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説，在獲悉“裴多菲之死”的真相之後，我內心深處的震動是巨大的，説“感慨萬千”也一點不過分。

    裴多菲，是百餘年來的青春偶像。“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他的這首膾炙人口的詩篇，多年來一直為人們廣泛傳誦。他一直被視為匈牙利的民族英雄，以“１８４９年在反抗沙俄軍隊的戰鬥中犧牲”的結論載入史冊。

    然而，歷史跟人們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經匈牙利、前蘇聯、美國等國組成的國際考察隊調查證實：裴多菲在１８４９年反抗沙俄軍隊的戰鬥中並未犧牲，而是在戰鬥中被俘虜到西伯利亞，後隨遇而安，在當地重新結婚，生兒育女。他婚後當上赤塔的一名警長，他的孫子後來成為沙俄騎兵隊中校。１８５６年裴多菲病逝，葬于離貝加爾湖不遠的巴村公墓。

    可以説，裴多菲既未忠於愛情，更未為自由獻身，他的言與行之間存在不小的差距。詩歌的作者並未履行崇高的諾言，倒是詩歌的譯者真真切切地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祖國的解放事業。他就是“左聯”五烈士之一、詩人殷夫。殷夫于１９３１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於上海，時年僅２２歲。

    殷夫與裴多菲，可以説是起點相同、終點各異的例子。一個以自己的生命忠於理想，另一個則在生死關頭放棄了自己的理想。

    此外，也還有另一種類型：一個幹過壞事、醜事的人，也可以改邪歸正、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當年擔任軍閥政府北師大校長的楊蔭榆，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製造的“三一八慘案”中充當過不光彩的角色，曾被魯迅先生無情痛斥，但在她的晚年，在日寇蹂躪下的蘇州，她為了保護年輕的姐妹，挺身而出，面斥日本兵的姦淫擄掠，被日本鬼子殘酷殺害。這種事例儘管不太多，但也不是絕無僅有。

    世上的事情就是這樣複雜，難於預料。反覆思量，萬千感慨歸納為以下３條：

    一是蓋棺才能定論，來不得半點欺騙。一時的英雄行為，遠遠不足囊括一個人的一生。當裴多菲以詩歌為武器，高舉自由的旗幟，號召人民起來推翻反動統治時，有誰不為之動容？又有誰能想到他被俘後茍且偷生？而楊蔭榆晚年的悲壯結局，則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由醜變美。是的，歷史有時會叫人感到尷尬，但它最終是公正的。

    二是人生道路無坦途，重要的是能否經得起考驗。生與死，無疑是人生最大的考驗。面對這關鍵的一步，能邁過去，就是不朽的英雄，邁不過去，則成了被唾罵的狗熊。

    當然，也還有其他的考驗。如苦樂的考驗，這是和平環境下更為現實的考驗。數不盡的金銀財寶，享不盡的聲色犬馬，都散發出巨大的誘惑力，有多少英雄好漢抵不住誘惑，敗倒在苦樂關前？然而，這一切，又其實是不名一文的身外之物……

    三是人生變幻莫測，人人難逃一個“變”字。本來是好人，有的變得更好，或成了英雄；也有的變壞了，叫人為之扼腕嘆息。也有的人原本不那麼好，後來卻大有進步，令人刮目相看。若以一成不變的眼光看待所有的人和事，就難免會看“走眼”了。

    變，也決非無規律可循。我是堅信“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這個基本道理的。在當代，最重要的，就是堅定地樹立無産階級世界觀，有了這個“定盤星”，便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從容應對一切意外變故。

    《人民日報》2001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