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賓董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著有《商周古文字讀本》（合作）《漢字發展史話》、《中國漢字源流》等。
特邀嘉賓蘇培成：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會長，著有《現代漢字學綱要》、《錯別字辨析字典》、《語言病例分析》等。
特邀嘉賓王寧：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漢字與中文資訊處理研究所所長、中國語言學會副會長，著有《訓詁方法論》、《訓詁學原理》等。
編者按：今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正式實施。此法的公佈，似乎並未引起全社會應有的關注。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公共場所、影視、報刊、出版物普遍存在的用語不規範現象愈加嚴重——錯別字氾濫、生搬硬造、語焉不詳、詞不達意，給整個社會語文生活造成了混亂。這種現象已經對我國整體文化素質帶來了不良影響。為此，本刊邀請三位語言文字學者對社會用語的現狀發表意見，以期引起全社會關注這個大問題。
一、社會用語不規範現象嚴重
蘇培成：近些年來，社會用語不規範現象很嚴重，各種媒體、出版物的錯別字特別多，用詞不當現象也相當嚴重。由於社會的進步，人們使用語言，刻意創新，崇尚鮮活，追求表現力，這是積極的一面。但與此同時，語言的變異削弱了人們的規範意識。有人用詞想當然。比如“不以為然”，本來的意思是“不認為是對的，表示不同意”，可是有人卻用來表示“不介意，不把它放在心上”。比如在“資本”之外，近來又造了個“知本”。“資”是名物性的，而“知”既有名物性，又有動作性。從語音上説，“資”和“知”的差別在聲母，我國南方很多地方分不清z和zh。“知本”的出現，不是增加了交際的困難嗎？
出版物的編校品質也令人堪憂。呂叔湘先生1982年發表過一篇《錯字小議》，開頭的第一句是：“天天看書看報，天天看見錯字。”轉眼過去了近20年，這種狀況不僅沒有改善，而且愈演愈烈。北京某晚報2000年9月17日17版頭條《新千年新奧運》，文章的肩題是：“原本就十分艱難的鐵人三項對一個三歲的母親來説就更加艱難。”三歲就做了母親？看了文章的內容才知道，“三歲的母親”應該是“三歲孩子的母親”，漏掉了“孩子”兩個字。影視螢幕上的錯別字就更多了，可以説不勝枚舉。
董琨：目前的語言文字不規範現象比比皆是，尤其是一些傳媒，錯誤百齣，造成了極壞的社會影響。比如在公共場合的告示上和出版物上，濫用繁體字，亂造簡化字，如“雞旦”（蛋）”、“扦（插）座”之類。有的人不明白有的字繁簡轉換並非單一對應關係，於是隨意代替，如內地一個京劇團到台灣演出，把武松寫成武“”，武松的“松”成了肉松的“”，不知道這本來就是兩個字，而不是一繁一簡，要顯得有文化，結果弄巧成拙，貽笑大方。錯別字氾濫，多見於熒屏，如北京電視臺近期播出的某“戲説”類電視劇，錯誤不在少數。某中央大報把對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批評冠以“差強人意”的標題，“差強人意”是基本肯定的意思，卻用在了批評上。借諧音亂用成語幾乎成為商家廣告詞的主要修辭手段。某些企業熱衷於取洋字號，説明書不知所云。報紙雜誌上未經規範的外來詞滿天飛，“哇塞”、“酷斃”、“帥呆”滿眼皆是。網路語言奇詞怪語天天造，有人歸納為“網上人不亦樂乎，網下人兩眼茫然”。
王寧：語文水準的高低是決定一個人素質的重要方面。50年代《人民日報》就發表了毛澤東寫的《為祖國語言文字的健康純潔而鬥爭》的社論，現在這個思想在人們腦子裏淡漠了。從目前的語文教學狀況看，初中給小學補課，高中給初中補課，大學給高中補課，很多大學中文系學生看不懂文言文，很多學生連白話文也弄得亂七八糟。而在這當中，傳媒要起很大的作用。人們在閱讀新聞內容、獲得新聞資訊的同時，不管他願意不願意，都從中學習了漢字與漢語。我認為，對報刊雜誌語言文字運用的要求，應當和對語文教科書等同。很多中小學教師反映，在教學實踐中，給學生講用語規範、典雅，但學生從一些書刊上學到的很多不規範的語言使教學前功盡棄，有的學生甚至和老師辯論：“你説不能這麼説，某某報紙就是這麼説的，某某得獎小説就這麼寫的。”新聞資訊太多了，急功近利。傳媒的誤人子弟不是老師能急得了的。現在每天翻開報紙，不經心地讀，都能發現五六個語文錯誤；如果經心地挑，用字、遣詞、造句出錯，標點符號亂點等硬傷不説，用典出笑話，表達不明的情況，真是俯拾皆是。報紙上經常可以讀到諸如“傾情奉獻”、“生無所息”這些難以理解的詞語。有一段時間，“普及科普”這個詞語經常能看到，“科普”已經是普及了，幹嗎還加上動詞“普及”？諸如“引導需要”、“鍛鍊水準”、“離異時尚”……動詞和賓語怎麼能搭配得上？好端端的成語，為什麼非要説得不成話？有一次，我看見某報頭版有一個標題，説某個企業“因走捷徑扭虧為盈”，不看內容，搞不清是表揚還是批評。看了內容，才知道這位記者不懂得“走捷徑”這個熟語有很深的文化積澱，是帶有貶義的。
二、語文問題應當引起全社會重視
