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編一本王朔的書，想讓我寫點兒意見，把這本書給我作參考。可是讀完此書後，反而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説了，預先的疑問和想到的一些話頭都被王朔在書裏説完了。因此，不能不慨嘆王朔的聰明，他了解讀者的心態和他們想知道的是什麼，難怪此書一開版就能印到20萬冊。
事情至此，本來文章可以不寫了，可是這位朋友不答應。於是，只得勉為其難，談一點兒《無知者無畏》所涉及到的前幾年關於大眾文化、人文精神和王朔論爭中的敏感問題，也很有意思，其中也可以看到王朔本人對一些有爭議問題的解答。過去媒體所哄傳王朔的“狂話”不過是他走馬燈似的接待和利用記者所搞的 “商業操作”（《無知者無畏》中所寫“真心話”也未必毫無“商業操作”之意），其目的就是誘發人們對他作品的閱讀慾望。説王朔用自己的有爭議性為自己開闢道路。王朔知道爭議的價值，特別是當這些爭議無傷大雅、又能挑起廣大公眾的關注興趣時，它就具備了商業價值(通俗些説就是它值錢)。它不僅能給王朔、而且也能給大小媒體帶來眾多的利益。這些早已被王朔看透，所以來了一個先聲奪人，在隱居了幾年以後他突然拋出一本《無知者無畏》，就是要把別人要説的話先説了出來，把讀者的興趣都引到自己方面來，很坦誠地向公眾把自己的來歷、生活、想法、價值觀念、創作以及創作師法對象一伍一十地抖落出來。當然，這坦誠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旁人盡可置喙。但就我這個老北京來看，他的敘述是符合生活邏輯的。遠比前幾年他接待記者時所“放的狂話”要嚴肅得多，認真得多。
在談到自己作品的風格時，王朔指出，有人常把他與老舍相提關論，説是屬於“京味兒”作家，他説這種比較是“愚蠢的”。老舍所用的語言和所反映的生活是五十年前的“老北平”，而他是1949年後住在北京復興門、阜成門外的“北京移民”，用他的話説：
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四九年以後，新生的中央政權挾眾而來，北京變成像紐約那樣的移民城市。我不知道這移民的數字有多大，反正海淀、朝陽、石景山、豐臺這四個區基本上都是移民組成的……我小時候住在復興門外，那一大片地方乾脆就叫“新北京”。印象裏全國各省的人都全了，甚至還有朝鮮人、越南人，惟獨沒有一家“老北京”……我不認為我和老舍那時代的北京人有什麼淵源關係，那種帶有滿族色彩的古都習俗、文化傳統到我這兒齊根兒斬了。我的心態、做派、思維方式包括語言習慣毋寧説更受一種新文化的影響。暫且權稱這文化叫“革命文化”罷。我以為新中國成立後産生了自己的文化，這在北京尤為明顯，有跡可尋。毛臨死時講過這樣傷感的話(大意)：我誰也沒有改變，只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區。我想這改變應指人的改變。我認為自己就是這些被改變或被塑造的人中一分子。我筆下寫的也是這一路人。
王朔曾説有人懷疑他“來路不明”，這裡他把自己的來路和所接受的革命文化傳統交待得明明白白，毫無隱諱。他還進一步告訴讀者：“我認為自己是從那兒出身的，一身習氣莫不源於此。到今天我仍然感到那個地方的舊風氣在我性格中打上的烙印，一遇到事，那些東西就從骨子裏往外冒。”王朔説得很實在，作為老北京我可以證實這一點。解放前，復興門、阜成門外是一片農田、菜園和墳地，40年代末，新進城來接收舊北平的部隊和黨政機關在這裡蓋了許多大院以安頓自己和家屬。這些幹部入城之初也受到與群眾“打成一片”的教導，但其身份與本地住民不同，居住在一個院子或相近的院落，自然是彼此往來最多，也最熟悉；他們利害相關，自然要互相照應。