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七月，國家廣電總局和文化部聯合發佈“深化電影業改革的若干意見”，拉開了電影企業股份制試點的帷幕。由於允許部分外資進入我國的發行和放映企業，可以預見新一輪的競爭將更加慘烈。外資對極具潛力的中國市場早已垂涎三尺，而一旦進入這個領域，他們與生俱來的擴張慾望將發揮得淋漓盡致，而中國電影已經走到崖邊，如何前進？正在考驗所有的電影人。電影到底是什麼？
最近在北京電影市場上當紅的是《龍旋風》、《u－571》和《恐龍》。三部影片無一例外的刻著美國的烙印，在北京的夏季扮演著票房救世主的角色。用兩個字來概括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好看”，而這一點，正是國産影片所缺乏的。
如果讓一個三十歲的中國人描述家裏幾代人看電影的經歷，結果可能會是這樣：“我父親看過的電影屈指可數，但神奇的是，幾乎每一部影片的臺詞他都可以倒背如流，因為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裏，可看的東西就這些，所以每一個片子他都看了幾十遍；我看過的影片無法記數，但極少進電影院，因為這個年代盛行盜版，而且我還有一部糾錯性能極強的國産VCD；我兒子可能坐在美國人製造的現代化數字影院裏喝著可口可樂看著好萊塢或是迪斯尼的大片，這或許是屬於他的生活方式。”這樣的假設無法揭示齣電影的實質，但同樣可以看齣電影所具有的宣教屬性和商業屬性的分流。
新中國的電影從誕生之日起就深深地刻上了主旋律的烙印。而今，電影的功能發生了變化，“好看”與否成為影響“票房”的重要因素。電影的商業屬性被強化後，看一看好萊塢大片在中國的票房，就可以看出國産電影面臨的窘境。據稱，目前我國年産影片80－100部，但每年進口的十部大片可以壟斷總票房的三分之二，而我國入世後，引進大片的數量還要翻倍達到20部。儘管國産影片在數量上佔有優勢，但這一優勢無法轉變為票房上的勝勢。面對這種情景，資深的電影人也不禁納悶：他們熟悉的電影究竟怎麼了？國內導演在想什麼？
國內電影導演常挂在嘴邊的話是資金，這決定了影片的生存，為了籌資，許多導演儼然已是半個商人。儘管中國電影單片的成本與好萊塢動輒上億美金的投入相比微乎其微，但缺少投資商的困惑卻遠遠大於他們。藝術原本有比較恒定的認知度，但商機總顯得變幻莫測，獲得穩定投資的條件是能為投資者帶來回報，可靠的來源只能通過票房收入。確保票房的前提是要有好故事，同時你講的故事拍成的電影又能順利上市。
一位年輕導演直言：“在我們這些導演的頭腦中，都有一個‘預審查’機能，關於劇本的每個方面我們都會預先審查一遍，力爭做到心裏有數，但這樣一來，我對影片好看不好看可就心裏沒數了。”中國電影缺少人才？
中國導演要考慮的事或許太多，但很多年了，活躍著的依然是張藝謀、馮小剛、陳凱歌等“老人”，中國電影難道缺少人才？不少圈內人士認為“第六代”是被耽擱的一代。早在90年代初，“第六代”中的王小帥、張元等人的名字就經常出現在國外大大小小的電影節上，他們的電影題材異常個人化，製作粗糙，屬於純粹的藝術而絕非商業製作，被稱之為“地下電影”，最廣為人知的張元的《北京雜種》。隨著第六代從“地下”進入“體制”之內，不乏大批上乘之作，譬如《過年回家》、《洗澡》，但相比于《黃土地》、《紅高粱》，它們缺少一股年輕人爆炸性的衝擊力，缺少破土而出的熱情與活力，用張藝謀的話説，“這與他們很早涉及功利有關”，與前幾代相比，第六代缺乏閱歷和生活體驗，商業化的城市生活是他們大多數人全部的經歷，但他們並不缺乏才氣。誰在看中國電影？
國産電影票房低迷人所共知，去年的國産大片《我的1919》正式播映後，偌大的影院常常只有十幾個觀眾,門可羅雀。這樣的景象屢見不鮮。
或許與對電影的認識有關，所以有人稱中國的電影適合7－70歲的所有人觀看，導演黃建新對此存在不同看法，在他看來，“這不是好事，它使中國電影不具備應有的經典要素，所以中國電影只有一條路可以走，而別國按經典遊戲規則去製作電影的路有一百條，這樣一比，我們的途徑少多了”。適合所有人看的電影不一定是好電影，缺少特定的觀眾群體將會導致票房號召力的不足。同時也讓更多的觀眾選擇了拒絕。
