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説,在獲悉“裴多菲之死”的真相之後,我內心深處的震動是巨大的,説“感慨萬千”也一點不過分。
裴多菲,是百餘年來的青春偶像。“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他的這首膾炙人口的詩篇,多年來一直為人們廣泛傳誦。他一直被視為匈牙利的民族英雄,以“1849年在反抗沙俄軍隊的戰鬥中犧牲”的結論載入史冊。
然而,歷史跟人們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20世紀80年代末,經匈牙利、前蘇聯、美國等國組成的國際考察隊調查證實:裴多菲在1849年反抗沙俄軍隊的戰鬥中並未犧牲,而是在戰鬥中被俘虜到西伯利亞,後隨遇而安,在當地重新結婚,生兒育女。他婚後當上赤塔的一名警長,他的孫子後來成為沙俄騎兵隊中校。1856年裴多菲病逝,葬于離貝加爾湖不遠的巴村公墓。
可以説,裴多菲既未忠於愛情,更未為自由獻身,他的言與行之間存在不小的差距。詩歌的作者並未履行崇高的諾言,倒是詩歌的譯者真真切切地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祖國的解放事業。他就是“左聯”五烈士之一、詩人殷夫。殷夫于1931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於上海,時年僅22歲。
殷夫與裴多菲,可以説是起點相同、終點各異的例子。一個以自己的生命忠於理想,另一個則在生死關頭放棄了自己的理想。
此外,也還有另一種類型:一個幹過壞事、醜事的人,也可以改邪歸正、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當年擔任軍閥政府北師大校長的楊蔭榆,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製造的“三一八慘案”中充當過不光彩的角色,曾被魯迅先生無情痛斥,但在她的晚年,在日寇蹂躪下的蘇州,她為了保護年輕的姐妹,挺身而出,面斥日本兵的姦淫擄掠,被日本鬼子殘酷殺害。這種事例儘管不太多,但也不是絕無僅有。
世上的事情就是這樣複雜,難於預料。反覆思量,萬千感慨歸納為以下3條:
一是蓋棺才能定論,來不得半點欺騙。一時的英雄行為,遠遠不足囊括一個人的一生。當裴多菲以詩歌為武器,高舉自由的旗幟,號召人民起來推翻反動統治時,有誰不為之動容?又有誰能想到他被俘後茍且偷生?而楊蔭榆晚年的悲壯結局,則在一定程度上使自己由醜變美。是的,歷史有時會叫人感到尷尬,但它最終是公正的。
二是人生道路無坦途,重要的是能否經得起考驗。生與死,無疑是人生最大的考驗。面對這關鍵的一步,能邁過去,就是不朽的英雄,邁不過去,則成了被唾罵的狗熊。
當然,也還有其他的考驗。如苦樂的考驗,這是和平環境下更為現實的考驗。數不盡的金銀財寶,享不盡的聲色犬馬,都散發出巨大的誘惑力,有多少英雄好漢抵不住誘惑,敗倒在苦樂關前?然而,這一切,又其實是不名一文的身外之物……
三是人生變幻莫測,人人難逃一個“變”字。本來是好人,有的變得更好,或成了英雄;也有的變壞了,叫人為之扼腕嘆息。也有的人原本不那麼好,後來卻大有進步,令人刮目相看。若以一成不變的眼光看待所有的人和事,就難免會看“走眼”了。
變,也決非無規律可循。我是堅信“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這個基本道理的。在當代,最重要的,就是堅定地樹立無産階級世界觀,有了這個“定盤星”,便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從容應對一切意外變故。
《人民日報》2001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