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1963年4月生於中國天津。1981年9月自山東濟南考入北京廣播學院電視係電視編輯專業，獲學士學位。1985年9月分配進入中央電視臺專題部擔任編導。

    1992年9月調入中央電視臺新聞採訪部，1993年1月參與創辦《東方時空》欄目。5月創辦中國第一個電視訪談欄目《東方之子》，任製片人。1996年3月創辦中國第一個大型的電視談話節目《實話實説》，任製片人、總導演。1996年8月提任大型文獻紀錄片《周恩來》（600分鐘）總編導。這期間，主編並出版了《精神的田園》、《實話實説》、《東方之子訪談錄》等80萬字的書。1998年5月任新聞評論部副主任，主管欄目《東方時空》、《焦點訪談》、《實話實説》、《新聞調查》。2000年3月籌辦新《東方時空》。2000年11月27日新版播出成功，任《東方時空》工作室總製片人。

    《東方時空》是從1993年5月1日開始播出的，現在回想起來，正像一陣清新的空氣的確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受。

    “兩年之後，就是1995年，我開始意識到我們這個節目的局限性。應該説《東方時空》最初的設計是比較個人化的。這個個人化是指我們製片人自己，開始的方案形成，沒有經過論證，是大家想做一件事情，那麼用什麼樣的方式呢，就是把過去工作當中從內容上希望釋放出來的東西或者從形態上覺得是一种先進的節目樣式拿出來，結果大家就湊出來的一個節目。”

    “1993年到1995年這段時間，電視傳播界和受眾的心態、觀眾的習慣是非常變動的兩年。很多觀眾受了《東方時空》的影響，對於電視市場的觀念，完全發育起來了。這樣就顯得我們這個節目有很多的不足。因為從事了這個節目，所以我們的視野也開拓了，我們感受的東西越來越豐富了，或者説越來越高級了。那麼最初的這種對節目的設計就感覺到一種局限性。那個時候，我大概是在STARTV看到了溫弗瑞的談話節目。我覺得這樣的節目方式，是我們國家下一步的一個發展方向。”

    後來，時間就從台灣請來一位電視製作人，向中央電視臺介紹國外的“脫口秀”節目。“我為什麼對這樣一種方式非常感興趣呢？就是我們當時《東方時空》的形態，它的局限性體現在談話人的空間上，基本上是單向的，就是被採訪對象也好，還是記者也好，他所表述的傾向性是很明顯的，不具備爭論的可能。還有，實際上電視節目，應該是大眾傳播當中的一個範疇裏面的一種事物。所以呢，應該怎麼來研究最大限度地調動觀眾的參與。但是，我感覺我們原來的節目不具備這個特點。於是，我就提出來，做一個‘脫口秀’節目。”1995年的5月4日，在《東方時空》兩週年的時候，時間組織製作了一個由崔永元主持的，一個武漢的工人為了救落水兒童而全身癱瘓的節目，爭論作為一個題材在中國電視節目中首次出現了。

    時間的探索始終沒有淺嘗轍止。《東方之子》走上正軌，時間又開始實驗《實話實説》欄目。《實話實説》正式播出後，迅速地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形成了收視熱點。《實話實説》現場裏傳遞出了多種聲音，展示了多元化的視角，倡導一種寬容理解的真誠對話氣氛，給電視螢幕帶來極大的活力。

    但時間認為我們同國外的談話節目在內容題材上是有很大差異的。國外的“脫口秀”，基本上是一種“秀”，娛樂成分是很大的，能夠開政治和其他的玩笑。因為我們導向的把關，是不允許這類題材出現的。所以，這就一直使爭論節目面對很多的困難。

    “三四個月之後，《實話實説》停播了一段時間。在停播的這段時間裏，我們總結了一些做法。究竟是什麼原因停播了呢？是因為導向的不明確造成的。比如説，這是由觀眾參與的一個節目，那麼參與觀眾要在一百多人左右，要他們表達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這是談話節目的一個特色。但是什麼樣的話題才能造成大家帶有爭論色彩的這種談話呢？那就是看法不一樣的，而不是眾口一詞的那種。你比方説，拾金不昧要不要回報，我們從傳統道德來講，那當然是不要回報的，但是從現代文明的機制角度來講，應該有一種機制來保證對這樣一種善行有所激勵，這是兩種觀點，他們談得很熱鬧，最後的結論也沒有給人們一個明確的答案，到底回報不回報呢？這樣的節目我們做過幾個，所以讓人認為導向上有不明確的缺陷。”

