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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雯麗 曾經我很不自信

    被訪者:蔣雯麗

    採訪者:佟奉燕

    攝 影:李艷明

    畢業于90年代中期的蔣雯麗逐漸走紅了,先在電視劇《牽手》中演了歷經磨難的中年知識分子,後又在電影《刮痧》裏變成了中西文化衝突的焦點,現在她在《大宅門》裏做白家的千金小姐,也是戲中最傳奇的人物之一。日前,她已遠赴美國去完成她當母親的使命。

    在幾天前中國電視飛天獎的頒獎晚會上,一頭短髮的蔣雯麗綽約多姿,成了晚會的焦點。當記者在晚會現場與她坐下來談話時,她説:“你是我最後一個接受採訪的記者。”在回答記者為什麼時,她指著微微凸起的肚子笑了,於是,我們的談話就在這幸福還略帶甜蜜的氣氛中展開了。

    白玉婷這人物很神秘

    記者(以下簡稱記):你談一談《大宅門》的情況好嗎?

    蔣雯麗(以下簡稱蔣):你看了嗎?

    記:看了,可是你還沒露面呢。

    蔣:我要到二十多集才出來,前二十集是我的小侄女來演我小時候。我在戲裏演白玉婷,是大宅門家族裏的小姐,與陳寶國演一對兄妹,母親就是斯琴高娃。這個人物戲不是太多,但是她很有意思。她的行為、想法與正常人不太一樣。

    記:哪些不一樣呢?

    蔣:她從小喜歡看戲,後來愛上一個戲子,也是因為愛這個戲子,才對京劇有特別大的迷戀。後來她想嫁給這個戲子,可是家裏不同意,這個戲子也是有家小的,不能娶她,所以在怎麼都不成的情況下,她就跟這個戲子的照片結了婚,而且是終身未嫁。我覺得她這種行為在文學上、影視上都沒有過。

    記:這個人物有沒有原型?

    蔣:有。導演郭寶昌説這個人物就是他的十二姑。開拍前,郭導在做導演闡述時説,他只見過十二姑一次,他覺得這個人很神秘,從來都不接觸人。在他養父去世時,家裏邊亂糟糟的,突然大家都安靜下來了,他就看到大家都竊竊私語,門口停了一輛福特牌汽車。十二姑很有錢,分家産時就她一個,可以説她有萬貫家財,所以那時候她就有了汽車。當汽車停在門口時,就見一個一頭白髮,身著白色旗袍的老太太從車上走下來。進屋後她往椅子上一坐,拿出手絹在兩眼下邊點了兩下就走了,老太太一句話沒説,誰也不知道她真哭了沒有。

    其實我覺得老太太這個樣子就像演戲,京劇已經進入她的靈魂了。所以我覺得這個人物挺神奇的。

    記:導演選擇你演這個角色,是出於什麼考慮呢?

    蔣:最初導演想讓我演楊九紅,是個妓女,因為他看過我演的《霸王別姬》。可是我自己不想重復,另外相比較起來,這個角色更適合我一些,後來導演同意了。

    記:哪方面適合呢?

    蔣:主要是人物讓我感興趣。楊九紅那個角色寫得也非常好,但是我覺得從楊九紅身上多少能看出我們以往螢幕上都看到過的影子,像白玉婷這樣的人物我從來沒有看到過,比較獨特。

    記:獨特在什麼地方?

    蔣:我覺得還是等觀眾看了以後再説吧,別我自己説的多麼傳神,人家説什麼呀。(哈……)

    記:你與斯琴高娃、陳寶國合作時,從他們身上你學到什麼沒有?

    蔣:我與斯琴高娃在《大宅門》裏的對手戲不多,拍戲時高娃老師還不太願意我在旁邊看,她有點緊張。我與高娃老師在《日落紫禁城》也合作過,就説這部戲吧,我感覺高娃老師的戲是流出來的,那種感覺跟演出來的不一樣。

    記:你與他們在一起拍戲,覺得有意思嗎?

