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紫日》是導演馮小寧“戰爭與和平交響詩”的最後樂章。片中的故事發生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蘇聯紅軍偶然從日軍屠殺中救下一名中國老百姓：楊玉福。在將楊和傷員一起往後方轉移的途中，軍車誤入日軍軍營發生了一場激戰。楊和一位名叫娜佳的蘇聯女軍醫僥倖逃進了林區。中途他們遇見了在混戰中與大隊失散的日本少女秋葉子。為了能從茫茫林區活著走出去，三個人一起踏上了求生之路。然而，就在他們即將獲得新生的時候，秋葉子卻被瘋狂的法西斯所殺害……影片即將放映前，記者就一些影片中的問題採訪了該片導演馮小寧。

    ■表達最大多數人對於歷史共有的感覺，

    是我的創作動機

    ■記者：您認為《紫日》比您以前的戰爭題材作品有什麼突破？

    ■馮小寧：突破真談不上，人們通常習慣做橫向對比，我倒覺得縱向的對比更有意義，我比較相信“上臺階”的説法，就是把一個導演不同時期的所有作品做一個比較。《紫日》是我關於戰爭與和平這個命題的第六部作品，可以説它是對我前面這些作品的一個總結——為什麼會有戰爭？戰爭帶給人什麼？法西斯主義對於人性到底會産生什麼作用？是通過電影語言的運用，來表達我對於戰爭與和平這一主題的理解。

    ■記者：您的影片總是在思考、探討一些重大命題，作為導演您是不是肩負責任？

    ■馮小寧：多年以來，戰爭與和平，人類與環境，文明的命運，困擾著我的始終是這些大命題，我一直都以鋒芒畢露、危言聳聽的姿態在作品中大聲疾呼，口吻嚴峻讓人感覺每一個明天似乎都可能是世界末日，現在回頭看自己早年的一些作品，真有些……不堪回首。這麼多年過去，首先感覺叫囂是沒有作用的，在整個的創作與思考的過程中，倒是越來越強烈感覺到人性和精神的不可戰勝，好比“北洋水師”，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學習西方的過程中100年前的一次失敗經驗嘛，所謂“人可以被消滅，但精神不會被打敗”，表達最大多數人對於歷史共有的感覺正是我的創作動機。

    ■《紫日》是我關於“戰爭與和平”思考的一個總結

    ■記者：目前在國內，始終以影片探討戰爭與人性的導演恐怕只有您一人，您會繼續地堅持下去嗎？

    ■馮小寧：如果非要這麼講，恐怕我也只有承認。前面説過《紫日》將是我關於戰爭與和平思考的一個總結，對於這一主題的思考階段到此結束。實際上，在同一題材下創作的不同作品，是不斷苛求自我、尋求滿足感的一個過程。這總讓我想起早幾年要拍《嘎達梅林》去爬雪山的經歷——在山腳下仰望雪山，看到山頂就在那裏，等爬上去才知道只上了一個小坡，看見的那個頂還在上面很遠。爬呀爬，等到真爬上了自己看見的頂，才發現那只是高高隆起的山的鞍部，真正的頂隱沒在雲中根本看不見。

    ■記者：從《紅河谷》、《黃河絕戀》到《紫日》，都無一例外地選取了荒涼壯觀的自然景致，從西藏雪域到黃土高坡，現在又是一望無垠的內蒙古大草原，把故事放置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中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

    ■馮小寧：我是學美術出身，我始終相信電影應當給人以美的享受。所以，除了歷史背景和故事情節本身的需要，我首先考慮的就是要拍得美麗，實際上我是個唯美主義者。

    ■記者：您的“戰爭三部曲”的前兩部，每次都有很慘烈殘酷的戰爭描寫，這次《紫日》會是一樣嗎？

    ■馮小寧：會的。戰爭殘酷，而人在戰爭中掙扎求生，個人的命運幾乎完全被戰爭主宰，同時每個人又在內心交戰，充滿了敵我矛盾和人性的鬥爭。美麗與殘酷在觀眾心中産生強烈反差，這就有了美學上的意義。

    ■記者：在這部影片中蘇軍的形像是怎麼樣的？角色娜佳的意義又是什麼？

    ■馮小寧：蘇軍的形象首先就是盟友。當然，蘇軍的進入，包括這裡面抗日戰爭的背景，都只是敘述故事所需要的背景，並不是故事的主線，真正的故事是在三個人之間展開的，是關於他們三個人如何從敵人變成朋友，如何最終都成為反法西斯的戰士。娜佳的意義代表多民族的參與，實際上在宏揚主題——反法西斯無國界，世界各民族應當相互團結，彼此都應該是朋友，是兄弟姐妹。

    ■我不在乎參賽，更關注世界和平

    ■記者：中國人楊玉福在片中的身份為什麼是農民，而不是一個戰士，您在創作方面是基於什麼樣的考慮？楊玉福的角色是被拯救、被解放者，還是其他什麼？

    ■馮小寧：還是從當時中國人的大多數考慮。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大多數人是農民，而楊玉福就可以做他們的代表。他是侵略戰爭的直接受害者，不明不白地被殺害全家、從自家的地裏被擄走，本能地為了生存掙扎，心中充滿破家血仇，同時又因為人性本能不能殺害無辜，而內心飽受折磨。

    ■記者：《黃河絕戀》去年曾經參賽角逐奧斯卡，我們可以肯定地説，作為一部反對戰爭、呼喚和平的影片，其所具有的現實意義決不遜色于影片在藝術觀賞及商業娛樂方面的貢獻，那麼這一次的《紫日》是否也有在國際電影節送展參賽的打算？

    ■馮小寧：很多人以為我喜歡送去國外參賽評獎，實際上恰恰不是這樣，從來就沒有一次是我本人要求或親自送去評獎，國際電影節獎項的複雜性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我認為一個心態成熟的導演不必過分看中國際獎項。參展是另一回事。廣泛地參展可以讓更多的民族和世界範圍內的人民了解我們的影片和我們的主張，所以我當然希望這部影片可以盡可能多地去參展，去讓更多的人關注世界和平問題。

    《北京青年報》 2001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