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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佐湟自述為什麼辭職

楊光

    近日,中國交響樂團藝術總監陳佐湟先生辭職一事引起了北京新聞媒體的格外關注。人們紛紛猜測他離職的真實原因。記者有幸在他出國之前,對他有過一次長達3小時的非正式採訪,現公之於眾,以釋眾惑。

    陳佐湟説,近來,由於其他樂團成立的需要,有人針對‘國交’的一批骨幹樂手,以各種前所未聞的方式進行“挖人”工作。由於工資待遇差別太懸殊等原因,中國交響樂團三分之一樂手、近半數的聲部首席和副首席離團而去。這樣比例的人才同時流失,對於任何一個交響樂團,在藝術上都是難以承受的打擊。 “中國交響樂團這支代表中國交響音樂演奏的最高水準,在國際上已嶄露頭角,建立了良好聲譽的隊伍,現在已被拆得殘缺不全了。幾年之內很難恢復目前水準。對此,我感到十分痛心。如果有人硬要把這種做法叫做‘競爭帶來繁榮’,我不敢茍同。”

    “中國交響樂團的第一代人都是有抱負有朝氣的音樂家,一個樂團能夠在這樣短的時間內達到這樣好的一種狀態很難得。每一位團員在離開“國交”前都找我談話,他們沒有一個不哭的,他們是為了生活和各種壓力而決定離去的

    “中國交響樂團的第一代人都是有抱負有朝氣的音樂家,一個樂團能夠在這樣短的時間內達到這樣好的一種狀態很難得。他們4年來共同走過的艱難道路和取得的成績值得人們敬重。交響樂在中國的發展歷史是極短暫的,要想讓一種外來藝術在中國發展到同中國的國際地位相稱,不是4年可以做到的,更不是有錢、有好的樂器、有幾個技藝超群的音樂家就可以做到的,它還需要其他的文化因素和大的環境。所以,急功近利的態度是不利於這個事業發展的。

    “每一位團員在離開‘國交’前都找我談話,我能理解他們,理解他們出於各種考慮所作出的離開樂團的選擇,更能理解他們與樂團難分難捨的感情。當我告訴他們,作為同事和朋友,我祝他們前程更遠大時,他們沒有一個不哭的,可想而知他們是為了生活和各種壓力而決定離去的。中國交響樂團沒有那麼多錢,我們沒有辦法在音樂家的報酬和待遇上競爭,即使中國交響樂團有了很多錢,我們也不會這樣做。我對這樣的運作方式感到擔憂,這樣做的結果受損失的不是某個人,而是國家的交響樂事業。”

    “我常常想到我們這一代人在社會變革中的位置。中國交響樂團最輝煌的時刻是在10年、20年甚至是50年以後,我們今天所做的事情,就是為這個樂團最終可以攀登到最高峰而鋪路。

    “‘國交’4年來的發展速度很快,這種發展速度和周圍的環境不同步,必定會産生摩擦和碰撞。對此,我總是把它放在歷史的過程中來看,使我常常想到我們這一代人在社會變革中的位置。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時代。如果把起伏跌宕的4年放在歷史的長河中來看,我心裏頗感欣慰。我們所付出的所有努力和代價是有意義有成果的。中國交響樂團的第一代人有責任把中國交響樂事業推到一個高峰,但這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我們這第一代同中國交響樂團命運相連的人心裏很清楚,中國交響樂團最輝煌的時刻是在10年、20年、甚至是50年以後,到那個時候,我們這代人可能很少有人會在這個樂團裏,我們今天所做的事情,就是為這個樂團最終可以攀登到最高峰而鋪路,儘量讓後來者的路走得順利一點。”

    “每逢面臨重大決策,有時不得不用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勇氣去迎接挑戰。這些挑戰不僅來自外界,有時也是我們對自己的一種挑戰

    “4年當中,每逢面臨重大的決策時,我不但為我的同事鼓氣,也為自己鼓氣,有時不得不用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勇氣去迎接挑戰。這些挑戰不僅來自外界,有時也是我們對自己的一種挑戰。不論是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我所背對的千千萬萬聽眾,還是海內外關心中國文化事業發展的朋友,都對中國交響樂團寄予很高的期望。

    “期望越高,壓力也就越大。我們認真地面對每一次成功和不足,從成功中提取經驗,從不足中看到差距。就是因為有了這種執著,中國交響樂團在這4年裏培養出一批新的音樂家。他們和我在世界上見到的音樂家有一個不同點,就是這批音樂家當中的很多人懷著令人尊敬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在從事他們藝術上的追求。