    蔣:挺有意思的,像陳寶國他在戲中演我哥,他除了怕我媽以外,誰都不怕,可他在妹妹面前沒脾氣。所以我們在拍戲現場準備時,也把戲裏的東西拿到戲外,互相影響,感覺很微妙。剛開始我們沒意識到這點,後來發現了,我們覺得應該發揮這點,這就是演戲當中相互碰撞出來的。比如在現場拍戲時,陳寶國為了找那種霸氣,在現場就挺兇的,別人都挺怵他的,惟獨我不怵他。有一場戲我把他叫到我屋裏來,我哭著喊著要嫁給萬攸菊,哭完了我就很平靜地説:“你走吧。”其實這句是我加的,可他馬上就跟著回應,接著我們倆就演不完了,你一句我一句,最後陳寶國説:“這兄妹倆挺神的。”演員之間這種相互刺激,創作起來有一種快感。

    記:這個戲是大腕雲集,你演戲時有沒有感到壓力?

    蔣:大腕雲集跟我關係不大,我的對手戲主要是斯琴高娃和陳寶國以及演萬攸菊的演員。這幾位我以前都合作過,我們都挺熟悉的。要説壓力就是戲中我要説京腔。我本身是南方人,普通話説得不好。可我是《大宅門》裏的千金小姐,斯琴高娃和陳寶國都是滿口京味兒,到我這不能説南方普通話,所以我經常讓他們給我糾正。除此之外,沒有太大的壓力,挺輕鬆的。

    記:你認為你的造型怎麼樣?

    蔣:我的戲是民國時期的,所以造型是30年代的樣子,我的頭髮都是用火鉗燙的。

    記:什麼是火鉗?

    蔣:就是那种老式的燙頭方法,用火爐子把鐵鉗子燒熱了,裹上紙後夾著頭髮卷。

    記:做出來的頭髮挺假的,我還以為你戴的是頭套呢。

    蔣:是我自己的頭髮,每次燙時都滋滋地冒煙。我們的造型師孫老,他們家早先在北京是開理髮館的,過去那些京劇的名角都到他那去弄頭髮,他用的東西也都是過去的,現在的燙髮技術弄不出那時的味道。我們每次弄頭髮都要弄半天。

    記:你現在為什麼剪這麼短的頭髮?

    蔣:拍完《大宅門》就剪了,我其實一直想留短髮,因為角色的需要總也剪不成。現在我想休息一段時間,所以也讓我自己如願以償一次,就把頭髮剪了。

    記:那麼説現在如果有人找你拍戲,你要拒絕了?

    蔣:(笑了)我想要到明年吧。

    京劇會改變一個人的生活習慣

    記:演這麼有個性的人物有沒有使用特別的手段?

    蔣:如果説有的話,我想就是我把京劇的東西用在她身上,包括一些動作。像她跟她母親説話時也用一句唸白,把臺詞改成唸白,跟她哥説話時最後也來那麼一點(邊説邊做著動作)。白玉婷很癡,這表現在她無時無刻都帶出來那種戲的味道,所以我加了許多這種京劇的東西。

    記:劇中有您演戲的鏡頭,用替身了嗎?

    蔣:其中有一段我穿上戲服演《紅霓關》的打戲,還拿著花槍,這段戲是貫穿始終的。因為最初她看萬攸菊演戲看的就是這段,後來她跟照片結婚,也給用上了。拍攝前導演給我找了一個京劇院的老師,第一次接觸京劇我感覺挺有意思的。因為導演最初説要用替身,我只拍近景,所以學起來也不是很用功,花槍耍得也不快。可拍攝那天,京劇院的師傅們一敲起鑼敲,嘿!我的精神頭就來了,居然花槍耍得越來越快,腳下也跟著點走起來了。大家都在底下給我叫好,師傅們都説這位原來學過,導演忙給我開脫説:“沒學過,她是個棒槌。”我根本不懂什麼叫棒槌,還説導演“你才是棒槌呢。”逗得師傅們直樂。

    記:你過了回癮,現在對京劇感興趣嗎?

    蔣:演萬攸菊的這個演員就是京劇院的,我跟他説:“你幫我請個好老師,我想學一段《貴妃醉灑》,有唱有身段的那種。”以前我離京劇這行較遠,這次雖然我沒有唱,只是做了幾個動作,可拍完之後,我想請一個老師來教我唱幾段。我發現與我合作過的朱旭、雷恪生、斯琴高娃老師,他們都非常喜歡京劇。

    記:你學京劇的時候有什麼樣的感覺?