與此同時，瘋狂的盜版加上昂貴票價的合力把許多人從電影院里拉了出來。有專家指出，按每人平均收入和票價的比例關係，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票價在世界上也是較高的。當然也有許多人認為，高票價與市場低迷並無關聯，他們的理由是，許多人每天花20元打車，但一年也不進一回電影院，顯然不是價格在作怪，關鍵還是片子要好。
另外一些人會這樣做：先看碟，感覺不錯再進影院，只可惜這樣的情景多數出現在進口大片身上，形成定式以後，國産影片留給人們深刻印象的只是“馮式賀歲系列”以及張藝謀等大牌導演的某部大作，除此以外的多數影片似乎還未進入人們視野就已經消失了。觀眾想看什麼？
身邊的友人提起國産片，認為要麼就是故事性不強，要麼就是缺乏感官刺激，或是沒有人文關懷，總之是缺乏商業賣點。
北京電影學院郝建教授説：“故事也是一種綜合國力，中國電影裏的故事太少了”。因為缺少故事，所以缺少觀眾。
好萊塢製造故事的手段顯然更高明，它拿走我們爛熟的“花木蘭”的故事，打上“好萊塢”的標簽後，依然能從我們手中撈取大筆的鈔票，他們很善於揣摩觀眾的心理，甚至都能達到把玩觀眾的心理的程度。
清華大學影視研究所尹鴻教授稱：“商業類型電影是一種個體宣泄、感官刺激、自由叛逆的講故事方式。誰敢投資中國電影？
北京、上海、長春電影製片廠是中國電影界的中流砥柱。長影今年上半年拍了《毛澤東與斯諾》、《美麗的白銀那》、《千萬里追尋著你》3部影片，但3部影片沒有一部是廠裏出資拍攝的。《毛澤東與斯諾》是江西省委、省政府投的資，目的是代表江西省問鼎明年的華表獎及“五個一工程”獎；《千萬里追尋著你》是哈爾濱飛機製造公司投資拍攝，帶有廣告的性質；《美麗的白銀那》是社會集資和國家撥款拍攝的。北影也定下了“低成本製作”的方向，廠長韓三平感嘆，“我們當年沒有經營任務，但現在不行，硬指標非常嚴格，一部影片資金投入加稅收加利息總共330萬，發行費100萬，430萬是硬指標”。
大廠尚且如此，中小電影製片廠幾年拍不出一部影片來的情況也就不足為奇了，市場的重重危機導致了中國電影製片業的萎縮。不少電影廠家變相賣地為生，1995年以來，在政府加大對電影投資的同時，民間投資卻在迅速減少。
據業內人士介紹，在電影業較為發達的國家，票房收入一般只佔一部電影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此外的收入則為電視等版權和後電影産品的收益，這就是海外電影投入産出的所謂“三三制”。而在我國，影片收入的絕大部分要靠票房，一旦票房冷清，投資無法回籠，投資商的利益受損，缺乏造血功能的中國電影只能慘對冷清。拿什麼賺錢？
當我們把主要的精力投向臺前時，最具有商業價值的幕後，卻被我們忽略了，而好萊塢的經驗表明，這正是最值錢的地方。
據悉，美國電影工業的總收益20％來自於銀幕行銷，80％來自於後電影産品開發，即電影相關主題産品的行銷。《星球大戰前傳》在開拍之前就已經開始賺錢，它的玩具版權由世界三家最大的玩具公司競標，僅此一項凈賺4個億，圍繞電影開發的玩具有6大系列，共200餘款，據測算其相關産品收入突破50億美元。影院票房只是電影産值的一小部分，後電影産值可能是票房收入的3－6倍，而國內僅知的行動是國産動畫片《寶蓮燈》上映後，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曾授權出品了一批主題文具，放棄這樣的增長點，將是中國電影的悲哀。
電影一向被看作是一個國家最後的文化堡壘之一，衡量一種文化能否成為文化産業，標準之一是它的生存活力，標準之二是它的文化張力。好萊塢的“東方計劃”要在東方建立影院，要用東方人拍東方的故事來征服東方的觀眾。這早已超越了商業的競爭，而形成一種真正的文化佔領。正像張藝謀所言：“面對美國大商業電影，我們最要警惕的不是哪部電影賣了多少錢，而是它將培養出一代觀眾，如果不幸，我們的年輕觀眾都被培養成只吃麥當勞、喝可口可樂的一代，其他味道都不嘗的時候，那才是悲劇真正的開始。”要避免這樣的悲劇，還需要電影人的不懈努力。
《中華工商時報》2000年7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