這個社會存在的力量遠大於説教，必然會注入他們的思想意識。他們的孩子在“文革”前也自成圈子，上學時也有只收幹部子弟的寄宿學校(如“八一”、“育英”等)，與外界很少交往。他們自然有其獨特的心態，有優越感是必然的，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都與一般市民有很大差別，這些在1957年以後到70年代，尤為明顯。對此，王朔也有意識，“我覺得，像我，從小，有一種傻逼優越感，實際上後來發現，其實屁都不是。在這個國家，完全你處在一個，沒你丫什麼事，在裏頭，你純是跟著哄。”這段話是口語實錄，有些地方似乎語意不清，但是意思是很明白的。他説小時候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己會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實際上只是個“跟著哄”的蕓蕓眾生。然而，王朔要出人頭地的意識特別強，才去搞文學，寫小説掙錢，可見，最初也不像他後來説的那麼瀟灑，是“玩文學”。我想，王朔那種不被重視的感覺可能産生於80年代初，實際再過一些時日，到了80年代中葉以後，在王朔口中那些“屁都不是”的，有不少被選為“第三梯隊”，準備接班當官；更多的是下海撈錢，憑著他們的關係，輕而易舉地發了財，成為中國第一批“大款”，當然，其中也有個機遇和個人能力的問題，也有白折騰一番的。
王朔之所以要把自己的來歷述説清楚，大半與他對有些“批評文字”中説他是“痞子”有關。恕我孤陋寡聞，五十年來的文學批評和文化批評中使用“痞子”與“痞子文學”這類概念，除了對王朔外似乎還沒有第二例。王朔説最初“痞子”這個詞是激怒了他的，那時因為他認為“痞子”是屬於社會底層的，因而也就是“窮人”。這對他的優越感是個摧辱，“直到十年以後才反映過來這是一個文化稱謂”，而且，他還認為其作品“真正有價值的就是那中間的痞子精神”。這些年王朔把這看成是自己的專稱，這給他帶來了許多商業利益，因為正統的東西不吃香了，所以不被主流意識所認同的“痞子精神”，反而使得讀者大眾好奇。王朔也在反省，為什麼自己被一些論者稱作“痞子”?除了他愛使用流行于街頭巷尾的“痞化語言”之外，還在於作品的思想傾向上有著明顯的“不管不顧”和從不死硬地堅持什麼的特徵。這都是大悖于老傳統和新傳統的，是為人們看不慣的。經過了十多年的修煉，王朔有些悟到，中國主流社會的傳統也是非規範的一面，統治者道貌岸然所強調的規範，不過是人們假裝出來而要別人遵行的而已。王朔認為作為“痞子”的對立面是偽君子、衛道士，他們對於文化和文學的規範都靠不住，這種假規範與“痞子”的非規範實際上沒多大差別，後者還多了幾分真誠。批評家們老説王朔小説中的“頑主”(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詞是在70年代初，流行于“玩鬧”的孩子中，“頑主”似乎比“玩鬧”高了一級。比如“玩鬧”是一般打擂的，“頑主”就是“擂主”)類型的人物是“痞子”，似乎很難坐實，因為他們也沒像《水滸傳》中牛二那樣為害一方，成為地方的蠹蟲。而王朔對這些形象頗為鍾愛，用他話説“頑主”們是“社會主義新人”，不管我們是否喜歡這些人物，就其産生的時間和空間來看王朔的話是很難反駁的。
當政治的優越感逐漸消失了，“貴族精神”又沒有培養出來，發現家裏也只有“50年代配給的笨重的木傢具”，而其他階層的人們都在奮力掙錢，這對“大院兒”裏的第二代們是個很大的刺激。王朔也説“趕上現在，後來就，你可以靠自個兒活著，你説你怎麼證明呢?那你必須，肯定掙錢是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説我不能比你沒錢，錢其實能給人帶來很大自尊。”這大約是許多人心中所想的，但是誰也不肯像王朔説得這樣坦率，起碼在我們那代人是這樣。