    蔣:我覺得唸白特別好聽,也特有意思。演戲中間我跟朋友説話我都用唸白那種味兒,我的朋友都很受感染,他們説太好聽了。我也覺得説話特別溫柔,特別有女人味兒,軟軟的。想起來這段經歷真挺有趣的。

    換個戲路想演輕喜劇

    記:你對角色的塑造有什麼要求沒有?

    蔣:精彩生動。有人問我如果要你演一個12歲的小孩,你會怎麼樣?我比較忌諱演小,讓人看著不舒服,如果真需要這樣我可以,這是比較考驗演員的。大概今年會放我1998年拍的一個戲《安娜》,我從18、9歲演到102歲,跨度非常大。你説如果真的讓你遇到像《安娜》這樣具有挑戰性的角色,我能不願意演嘛。可一般來説還是願意演跟自己年齡靠近的。

    記:你覺得你最適合的角色是什麼?

    蔣:我遇到的角色不是很多,有人説我比較適合演那種往內心深處走得比較深的人物,不管她是悲是喜,比較複雜,層面比較豐富,比較人性化的。

    記:《刮痧》算不算?

    蔣:有那麼一點兒。可是這個片子重點還是在故事上,人物相對比較弱一點。我想嘗試一下不同風格的東西,演過一些沉重的片子後,我想應該換一換,因為總是掉在裏面會影響情緒(笑起來)。我記得有一次我坐火車,一個觀眾看過我演的《日落紫禁城》,他問我正在拍什麼戲,我告訴他正在拍《安娜》,然後我給他講了一下這個人物,他聽後就説:“你怎麼老演這種悲劇呀,這樣對身體不好。”我覺得他説的有道理,所以那陣子我特想演喜劇,演點輕鬆的角色。

    記:我想知道你生活中是否具備喜劇元素?

    蔣:未必生活中要具備吧。我是想開發我自己,一個人的成長過程受很多約束,一些道德啊、政治的影響,使你先天的東西不太可能發揮出來,那就得自己去發掘,但是到現在我還沒有這樣的機會。

    如果可能我想演一生

    記:你是什麼樣的性格呢?

    蔣:人的性格不是單一的,我現在也不了解我到底是什麼性格類型。我原來偏內向,現在我覺得內外都有,外向的成分偏大。演員有時候挺被動的,我不屬於那種很主動的,都是等著角色來找我,我就在這些角色中間選擇,可很多好的角色未必能想到我。

    記:現在你的事業可以説已經到了一個很高的程度,想不想再好好經營一下自己?

    蔣:我主觀上沒有去經營自己。演員就是靠演戲,靠作品來説話,在每一部作品當中學習。我這個人從來沒有什麼計劃,好像聽天由命似的。就像觀眾認識我是在《牽手》之後,如果沒有《牽手》可能觀眾就沒有機會認識我。所以我説演員很被動,有一種宿命感。

    記:你熱愛這個職業跟以前還一樣嗎?

    蔣:不一樣了。不過從事這個職業談不上熱愛,因為考上電影學院不是我主觀上要考的,是歪打正著,當演員也很突然,自己沒有做任何精神上的準備,不是從小就有的想法。我從電影學院畢業後的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都在懷疑自己是否適合做演員,我在學校就更加內向,是根本不愛説話的那種。我自己認為演員應該是熱情奔放的。畢業以後,我真的出去拍戲了,拍過幾部戲後,慢慢有了信心,我才感覺我喜歡這個職業。

    記:你説話的頻率一致,聲調不高,我感覺你的內心很平和。

    蔣:是的,大家都説我現在的心態很好。

    記:顧長衛怎麼評價你?

    蔣:我們在一起很少談工作的事情。

    記:為什麼呢?

    蔣:因為他是搞攝影的,我們不是同行,我不懂他的東西,對我的東西,他也就是憑感覺説兩句,不可能從理論上講。

    記:他的感覺對你來説是不是很重要?

