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於1989年的業餘音樂考級,每年都與高考一樣熱在三伏。鋼琴、小提琴、手風琴、大提琴、電子琴等種類的樂器及聲樂都有業餘音樂考級。據記者了解,每年全國各地參加業餘音樂考級的人數超過10萬人次;學生家長對考級的重視程度絕不亞於緊張的高考,客觀上音樂考級成了另一個領域的“應試教育”。
考級為什麼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總政歌舞團鋼琴演奏家錢致文一語道破:都是考學惹的禍。小學升中學、中學升大學,有了音樂考級證才擁有了“藝術特長生”報名資格。
可中國著名鋼琴家劉詩昆從另一個角度稱鋼琴考級證“如同廢紙一張”,這與大多數參加考級的學生及其家長想法大相徑庭。他認為,在國際上,音樂考級並不是一種公認的制度。雖然考級對普及音樂、檢驗學生水準有好處,但弊端也顯而易見:為直奔考級的“主題”,很多孩子只是苦練應考的幾支曲子,偏廢了基本功;功利目的的驅使,使一些違背“考級”初衷的假、劣現象隨之産生。
專門教考級的老師“應運而生”。有的老師每到考級前幾個月,就夾著包,從東家到西家,專門教要考級的學生。他們就教三個月,“保證”讓您的孩子通過多少級別。這種不負責任、討巧的教課,可以想像所教出學生的水準。目前,想學樂器的孩子非常多,教師供不應求,因此良莠不齊,專業、非專業的有,誤人子弟的也有。這種情況在外地更為明顯。
考級證書不能代表學生實際演奏水準。總政歌舞團演奏家錢致文是搞演奏的,她曾到湖南長沙做考級評委,孩子們演奏求快、求響,令她的“耳朵十分受罪”。有的孩子錯音一大把,甚至聽不出彈的是什麼曲子,可這樣的孩子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級別。這種考級既倒了學生學習音樂的胃口,也讓一件好事走到了偏路上。對此,她呼籲老師起碼讓孩子把琴彈得好聽一些,不要光追求程度達到多高。錢致文老師講了一個身邊的例子:“我有兩個學生手都軟得一塌糊塗,但一個學生小學時就已經通過了鋼琴八級(中央音樂學院最高為九級或中國音樂家協會最高為十級),另一個學生四級、六級、八級也連跳了好幾級,也不知道是怎麼通過的。孩子們對音樂非常抵觸,再也不想彈考級的曲子了。我專門找了一些考級曲目之外又適合他們的曲子讓他們練習,學了一段時間,他們不僅技藝上有了進步,而且對音樂的興趣也越來越大。其中一個孩子的媽媽跟我説,孩子回家願意練琴了,電視上的音樂節目也願意看了。”
考級單位冒出一大堆。北京現在有十余家考級單位,據説有的省份更多。主辦者中有的以音樂院校為主,有的以音協為主,有的以地方教委為主,還有的以專業院團為主。承辦單位就更複雜了,甚至某個和音樂藝術挂點邊的公司都可以來承辦。於是出現了有的考官又考鋼琴又考電子琴;有的考官不看學生演奏,一看樂器就能評出級別———你這個樂器不行,給個六級證書吧;有的過不了四級就給三級,好像是一種降格安慰……因此有人形容音樂考級就像自由市場,誰想支攤做買賣都行。這樣説也許有些誇張,但起碼説明瞭現在的考級市場還需規範,還應加強管理。
《北京日報》 2001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