當然，這敘述裏也許有故意貶損自己的成分在內。自我貶抑，也是王朔小説和言論裏很顯眼的一個特點，有人説這也是“痞氣”的一種表現。王朔説，這是從他的一個朋友那裏學來的。
付緒文是那種口無遮攔的人，有點拿人不當人，也不拿自己當人。不管説誰説什麼先把自己墊腳底下，踩著自己説話，所以無論他的話怎麼過分，別人也不好説什麼，這倒也獲得一種自由表達的特權。
似乎這與阿Q的“自輕自賤”有點兒關係，但了解北京傳統的人都知道，老北京也出這類人。他們能言善辯，很會損人，但他們也不放過自己，説別人時先把自己饒上。至於吃“開口飯”的藝人們更是如此，他們謙和，總是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上，但是，對損害他們利益的人，他們會用極刻毒的語言報復。王朔的尖刻畢竟還沒有流於市井，停留在文字表達所允許的範圍之內。他之所以如此，正如他多次説的自己是“吃狼奶長大的一代”，是憋了一肚子氣來的。關於知識分子
評論界對王朔議論最多的就是對知識分子的態度。他對知識分子，特別是對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我也屬於這一代)的搞社科、人文研究教學和從事文藝創作的知識分子多不恭之詞。《無知者無畏》也用調侃的口吻寫道：
“精神貴族”這個詞，大家都往自己腦袋上套，其實包括他們自己好多人只不過是“精神資産階級”。貴族是什麼?是躲在家裏，凡人不理，不追求進步，專做歷史潮流的反動分子的那種人。以天下為己任，干預社會，哭著喊著給大夥指道，專門攢出一個詞管自己叫“知識分子”並小心翼翼地解釋“這就是社會良心”的，都是資産階級興起時的做派。……“精神資産階級”是賺來的，上學，頭懸梁錐刺骨，學別人的書聽別的人話照別人的指示辦事，一猛子紮好幾十年，最後把人家的東西當成自己的了。我在這兒先就一刀切了，凡是念過大學的，都算。
對於頭幾年人文精神討論中五六十年代的一些知識分子錶現王朔説得十分刻薄：
這大都是沒放過洋的，一輩子窩在中國的大學裏，做學問也沒個正經學問，倒楣的事，一件沒拉，上頭趕不上那些民國老人，下頭這批留學歸來的小的又踢著屁股攆上來，雖有一群門下弟子環繞吹捧，自己心裏明鏡似的，還是不靠譜，凈剩著急了。這些人對中國文人這些年先為主流意識形態所制，後被市場經濟所壓生存空間越來越窘困，感受最切膚，也不敢犯上，一腔怒火都噴向所謂市場經濟大潮興起的拜金主義，具體到文學創作和影視作品就是“人文精神喪失”和“躲避崇高”，就是“媚俗説”，“投降説”。
關於知識分子的命運、地位等問題我也想過，何況我也是60年代大學畢業生又在社會科學研究單位工作。李澤厚在70年代談到40年代到60年代知識分子特點時用七個字來概括：“知識少而懺悔多”，並講到這是因為他們在長期的外力和內力的壓力下形成的。當時，我讀到這些文字時，不由得引起內心的激蕩，但細一想，李澤厚所言不誣。不論從知識結構和作人原則，從總體上來説都是不如“民國老人”的，當然，這是由社會環境決定的。關於“社會良心”這一點，所謂“社會良心”與古代的遊俠有一致之處，他們是社會正義的承擔者，對主流社會抱疏離態度。具體説來他們敢於為處於弱勢群體的人們講話，不計個人得失；他們敢於堅持真理，甚至為此而獻身。