    蔣:有時候會,可我的片子他都看不全。他本身也不愛説話,我們交流不多。我自己覺得首先我都是靠自己去琢磨,包括對自己懷疑的階段,我也是自己去學習,我有一個比較好的狀態,就是有上進心,一直想從別人的身上去學習。

    記:打個比方吧。

    蔣:我愛看我喜歡的外國明星的片子,看她們演不同角色時的表現。演員需要悟性,我屬於愛動腦筋,有悟性的那種吧。

    除了看各種片子以外,就是跟合作夥伴學習,跟他們聊天,像朱旭老師都70多歲了,我特愛跟他聊天。我也愛看他們演戲,多觀察多琢磨。演員靠的還是天分。

    記:你打算把演戲當作終生職業嗎?

    蔣:我主觀上想一直演下去,但能不能做到很難説。我説過我不太會經營自己,沒有去計劃未來什麼的,我沒有想那麼多,現在就是想過好每一天。

    記:你的日常生活是怎麼安排的?

    蔣:我們這個職業是階段性的,拍戲的時候就沒有什麼業餘生活,一切服從劇組的安排。拍戲以外,我儘量跟家人在一起。我父母親都在安徽,有時間就去看一看,北京就我跟長衛兩個人。其實我特別想到世界各地走一走。

    生活教會我對別人寬容

    記:在你的認識當中,你認為什麼樣的事算是挫折?

    蔣:不同的時期遇到挫折採取的心態都不一樣。小時候很小的一件事情你都覺得是個挫折,現在一件挺大的事兒也不把它當回事兒了。拿事業來説吧,別人看我可能不是很順,我自己並不這樣想,我拍的第一部戲就是《懸崖百合》,得了飛天獎的優秀女演員提名,那是在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後來我錯過了很多機會,可能是因為我的性格,不太善於跟人交流。我周圍的人以及我學校的老師總説你早就應該出來了,他們是按照我的起點來説的,認為我應該比現在更出色,當然這中間我走過的這條路不是很順的,這也叫挫折。但是雖然我沒有那樣如大家所望的那麼快出名,可我一直在演戲。我自己把這個過程當作是一個修煉。

    如果我第一部戲就紅了,會有很多片子找我,雖然這樣也不錯,但是我就少了這麼一段路程。這段路程對於一個女演員來説也是很重要的,因為你在不被人認識、不被人知道、不被人重視的情況下,你有不對的地方別人也會跟你講,你會一點點積累經驗,讓別人一點點去認識你。

    記:這樣你會不會覺得不平衡?

    蔣:有過,但是我總往好處想,我有阿Q精神,這是自己怎樣面對的問題,要調整好自己的心態。這個跟自己的經驗有關,因為自己不很順利,心理上就能承受很多東西,不把一些東西看得很重。現在事業上的事情已經不能對我有多麼大的影響,有榮譽當然好,沒有也沒關係,我不會不平衡,我可以超越了。

    生活上最大的挫折就是情感問題。如果家人有問題,家庭有問題,可能對我來説就是最大的問題。現在都很好,我覺得很幸福,如果以後真有的話,我相信隨著自己年齡的增長,到時候我也會很平靜地去對待。

    記:我身邊有與你性格很相像的朋友,他們不太會與身邊的朋友相處,你覺得你與你的朋友們相處得愉快嗎?

    蔣:我原來是很苛刻的,要求別人都要盡善盡美,弄得自己也很痛苦,找不到跟別人溝通的方式。現在不一樣,我與朋友相處得比較融洽,我不知道是如何轉變的,我想是不是應該多從別人的角度去考慮,我有時想別人也不容易,包括傷害過我的人,可能當時他是不得已,這樣你自己就容易跟別人溝通了,同時自己也變得快樂了。

    記:你什麼時候學的英語?蔣:從小就開始學,可一直學得不太好,真正有飛躍是在美國。有近半年的時間我在學校上學,我才敢張口説話了,女的學語言好的地方在於她敢説,不分場合都敢説,所以提高得很快。學英語環境很重要,把你逼到那個份上你不説不行。在美國打電話的時候,我總得説一句話就是:“My English is very poor.”我就想什麼時候我能不説這句話。現在我懷孕不拍戲,我就想好好學一學英文。

    《北京晨報》 2001年5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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