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達利繪畫原作展”的來華展出，一時間薩爾瓦多 達利被新聞界炒得熱氣騰騰。事實上，于中國人來説，達利的藝術確實像是一種適合於爆炒的“生猛海鮮”。換句話説，在達利藝術的奇異面目與新聞媒體的狂熱反應之間確實存在著相契相投、彼此呼應的必然性。但是，如果我們不能全面完整地認識和理解達利及其藝術，這道原本營養豐富的海鮮大餐對我們便會真的成為一劑有傷腸胃的“瀉藥”。
達利在中國的走紅受寵並非始自今日，早在80年代國門重開之初，中國的新潮美術家就對包括達利在內的超現實主義藝術有過熱烈的迷戀。回顧’85新潮美術史，我們能列出許多帶有超現實主義特徵的作品。從孟祿丁、張群的《在新時代——亞當夏娃的啟示》到王廣義的《凝固的北方極地》，不少作品或多或少受到了超現實主義畫風的影響。在1989年的“現代藝術展”中甚至出現了像劉彥的《祭壇》這樣可稱為達利的《記憶的永恒》的變體畫的模倣之作。在《祭壇》一畫中，劉彥只是將達利的軟表換成了太極圖。作為對工業文明極端理性主義之反叛的非理性主義的超現實主義藝術成了當時中國青年藝術家用來瓦解禁錮僵化和藝術上現實主義一統化局面的武器。
達利癲狂怪異的處世作風，達利藝術夢幻荒誕的品格特徵，以及整個超現實主義藝術在非理性和潛意識領域所作的積極探索，人們已經作過較充分的研究，有了較深入的了解。但是，正如安德烈 佈雷東在1924年的《超現實主義宣言》中所指出的，超現實主義是一個真實與幻想、理性與非理性的混合體。也就是説，達利的超現實主義藝術除了非理性與幻想的一面，還有理性與真實的一面。在我看來，對達利藝術的兩面性，特別是它理性與真實的這一面，人們還缺乏足夠的重視。
在《我們需要達利嗎？》（原本題為“達利藝術兩面觀”，載《文藝報》2000．5．27）一文中，我將達利的攝影作品《達利與七裸女骷髏》與《紅樓夢》中跛足道人送給賈瑞的風月寶鑒相比，指出在表達生與死、愛欲與毀滅、美麗與恐怖對立並存的象徵寓意上兩者的異曲同工之妙。事實上達利本人也恰似曹雪芹筆下那位瘋瘋癲癲的老道人：外表癡頑，內含睿智，胡言亂語之中暗藏禪機。對於達利，我們要透過那故作癲狂的行為舉止，看到其天主教徒的慈悲情懷，對於達利的藝術特別是後期作品，我們要透過那荒誕詭異的形象，看到其對構圖造型的苦心經營以及對宗教信仰的誠摯表。
我們知道，20世紀非理性主義的産生是對工業文明極端理性主義的自拔，作為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出現的一場文學藝術運動，超現實主義與瘋狂的戰爭有著內在的關聯。佈雷東在1930年的《第二次超現實主義宣言》中寫道：“人們看到超現實主義不怕變成一種絕對反抗的、決不屈服、永遠破壞的教義。它所期待的只是暴力……最簡單的超現實主義行動，是握著手槍來到街上，盡力向人群胡亂射擊。”從這段話中我們知道，與其説是戰爭導致了非理性主義，不如説是非理性主義導致了戰爭。尼采説過，“上帝死了，因此，一切事情可能發生”。20世紀慘絕人寰的兩次世界大戰是人類神性失落、獸性膨脹的結果。
達利在其盛期創作了大量戰爭主題的作品，這些作品顯示出他對現實世界和人類生命的關心。由於其創作主題的現實性，達利受到佈雷東的指責並被開除出超現實主義集團。從40年代末亦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達利將創作主題轉向了宗教和神話。作為一個清醒的幻想者，此時的達利開始了對戰爭産生原因的反思。正是由於準確地揭示了現代人類的悲劇命運和其産生的根源，達利受到梵帝岡教皇的特別器重。他的一系列“十字架上的基督”被天主教會譽為20世紀最傑出最宏偉的宗教畫。
如果説達利的戰爭題材的作品是對人性中惡魔的揭示，那麼其後期的基督教題材的繪畫則是對人性中天使的頌揚。達利將超現實主義從非理性、潛意識夢境（它們多半是人性中的陰暗面）的發掘提升到對崇高和神聖的追求，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儘管弗洛伊德已經裁定達利的藝術不能作為潛意識學説的注腳，但豐富而深刻的人性內容仍使達利的藝術具有永恒的魅力。
從達利的宗教繪畫中，我們洞悉到西方人的懺悔意識。透過畫中那懸垂在太空中的基督形象，我們還看到了德國總理勃蘭登 科爾一次又一次地跪倒在波蘭納粹集中營死難者墓前的身影。這不僅是對那些無辜死難者的謝罪，對瘋狂戰爭的反省，更是對上帝的懺悔。在1941年完稿的《達利自傳》中，達利寫道：“上帝既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下；既不在右方，也不在左方，上帝恰恰就在有信仰人的心裏。”
我們對西方人靈肉兩分的“二元論”世界觀及其極端主義思維模多有了解，但我們還必須認識到二元論和極端主義對西方文化具有自我拯救、自我更新的自律功效。換句話説，西方文化的極端主義
即唯物主義或唯物主義的弊病永遠能在其二元論的寶庫中找到解藥。西方文化便是這樣在一次又一次的“物極必反”中不斷嬗變、不斷更新。
兩面性是西方文化的本質特性，即使在達利的超現實主義藝術中，兩面性也依然存在。達利的藝術提醒我們在認識借鑒西方文化藝術時切不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當年弗洛伊德對達利説：“你的畫使我們感興趣的不是潛意識而是有意識。”這裡，我要模擬弗洛伊德的語氣補充説，達利使我感興趣的不是惡魔的一面，而是天使的一面。
在《達利自傳》最後的附言中，達利寫道：“在我還沒有信仰時，我害怕死後見不到上帝。”當1989年達利以84歲的高齡壽終正寢的時候，他是平靜而安詳的，因為他是一個有信仰的可以見到上帝的人。
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