董琨：時下語言文字使用的欠佳水準和混亂狀況，從某種角度上説是“文化大革命”中“大革文化命”遺留下來的苦果。經歷過50、60年代的人們都知道，當時各級領導和有關部門非常重視語言文字的工作，把提高勞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準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人民日報》連載呂叔湘、朱德熙先生的《語法修辭講話》，有關語言文字規範化問題的社論一個又一個，關於文字改革和漢語規範化問題的會議接連召開，簡化漢字、制訂中文拼音方案、推廣普通話等一系列有關語言文字工作的重大舉措連續出臺，周恩來總理在全國人大會議上做有關問題正式報告，群眾性的學文化、學語法、學修辭的熱潮，可謂“曠古未有”……。“文革”造成了不止一代人的教育水準和文化素質的低下，正確使用祖國語言文字知識的欠缺，就是十分必然的結果了。
還有若干具體因素也加劇了這方面的混亂，例如1977年出臺了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由於不成熟，幾年後宣佈撤消廢除，可是現今三、四十歲的人，都是當學生時學過“二簡”的，許多人不知道“二簡”的字現在已成了錯別字，如把“西藏”寫成“西芷”，“內蒙”寫成“內苧”之類。
王寧：對這個問題，要客觀看。一、知識爆炸，要學的東西太多，所以人們重視科技，輕視語文。二、科技時代，科技知識貧乏會影響就業和生活。還有生活節奏快，人心浮躁，這是客觀的原因。主觀上的原因我認為主要在領導部門，語文素養的降低，在每一個國家經濟上升時期都會遇到，這幾乎是一個通病。別人走過的彎路，我們為什麼不去避免呢。
還有，傳媒從業人員應該加強責任心。現在大報的記者、編輯，起碼也是大學本科畢業，並不缺乏語言文字知識。只要辦報的人意識到新聞還有極大的教育功能，新聞也能“誤人子弟”，他們就會在追求新聞快速的同時，考慮到它産生的效果的普遍性、長遠性和嚴重性，從而生出一種責任感——把“為祖國語言文字的健康純潔而鬥爭”當成自己的職業道德。
蘇培成：現在書店裏最好賣的書，一是電腦類的圖書，再就是英語。而漢語無論在研究領域還是在學習領域都日漸萎縮。因為英語學好了可以出國，可以掙大錢，而漢語學好了，掙不到大錢。講英語發音不好怕人笑話，可是人們對母語的水準卻毫不在意，説話南腔北調，詞不達意，卻無所謂。為什麼厚此而薄彼？
這幾年，我們的各項工作都有了可喜的發展，但是語言文字工作卻相對滯後。這種狀況如不改變，不但影響教育事業的發展、影響人才的培養，還將影響各項工作——包括內政和外交——的順利進行。
三、把漢語的創新和規範相結合
蘇培成：一是要加強國家對語言文字使用的管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調整的是社會的交際行為，而不是語言文字的個人使用。調整的對像是國家機關、學校、出版物、廣播電臺、電視臺、影視螢幕、公共設施及廣告、商品包裝説明、企業事業組織名稱、公共服務行業和資訊技術産品中的用語用字。這些方面的語文問題解決了，語文環境凈化了，個人的用語用字也就會規範起來。二是改進中小學語文教學，提高語文教學的品質。這是提高全民族語文素質的根本措施。語文教學要重視現代漢語中的聽説讀寫問題。
語言文字具有穩固性和變動性，這就是語文的規範化和現代化。這如同車有兩輪，鳥有雙翅，缺一不可。語文是一種鮮活的、不斷吸收新的養份的交際工具，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語文也要適時進行改革，特別是目前，各種新事物很多，原有的語言標準不行了就要重新修訂。語文如不及時改革，也就無從規範。
董琨：各級領導、整個社會以及有關專家學者，要使全體人民知道語言文字使用水準的高低，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知道語言文字的標準化、規範化是準確傳遞和交流資訊的關鍵前提，對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關係重大；知道維護民族語言文字的純潔關乎國格，是每個公民的神聖義務。
另外，對於以語言文字為主要交流載體的社會傳媒（影視、報刊、出版機構等）、教學單位、公務人員，對於借助語言文字使用（如産品包裝、廣告宣傳）以求取經濟利益的商家企業，一定要嚴格要求，規章配套，認真執法，獎懲分明，以期起到健康良好的社會導向作用。要使人們意識到，語言文字使用雖然帶有個人習慣，但一旦進入社會進行表達和交流，如若漫不經心，草率對待，貽笑大方尚屬其次；而表達謬誤，招致誤會和糾紛，恐怕就不是無關痛癢的小事了。實際上越是資訊時代，社會對文字和語言表達的要求越高。
王寧：我認為有個詞應該推廣，即“語文生活”。“語文生活”是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問題。在全社會形成一個健康的語文生活，我認為有三個領域很重要，一是教育、二是出版、三是新聞。個人的交流和社會交流不一樣，把這三個方面搞規範了，群眾自然就會形成好的語言風氣。因此，在重視教育的同時，我們的出版物、音像製品、各種傳媒用語應該規範，力求典雅、優美。
我認為語言的創新應有以下幾個條件：一、意思明確；二、符合漢語規律；三、沒有別的規範詞可以代替；四、易懂。只有這樣，才能被接受。比如説“炒作”，這類的詞就有表達力，可以被接受。此外，還應注意文體，注意場合，如典雅的文章就不宜用俗語。
《光明日報》 2001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