    現在我們在節目中談到導向性，經常認為國外的電視節目中沒有傾向和引導，其實這是沒有看到問題本質的表現。

    “國外的節目有非常明確的導向性，爭論的過程也很豐富。後來我們就選擇了一種個人經歷、個人感受的話題。就是我們來介紹一個人生故事。就是再有爭論也是局部感覺的，不牽扯到整個社會價值觀的問題，或者就是只是一種具體做法的一個討論，不是讓人們感到是精神文明建設上的問題。後來，就一直到現在，都比較順利，而且越來越獲得好評。而且現在這個節目還被認為是導向把關非常好的一個節目，非常到位。”

    談到《實話實説》和崔永元，時間露出了一些笑容。崔永元如今深得廣大老百姓的喜愛，也是時間用人的一大成功。時間承認選擇崔永元絕對不是歪打正著的，而是早有預謀的。

    “實際上選擇崔永元是有説法的。我本人學習借鑒西方電視節目概念裏主要是對主持人的認識。在我的電視實踐經驗裏面來説，應該是有兩類節目來構成電視這種藝術：一個是紀錄片，是不需要主持人的；還有一個是電視節目，電視節目應該是以主持人主持為特徵的，所以在大學畢業以後，我做了很多由主持人來體現的節目。所以在《東方時空》開辦的時候，是以《東方之子》不斷推出主持人為一個成功標誌的。比如説，當時白岩松、溫迪雅、胡健、王志，包括後來的董倩，都是我們這個欄目中比較優秀的主持人。那麼，到《實話實説》的時候，同樣如果沒有一個像樣的主持人，是做不了這個節目的。所以當時也包括現在辦這個《東方時空》，往往是把很大精力用在去找主持人上。因為我的觀點是，你擁有什麼樣的主持人，你才能擁有什麼樣的節目。像崔永元呢，他是我的同學，我比較了解他，應該沒問題，但是他是不是那麼好，我也沒有足夠的把握。先是在社會上找，找律師、學者、記者、教師，結果都不符合這個‘脫口秀’節目的定位。”

    説起《實話實説》主持人男女選擇的問題，有很多人認為中央電視臺螢幕上出現女性較多，而《東方時空》、《實話實説》卻以培養男主持人為主打。“開始男的女的都有過，主要還是找男的比較多。因為那時在1995年、1996年我們希望對社會熱點問題進行關注，所以女士不見得在這方面有優勢。後來，實在外面找不到，我們當時手裏的底牌就是崔永元。按説主持人應該有這種思辯能力，他的思想深度是必備的，同時他還要有自己的語言魅力，對後者，我對崔永元非常了解，對前者，因為我們的成長經歷、學歷背景都差不多，對他這方面的能力是持有懷疑的。所以，也就是這一點，沒把他當作第一人選。後來兩者結合起來了，實在是很難得這樣的人。就包括崔永元現在他所實現的、所贏得的這種青睞，也是揚長避短的一種方式。比如説：無論對問題的深刻的認識還是調動嘉賓、專家的參與，他本人長處就是語言的幽默、場面的調動，這是他天生的一種能力。他生活當中就是這樣的人嘛——本色！”

    有人説時間是一個培養人的高手，因為他選擇的主持人在節目當中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人本身因為做了這個節目他的本色是不是進步，那我想他也肯定是的。你做這個節目和不做這個節目對自己的要求是不一樣的，而且他更具有公眾的色彩了，過去他耍個貧嘴可能行，但是要達到幽默的程度，也還需要不斷提高的。”

    時間説到崔永元的優點時，對問題的看法更加深入些，這與兩人長期的了解和信任有關。“因為我們畢竟是在傳統道德培養教育下成長起來的人，所以我跟他有一種共同的社會責任感，比如説：對善、對惡的評判標準，在生活當中對事物的看法是一致的。崔永元，他能夠做到今天，也是這個素質在起作用。就是説他很少參加這種出頭露面的場合，他對自己要求還是比較嚴格的。”

    時間對主持人要求比較高，他認為主持人應該是非常完美的。總的來説，他認為崔永元這個人非常有魅力，魅力是一個整體形象的綜合評價，而不僅僅指長相和五官。

    “像崔永元剛出來的時候，很多人有非議，但是這些壓力我都頂住了，我就知道他們是會成功的，至少在現在的螢幕上，他們是獨樹一幟的。也許就是他們這樣的形象，我才看中。崔永元和白岩松的形象不是很過硬，但因為有特點才與眾不同，有個性。我最極力的一個主張，就是要推出有個性的主持人，因為螢幕形象多元化實際上是一種社會多樣化的標誌，千篇一律的東西是我們這一代人要擯棄的。那麼在他們來説，他們起到了這樣一種功能。現在人們對白岩松等主持人給予很高的評價，這説明人們的意識從七年前到現在已經轉變了。”

    《中華讀書報》 2001年3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