    “如果講物質條件和藝術環境,中國交響樂團的音樂家們所得到的無法和國外的音樂家相比,但是他們能夠用這樣一種很執著的態度,以如此快的速度達到今天的演奏水準,其敬業精神和使命感、責任感所起的作用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陳佐湟動容地説:“從1996年組建到此時此刻,‘國交’的每一步,都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這是好事,但也有不良的影響。前些天,有些記者因採訪了幾位音樂界老前輩及我本人,對‘挖人’的無序狀況提出了看法,就被以種種‘理由’扣下未發。而一些聽來可笑的謠言卻到處流傳。凡此種種,都已離音樂和藝術太遠了。作為一個音樂家,我已無法進行正常的工作和藝術創作。”

    陳佐湟回想起4年裏1000多個日日夜夜的風風雨雨,他説:“組建一支中國自己的交響樂團是我人生的追求。從中國交響樂團成立開始,我所從事的就不止是自己對藝術的一種追求,也是對我自己的人格和良知的一種考驗。如果一個藝術家可以把自己人格和藝術上的追求同國家民族的事業結合在一起,他將獲得人生的最高境界。

    “很多人問過我為何捨棄一些優越的生活環境和條件回來做這件事,我坦誠地告訴他們,這絕對不是經過精心算計過的決定,而更多的是一種感情上的衝動和支撐。很多中國人希望中國有一支自己的職業交響樂團,我們的前輩音樂家為此努力了幾十年,我知道做這樣一件事,首先要在自己的專業和其他方面作出幾十年的準備,也深深認識到有這種準備的人,未必都有這樣的機遇。

    “面對這樣的機遇和責任,我義不容辭,沒有任何理由逃避。從組建到今天整整4年的時間中,報酬的計較、工作的時間或者其他的苦累,幾乎都在我心中消失。事情一旦做起來,擔子不是越來越輕,而是越來越重,這種感覺難以言表,只有深處其中才知甘苦。作為中國交響樂團第一代人,我和我的同事們所走過的道路既艱難又沉重。”陳佐湟説:“4年來,我沒有一絲後悔。與世界上所有音樂家相比,我覺得自己是同齡人當中最幸福的,因為我得到一次難得的榮幸和考驗。中國交響樂團從組建之初到今天,江澤民主席和許多國家領導人給予很多關心。雖然我在世界不同樂團當總監和客席指揮,但中國交響樂團始終是我生命中最重要、最動情的部分。”

    陳佐湟認為,作為一種特殊的藝術種類,交響樂在過去幾百年來,已經被視為衡量一個國家、民族文化和教育程度的一種標誌。這種藝術以它自己的一種特有的表現方式,成為幾百年來整個人類對人文精神追求的一種載體。在這個藝術品種裏面,人們昇華了他們的精神,豐富了他們的感情,也寄託了他們對最美好事物的追求。這也正是交響音樂幾百年來經久不衰的原因。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人們已經從對交響樂的崇尚、陌生轉變為願意去感受、關心,這幾年中國交響樂團成為人們街談巷議的話題就是證明。

    90年代末,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用最快的速度組建一支旨在“使全世界的炎黃子孫都為之驕傲自豪的交響樂團”,我們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照抄,中國交響樂團只能立足中國實際,盡力吸收借鑒西方成功經驗,走一條適合自己的路。這條路不但無可避免地帶有一種探索和實驗的色彩,而且自然要面臨巨大的來自各方面的挑戰。

    有這樣一張闔影——84位優秀音樂家手握心愛的樂器、指揮家陳佐湟站在樂團正中,他們全體面帶笑容注視著觀眾席。這是1996年9月6日中國交響樂團首演成功後所拍攝的照片。從那天起,中國有了自己的職業交響樂團,4年時間共演出了154套計255場音樂會;演奏了72首中國作曲家的作品;足跡遍及全國14省28市;邀請了近百位國際國內著名音樂家與音樂團合作;與著名的寶麗金(今環球)唱片公司合作錄製了一系列高品質的唱片向世界發行;出訪了德國、奧地利、英國等國家,受到評論家和聽眾的一致好評。《法蘭克福報》認為,中交樂團所有聲部都顯出簡練和準確性,以及細緻的配合和富有力度的靈活性;英國《牛津時報》著名評論家戴裏克喬勒也認為,就樂團演奏的勃拉姆斯第二交響曲而言,中交樂團應屬於全世界最偉大的樂團之列。就是這樣一支在音樂上代表中國交響樂演奏藝術的最高水準、在國際上為祖國爭光的藝術團體,在取得驕人成績的4年後,已經無法再拍一張“全家福”了。

    《生活時報》 2000年08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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