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於1989年的業餘音樂考級，每年都與高考一樣熱在三伏。鋼琴、小提琴、手風琴、大提琴、電子琴等種類的樂器及聲樂都有業餘音樂考級。據記者了解，每年全國各地參加業餘音樂考級的人數超過10萬人次；學生家長對考級的重視程度絕不亞於緊張的高考，客觀上音樂考級成了另一個領域的“應試教育”。

    考級為什麼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總政歌舞團鋼琴演奏家錢致文一語道破：都是考學惹的禍。小學升中學、中學升大學，有了音樂考級證才擁有了“藝術特長生”報名資格。

    可中國著名鋼琴家劉詩昆從另一個角度稱鋼琴考級證“如同廢紙一張”，這與大多數參加考級的學生及其家長想法大相徑庭。他認為，在國際上，音樂考級並不是一種公認的制度。雖然考級對普及音樂、檢驗學生水準有好處，但弊端也顯而易見：為直奔考級的“主題”，很多孩子只是苦練應考的幾支曲子，偏廢了基本功；功利目的的驅使，使一些違背“考級”初衷的假、劣現象隨之産生。

    專門教考級的老師“應運而生”。有的老師每到考級前幾個月，就夾著包，從東家到西家，專門教要考級的學生。他們就教三個月，“保證”讓您的孩子通過多少級別。這種不負責任、討巧的教課，可以想像所教出學生的水準。目前，想學樂器的孩子非常多，教師供不應求，因此良莠不齊，專業、非專業的有，誤人子弟的也有。這種情況在外地更為明顯。

    考級證書不能代表學生實際演奏水準。總政歌舞團演奏家錢致文是搞演奏的，她曾到湖南長沙做考級評委，孩子們演奏求快、求響，令她的“耳朵十分受罪”。有的孩子錯音一大把，甚至聽不出彈的是什麼曲子，可這樣的孩子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級別。這種考級既倒了學生學習音樂的胃口，也讓一件好事走到了偏路上。對此，她呼籲老師起碼讓孩子把琴彈得好聽一些，不要光追求程度達到多高。錢致文老師講了一個身邊的例子：“我有兩個學生手都軟得一塌糊塗，但一個學生小學時就已經通過了鋼琴八級（中央音樂學院最高為九級或中國音樂家協會最高為十級），另一個學生四級、六級、八級也連跳了好幾級，也不知道是怎麼通過的。孩子們對音樂非常抵觸，再也不想彈考級的曲子了。我專門找了一些考級曲目之外又適合他們的曲子讓他們練習，學了一段時間，他們不僅技藝上有了進步，而且對音樂的興趣也越來越大。其中一個孩子的媽媽跟我説，孩子回家願意練琴了，電視上的音樂節目也願意看了。”

    考級單位冒出一大堆。北京現在有十余家考級單位，據説有的省份更多。主辦者中有的以音樂院校為主，有的以音協為主，有的以地方教委為主，還有的以專業院團為主。承辦單位就更複雜了，甚至某個和音樂藝術挂點邊的公司都可以來承辦。於是出現了有的考官又考鋼琴又考電子琴；有的考官不看學生演奏，一看樂器就能評出級別———你這個樂器不行，給個六級證書吧；有的過不了四級就給三級，好像是一種降格安慰……因此有人形容音樂考級就像自由市場，誰想支攤做買賣都行。這樣説也許有些誇張，但起碼説明瞭現在的考級市場還需規範，還應加強管理。

    《北京日報》 2001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