説這位教授的論證也是謊言，是知識上的不誠實和道德上的不負責任。
王朔：他後面那兩個更是撒彌天大謊，秋菊到最後還有個法盲的説法，《一個都不能少》那個就只有感激的份兒，社會一關懷，什麼問題都解決了。中國教育的問題決不靠什麼希望工程、幾個好心人的捐助啦、善心啦所能解決的。
老俠：最根本的問題他不觸及，就用土塊子修造真善美的長城，貌似民間關懷，實質是平庸。
王朔：好心人靠好心人，張藝謀的事業就建立在依靠好心人上。他那種土坷子式的煽情一部比一部拙劣。《一個都不能少》還是個電影，而《我的父親母親》已經不是電影了，更是彌天大謊了，一首ＭＴＶ變成了愛情絕唱，硬把ＭＴＶ的長度抻到一部影片的長度。什麼好幾十年的等待，好幾十年的鄉下過日子，多麼多麼艱難……這兩件事根本挨不到一塊兒。
不是酷愛電影，而是為了在潮流中“活著”
王朔：我覺得再沒有比在中國民間強調詩情畫意更不誠實的了。他這等於把那種風景的優美置換成所謂人性的優美，把中國農村風光的相互置換成中國人的真善美，由此建立起對民族的信心、對人類的信心、對美好生活的信心。這種置換即便作為一種藝術包裝了的宣傳也比較拙劣。而且我覺得用那麼簡單的方法做這種煽情，那我只能認為他的全部目的僅僅是為美好而美好，他也懶得費多大心思，就弄一個簡單的東西端給你。當然，有人會佩服詩情的，詩好像就是簡單。但是我覺得其實他蒙不了人，他那裏沒東西就是沒東西，他最終達到美好，除了美好的粉飾就一無所有了。
老俠：最近報紙上説張藝謀出任了一個模特大賽的評委，保不齊他哪天又玩上服裝了，也弄個張藝謀的名牌系列。現今的“腕兒們”都屬於全才型，全面開花是時代的潮流。你説一不留神沒準弄出個《紅樓夢》，但這還是你的本行，是小説。但是其他腕兒們，像趙忠祥一不留神就成了自傳作家，張藝謀一不留神就當了模特大賽評委，陳凱歌一不留神就上了國慶觀禮臺……
王朔：潮流變了，他會換的，但無論怎麼換都是為了活著。老俠：他現在活著的方式就是必須拍電影，拍著電影就是活著，他對電影真有一種狂熱的酷愛嗎？
王朔：他的生活可以説就是電影《活著》，他要是拍不成電影，我想，他會痛苦而死。所以，就是活著，可能是他的首要問題。活著，拍電影，不擇手段地拍，不擇手段地活。
《羊城晚報》 2000年0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