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一家“警察博物館”將於2001年7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這是我國繼上海“公安博物館”後興建的第二家專以展示公安幹警歷史的博物館。
3月31日下午,記者來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二層的一個辦公室,這裡是博物館的籌備辦。辦公室的櫃子上貼著“警察博物館籌備辦公室工作人員名錄”,一共有10來個人,偌大的辦公室裏卻只有幾個工作人員,一問才知道其他人都到外面收集展品去了。負責外宣工作的小姚告訴記者,從2000年1月開始到現在,已經徵集到4000多件展品了。工作人員如數家珍般向記者介紹著每一件展品,而每一件展品背後都有一個故事——有的神秘,有的艱辛,有的包藏著鮮為人知的歷史,有的是收藏者的一片心意……
一本絕密筆記
一本外表很普通的工作手冊記述了保衛工作中一件鮮為人知的事件,這是公安局原經保處處長李蒴捐獻的一個專項工作筆電。1963年,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特務情報部門對我國核研究加緊了情報竊取與破壞活動。承擔著研製原子彈爆炸試驗所需主要設備工程的李蒴和其他兩名同志融入了縝密的工作之中。
為了防止工作記錄丟失泄密,李蒴並不隨身攜帶筆電,每次開會或記錄工作情況,他都是現場記在紙上,回去後再用代碼或最簡短的語句將主要內容記錄下來再將原件銷毀。而一些絕密的數據,則根本不能在本上做任何記錄,完全憑腦子記憶。
直到1995年,經公安部有關部門確認,此項工作已解密,李蒴才將這段歷史用文字記述下來拿出來,並捐獻給了警察博物館,這無疑是一份珍貴的資料。
特殊的警號
1950年1月,新中國第一次進行了全面換裝,警察也終於擁有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墨綠色警服,而具有特殊意義的警號“戶0001”被戴在了內一分局第一派出所裏惟一一位女民警魏湘如的領子上。一轉眼,40年過去了,已回到湖南老家的她從報紙上讀到有關建立警察博物館的消息後,就急忙給當警察的兒子——崇文分局看守所副所長成大江打電話,要把自己當年身著新警服的照片寄來,讓他一定交給警察博物館,並説道:“這張照片我一直珍藏著,我覺得這是令人一生都驕傲的珍貴紀念。”老人還説等博物館開館時,一定要來北京參觀。
“皇上”的戶口
展品中有一件藏品記錄了公安民警所從事的最普通的工作——戶口登記。但這張黑白照片卻又拍下了極不尋常的一刻,因為來辦戶口的是大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 溥儀。
1956年12月9日上午,西城分局廠橋派出所戶籍辦公室裏來了兩個男人,其中一個戴著深度眼鏡、面容黑瘦的高個子老人深深向戶籍民警深鞠了一躬,然後筆直地站在辦公桌前,恭恭敬敬地捧著一張證明——“特赦愛新覺羅 溥儀通知書”,原來此人就是“大清國宣統皇帝”、“大滿洲國皇帝”、偽滿洲國戰爭罪犯溥儀。皇帝也來辦新中國的公民戶口了。
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張“DNA”圖譜
雖然“DNA”作為刑偵技術在如今已經被推廣和使用,但它的首次應用要追溯到十幾年前。1985年英國警方首先掌握這一技術並應用於案件偵破,而北京市公安局也于1989年完成了第一張“DNA”圖譜,且當年即被應用於案件偵破當中。1986年6月,北京宣武區某學校一女學生被強姦懷孕,懷疑是本校某體育老師所為,後經DNA鑒定女生體中胎兒與該體育教師有親子關係。可見“DNA”技術的應用在公安幹警的刑偵工作中起到了極大的作用,而這第一張圖譜也記錄了這寶貴的一刻。
新中國第一批女交警的“時裝”
1958年10月,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向社會招收了部分女青年,培訓後從事交警工作。她們成為新中國第一批女交警,當年11月26日,交管局首先在天安門廣場的三個崗位上派出了三名女民警試訓上崗執勤,指揮交通。當女民警們身著藍色警服,腰束皮帶,手持紅白指揮棒從容地指揮來往車輛時,她們成了長安街上一道亮麗的風景線。2001年年初,這些曾將青春奉獻于小小崗臺的老民警們都興奮地打來電話,表示要捐贈物品,並紛紛將她們當年使用過的風鏡、手爐和珍藏多年的照片送交上來,再次向人們展示新中國第一批女交警的英姿和風采。
開國大典上的工作證原10處處長李寧同志,把珍藏半個多世紀的一枚長方形綢緞“工作人員”證件,捐獻給了警察博物館。在開國大典上,天安門城樓上使用了兩種證件,一種是紅色綢緞豎式燕尾條狀貴賓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以及重要貴賓佩戴的就是這種紅色證件,這種證件上面都印有貴賓的身份;另一種為淺黃色綢緞豎式燕尾條狀“工作人員”證,警衛員、首長秘書、中央警衛處人員以及其他工作人員都佩戴淺黃色“工作人員”證。
整體上看兩種證件設計新穎,美觀大方,堪稱稀有珍品。
一本駕駛證
這是一本1940年的駕駛證,它有6頁之厚,其中包括:駕駛員基本情況、考驗記錄、審驗記錄、違章記錄等,從這些內容看,似乎與現在的駕駛員管理沒有太大的區別,而最後一項“就業及歇業記錄”卻是與現在駕駛員管理最為明顯的區別。據説到1948年底,京城內擁有汽車駕駛執照者也僅有4115人。
《北京晚報》2001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