幾十年了，主流輿論也很強調講真理、反潮流，可是細細想一想，5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包括“民國老人”，安穩地活到現今的哪一個敢説自己一直充當著“社會良心”呢?公開不為當時主流輿論所認同的知識分子頂多不過數十位。陳寅恪、錢鐘書等可以説是“狷者”，他們潔身自好，有所不為，但也沒有為老百姓説過什麼。堅持自己的觀點而被批判、在報刊上反覆答辯不肯認錯的只有周谷城、李平心二位。周在“時代精神匯合論”這個問題上與姚文元等一群人反覆爭辯，決不認錯，周老先生可能仗著自己與毛澤東同鄉同學，關係特殊，有恃而無恐，可見當時即使竟敢大肆張揚作反批評的“情景喜劇”也有“指揮刀”保護作為背景。真正為弱勢群體説話的而遭到主流輿論批判的似乎只有梁漱溟、馬寅初二位。梁先生有點文人士大夫氣質，大約他想作“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的人物。1955年，他在國務會議上所説的“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雖然用詞過激了些，但他説的大致上符合實際，其用心也與他一貫關心鄉村建設有關，並有些“諫君之失”用意。毛澤東勃然大怒，因為他認為沒有人比他更懂得中國農民了，對梁痛加斥責，幾近於罵。更令人寒心的是那些參加國務會議的高級幹部(也包括黨內外的知識分子和“民國老人”)把要上講臺一披自己的耿耿之心的梁漱溟硬是哄了下來。大約古代忠直的諫臣也不會受到這等“待遇”。
馬寅初是新派知識分子，是個只認學理、只認真理，不認權勢的人。解放前，他這樣，被蔣介石迫害，共産黨看了很高興，支援這位真正的同盟者；解放後，他仍然這樣。1956年他發表《新人口論》不僅僅是為了探求真理，更重要是對國家與民族的未來負責。但《新人口論》中的主張與毛主席的觀點不同，馬又不肯改變當年的風骨，用毛的話説那種態度“只能用來對待敵人，不能用來對待人民”，於是他便召來“人民”—也包括各種層次的知識分子的一片批判與謾罵。馬寅初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大批判，堅定地説，我雖八十老人，“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不管現在有誰説當時馬先生有多少“同情者”，可是，我所看到只是不分青紅皂白的謾罵文字。時過四十年，有些批判文字以其強詞奪理仍使我記憶猶新，例如馬提出目前我們不是人口數量問題，而是品質問題。批判者説，你説中國人品質不高，這是對偉大中國人民的誣衊，他們曾經推翻“三座大山”。
其實我們這些以“耍筆桿”(王朔稱為“碼字兒”)為生的人都脫不了“知識分子”這個名號，上面那些話是想讓大家清醒些。王朔這次也不再矯情地稱自己是“手工業工人”了，他坦率地説：“不管知識分子對我多麼排斥，強調我的知識結構、人品德行以至來歷去向和他們的雲泥之別，但是，對不起，我還是你們中間的一員，至多是比較糟糕的那一種。我們的不同只是表面姿態的不同，時間久了，等咱們都老了，你會發現咱們其實一直是一夥，手心手背的區別，所謂痞子，也是文痞，古已有之，今後也不會絕種，咱們之間打的那些架，都叫窩裏鬥。”當然這裡或許有些拖人下水之嫌。在另一處他則説得較為誠懇：“我想説的是我在多年的寫作中已經變成一個知識分子。這變化使我非常不舒服又無可奈何。”
關於金庸
媒體炒得最熱的是王朔談金庸，其實王朔對金庸的批評，只是表現出他對一般武俠小説的認識。像他所説的金庸小説缺少生活真實：
在金庸小説中我確實看到了一些跟我們不一樣的人，那麼狹隘、粗野，視聽能力和表達能力都有嚴重障礙，差不多都不可理喻，無法無天，精神世界幾乎沒有容量，只能認知眼前的一丁點兒人和事，所有行動近乎簡單的條件反射，一句話，我認不出他們是誰。
這些不是來自生活的人物必然在作者支配下任意行動，常常違背常理常情。這些毛病新舊武俠小説都有，就總體上來説，金庸的武俠小説還不是最嚴重的。王朔説中金庸、梁羽生新派武俠小説毛病的是：
