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成就舉世矚目，成功的經驗有哪些？步入新世紀的中國又如何發展壯大自己？以“宣傳服務財政，繁榮經濟科學”為己任的經濟科學出版社語出驚人：誰來寫《中國改革經濟學》和《中國發展經濟學》，我們將斥鉅資資助出版！

    記者：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如今，購書讀書已成為許多人不可或缺的文化消費內容。人們走入書店或瀏覽圖書廣告時，對所信任的出版社出了哪些新書尤其感興趣，有人説這是在“買出版社”。經科社近年來備受讀者注目，作為經科社的總編，您能否談談，出版社要贏得讀者，主要靠什麼？

    蔣寶恩：我體會，主要是靠圖書産品的選題策劃新，編校品質高，圖書裝璜精。靠出版人找準市場定位，精心鍛造出版社品牌。眾所週知，我國出版社的名稱大多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圈”定的，從名字上你就可以看出計劃經濟體制的痕跡，但現在許多出版社已不再是按傳統業務劃分範圍出書，而是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不斷調整自己的角色定位，以贏取更大的市場份額。在這個意義上説，出版社如同企業，要贏得更多的讀者，必須按市場經濟的規律辦事，其中一個重要的路徑就是：打造自己的品牌。

    記者：您到任後，1995年當年産值躍升至4800萬元，銷售4000萬元，2000年，經科社的産值已高達1．8億元，銷售1．5億元。這一發展速度出版業鮮見。我相信，這與你“打造品牌”的主張是密不可分的。能否談談一個出版社如何打造出版品牌？

    蔣寶恩：我們的發展的確與打造品牌的文化理念是密不可分的。不過，要説明的是，取得這些成就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全社上下共同努力的結果，不能僅歸功於哪一個人的貢獻。至於説出版社如何打造自己的品牌，我們體會有如下三點。首先，要明確自己在市場中的定位，在一定範圍內逐漸形成自身的特點，然後把這一特點轉變為品牌效應。為此，選題不能雜亂，否則將在市場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是缺乏戰略眼光的表現。其次，品牌的培養要實施精品戰略。經科社在經濟類圖書中確立了四個支柱：金融、財政、經濟學、管理學，近年來在這個範圍裏逐步形成自己的特點。第三，培育品牌的關鍵在於圖書品質。品牌的形成是日積月累的結果，必須把圖書品質看作出版社的生命線。

    記者：打造品牌的結果是，經科社的效益迅速增加了。您們每年都搞一些規格很高的學術活動，尤其是每年春節前，都邀請數百位知名經濟學人在五星級酒店參加中國經濟學界春節團拜會。就我所知，這在出版界並不多見，因此有人説經科社“財大氣粗”。

    蔣寶恩：財大才能氣粗，這在道理上不錯。不過，經科社不是有了錢才來作公益事業。事實上，多年來，我們一直主張，出版社要注重經濟效益，但絕不能單純地考慮經濟效益，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例如，最近經科社給清華大學出了一套有關經濟安全問題的書。不可否認，經濟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問題，這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考慮的問題，但關心這個問題的畢竟只是少數人，因此它的市場需求量註定不是很大。可我們國家作為發展中國家又面臨著這麼一個重要問題，如果不能引起人們的充分關注，不注意解決相關的問題，就有可能引發像東南亞那樣的經濟危機。所以，決定出版這套書，確實是從社會效益出發考慮的。又比如，我們最近要花很多錢引進一套書：《世界經濟統計大全》，包括從17世紀一直到現在世界各國有文字記載的統計資料，從經濟效益方面考慮，需求量不會很大。但它能夠填補國內在這一領域的空白，對於我們走向世界、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是很有幫助的。因此，我們還是決定要出這套書。

    記者：作為一個出版人，同時又是理論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您對中國出版業的發展有何建議？

    蔣寶恩：我只是經科社的總編輯，沒資格談整個中國出版業。但我確也有幾點不成熟的想法供參考。我認為，出版業和高科技産業有很多相似之處。同樣具有知識經濟的特點，有時甚至比高科技産業更能體現知識經濟的特色。因此，出版社也必須走産學研相結合的道路，也就是必須與理論研究機構和教學單位密切結合，才能相得益彰、互相促進、共同發展。

    記者：您談的這個結合很有新意。從繁榮學術研究出發，您認為，出版社能否在一定意義上引導或者説是影響理論研究的方向？

    蔣寶恩：出版與研究是相輔相成的，不斷出新的研究成果能促進出版業的繁榮，出版業的選題策劃也能在一定意義上引導理論研究。多年來，不是説社會上有什麼，我們就拿來出版了，我們也有意識地讓作者去討論、研究某一方面的問題，一定程度上引導理論研究的方向，推動理論研究的發展。眾所週知，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在理論研究方面很有建樹，也注重創新。他曾在給韓志國先生的一部著述作序時談及：在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之外，還有一個道德調節的問題。我們見到後就約請厲教授就道德調節問題專門寫一部著述，結果這本書出版後，非常受歡迎。從造品牌角度看，出版社也受益了。

    記者：有人説，中國經濟學總不能入圍諾貝爾經濟學獎，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內出版社多不願出版那些很有學術價值但沒有市場效益的學術著述，或很好的著述不能及時推出外文版。不知您怎麼看？

    蔣寶恩：首先要説的是，中國經濟學遲遲不能入圍諾貝爾經濟學獎原因是多方面的，這裡面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是一個重要原因，單純指責中國經濟學界或中國出版界是不客觀的。其次要説的是，我們也不必把諾貝爾獎看得太重了。最關鍵的是要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們不可能去培育一些適合個別國家的經濟學説，只要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把我國改革的經驗上升到理論水準，不管能不能評上，本身就夠諾獎的水準了。作為以“宣傳服務財政，繁榮經濟科學”為己任的經科社，我們願為中國經濟學界做好服務工作。我和羅志榮副社長等社領導曾商討過兩個大題目，到目前為止依然沒有人接。一個是《中國改革經濟學》，再一個就是《中國發展經濟學》。經科社領導説話算數：誰來寫這兩本書，我們將斥鉅資資助出版。不僅如此，我們要組織最精幹的編校隊伍全力投入，出中文版的同時還要出英文版！

    《光明日報》2001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