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片名叫《不快樂的不止一個》的紀錄片在北大東門旁的一個酒吧放映，這是北京的ＤＶ小組三月初的一次活動內容。片子的作者叫王芬，女性，説是１９７８年出生的，之前從未拍過紀錄片，也是初次拿起這種ＤＶ小型錄影機。片子拍的就是作者的父母，一對居住在江西一個鐵路邊的小城裏的、年約６０的夫婦分別和離家在外多年的小女兒之間“掏心窩”的話，“分別”的原因是他們只願意單獨面對女兒講自己的心裏話，其中有思念綿綿的初戀（和另一個對象的）、陰錯陽差的婚姻事實、庸常生活中的糾纏吵鬧、外遇、妒恨、相互折磨、自殺之心和動作，包括忍受這種種不幸福現狀的理由等等。

    那天放映後的反應很強烈，有人開口説其實他看完這片子開始想他的父母好像也是類似這樣，一起廝守了大半輩子但他並不覺得他們屬於幸福的一類，這之後，討論開始涉及我們父母的婚姻和幸福有多大關係。

    事後有人問我感覺這片子如何，我當時是有一堆話涌在喉頭，但能説出的只是感覺很棒。我是個製作人，而非批評家，覺得是個好東西，本能是衝上去握手，而不是矜持地退三步，打量再三，説些很高深莫測、可以有退路的話。而且像王芬這樣一個“毫無影像製作經驗”的年輕女性，衝動中拿起錄影機便拍了純屬自己的“個人家庭問題”，提供的案例是正中我們一直在談的“ＤＶ方式”真諦：一種什麼叫做真正來自於自己眼睛、出自於自己手中的“個人方式”。

    類似王芬這樣的個案之前還有過，像四年前李紅拍的到北京做工的安徽女孩《回到鳳凰橋》，兩年前出現的楊麗娜的《老頭》，拍的是她住宅小區附近的退休老人，還有去年出來但尚未廣為人知的《夜鶯》，內容是問為什麼一個父親會對自己的年幼之女痛下打手；追問沒有什麼實質性的結果，但追問産生在這種“ 私人性”的影像裏讓人難以釋懷。

    如果説感覺敏銳是詩人的一個基本要素的話，那女性就先天有這種詩人性，之前説過的王芬的片子，在父母敘述的一片灰色現實中，依然感受到一種詩意，一種在晦暗日常生活暴力中産生的詩意。這些素質，可以説我從未在那些男性影像人的作品中看到，我自己就更不用説了，雖然我還是個“前詩人”。像這類女性的片子對我們這些男性紀錄片人的打擊是重大的，應該反省我們在端著機器時，最最屬於自己眼睛的東西是否被腦門子後面一大團國家社稷歷史重任之類的迷霧給蒙蔽了。

    我一直有種感覺，一種非常“私人”的女性視覺進入記錄影像將會是中國紀錄片的福音，或者説是對那些男人們一直把持的世界是個搗亂。以前那種大機器、攝製班子的方式對女性來説好像不容易，但現在，小型的ＤＶ機來了，人手一機，想去哪就去哪，想拍什麼就拍什麼，包括可以左手抱著孩子，右手拿著機器拍，在拋棄男人對她們慣有的説教和指示之後，她們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影像讓那些以前一貫指手劃腳的男人統統閉嘴。所以女人們應該比我們這些男人更有理由歡呼ＤＶ時代的到來。前不久，有件事好像印證了這一點，是年把不見的詩人翟永明從成都來北京，見面時説她也買了臺ＤＶ機，是ＳＯＮＹ的ＶＸ２０００。相信小翟不是心血來潮，應該是有個什麼暗藏在心底的野心慫恿她這麼幹的。問她，説肯定是想拍東西，但還沒想好拍什麼。我無法想像我一直非常敬仰的詩人小翟拿起ＤＶ機之後，會弄出什麼讓我嚇一大跳的東西來。我期待著，甚至有些急不可待，因為這種現象還是來得太遲了。

    《南方週末》 2001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