最不能忍受的是給他們(指小説中的武俠)的暴行戴上愛國主義大帽子，好像私刑殺人這種事也有正義非正義之分，為了正義哪怕血流成河。越是廟裏的和尚越假正經，每動手前必説一些冠冕堂皇的話，比之金老怪那種公然行兇的惡人還要令人反胃。金先生大約是純為娛樂大眾寫的這類讀物，若要你負起教化民眾的大任你一定不肯，那又何必往一些角色臉上苦苦貼金?以你筆下那些人的小心眼兒，不扯韆鞦大義家國之恨他們也打得起來。
這種把文藝的教化作用擺在第一位的做法是自古以來的傳統，但近幾十年來的一元化價值觀把這個傳統推到極端。已故的王小波在一篇雜文中説，連個耍猴的，都要講一通他的“藝術”是為了促進“社會主義文明建設”，那麼武俠小説打打殺殺是“愛國主義”也就不奇怪了。這種習慣本來風行于內地作家，對香港左派作家也有影響，梁羽生、金庸等都屬於左派(金庸後來有所變化)，所以在這兩位的作品中有“大帽子”的情形較其他作品中嚴重得多。
我80年代開始接觸金庸小説，覺得他的武俠小説與舊式武俠小説不同。有三點給我留的印象最深。一，金庸立意寫“人情”，想把武俠小説寫成“人情小説”，但他把人間的愛和恨都推到了極端，甚至弄到不近人情的地步。金庸迷戀所謂的“至性至情”，但也不能脫離現實生活，搞得太荒誕離奇。二，金庸小説中有極豐富的社會文化知識，凡是讀過的，常從中得到許多有益的知識。三，對內地讀者最富刺激性的是金庸小説對“文革”荒謬政治現象的揭露與批判，這是通過講述荒誕的武俠故事實現的。80年代初，粉碎“四人幫”不久，有目共睹的事情還像“皇帝的新衣”一樣，大家都緘口不言。這時金庸的武俠小説半公開地流入內地，這種光怪陸離的作品，一下子便點燃了人們的閱讀熱情。可以想見，金庸的《笑傲江湖》和《鹿鼎記》等小説中對武俠宗派鬥爭、宮廷鬥爭，以及各種遊民團體的內部和外部的激烈鬥爭和各種陰謀詭計的描寫會給讀者帶來多麼大刺激。許多看似作者信筆寫來的人物和情節都有其政治功能，這是多年來內地非現實題材的作家都要規避的“巧相彈射”(王船山語)的筆法，免得被羅織罪名。而金庸一些武俠小説寫法與內地作者不同，他不僅影射，而且刻意追求影射。他還生怕讀者看不懂，許多小説中的人物可與現實生活裏的人物對號入座，並用戲謔的筆法，把“文革”中政治生活、甚至語言演義到荒謬的小説題材中去，富於幽默感。我想金庸小説之所以引起那麼多種年齡段的讀者和不同社會層次讀者的閱讀興趣和喜愛，其政治性是個重要的原因，。回憶鄧小平同志“文革”時遭遇的文章中提到，小平下放江西之時曾有一部金庸的小説為他消愁破悶。我想小平同志更感興趣的也許就是這些小説裏曲折反映的中國式的政治鬥爭。
初讀金庸小説時，我也是讚不絕口，但十多年後，當我在90年代研究遊民與遊民文化這個課題、撰寫《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時，再讀金庸小説就沒有當初的那種興味了，甚至有點讀不下去的感覺。我想能夠進入經典的作品，應該是百讀不厭的。
至於王朔説的不可理喻的“義和團傾向”是國人研究問題、探討真理的最大障礙。人們遇到了不同意見，不是講道理，而是意氣用事，黨同伐異，暴民意識高漲，實施語言暴力，似乎只有壓倒對方、或吃掉對方才能了事，而不肯寬容，更不肯想一想，對方是不是也有合理的成分可資借鑒。多少年來，中國的許多社會問題、文化問題的爭論到頭來往往還是一筆糊塗賬、爛賬，可資展覽的是對罵的文字，很難促進思想的進步與提高。王朔論金庸文字在久已闃寂的文壇，引起一場軒然大波，我希望多看到一些講理的文字。文章已經寫得很長了，就此打住。其實《無知無畏》一書中可供議一議的材料還有許多。
《博覽群書》200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