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長達一週的預約等待，記者日前終於在上海音樂學院教學大樓裏獲得了艾倫先生拍攝間隙一個小時的時間。

    從音樂人到電影人

    “為什麼我拍音樂紀錄片？因為我當不了傑出的音樂家”，艾倫在幽默中流露出一份獨特的執著。艾倫學過鋼琴演奏，擔任過樂隊指揮，曾組織大量普及性音樂會，致力於向更多人推廣古典音樂。1974年，艾倫執導的第一部音樂舞蹈紀錄片《BOLERA》一舉奪得奧斯卡獎，艾倫忽然發現，他手中的錄影機竟比他的指揮棒擁有更大的魔力。1979年，斯特恩中國之行紀錄片的拍攝，更奠定了艾倫在美國音樂紀錄片界的至尊地位。

    在將近30年的電影生涯中，艾倫拍過祖賓梅塔、伊薩克帕爾曼、約翰凱奇、紐約瓜內利弦樂四重奏、歌劇《圖蘭多》等名角盛事，並交上了馬友友、王健、趙季平、張藝謀等中國好友。由於自身的音樂素養，艾倫總能毫不費力地捕捉到鏡頭中真正的華彩樂章。直到今天，他的成就已在西方電影界有目共睹，但他依然堅信：“從很早以前我就知道，音樂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這一點永遠不會變。”

    斯特恩與帕爾曼

    23年前，曾提攜過帕爾曼、朱克曼等當代大師的一代音樂家、教育家斯特恩在上海音樂學院的一堂公開課至今令國內許多樂界人士唸唸不忘，與斯特恩當年光芒四射的表現相比，帕爾曼的大師課顯得平易得多，甚至有人抱怨帕爾曼總是要求學生參與討論、“他教得太少了”。見證了兩位大師中國之旅的艾倫也沒有回避這個問題。

    “23年過去了，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斯特恩的中國之行是開創性的，有著先驅者的意義，因為在他之前中國學生幾乎沒有現場聆聽西方大師演奏的機會，交流更無從談起。但現在，中國學生的眼界已經非常開闊了，他們可以看到的演出、接觸到的西方音樂家非常多。問題是一些中國學生雖然能出色而過於嚴格地按照曲譜或者摹倣錄音演奏，卻缺少活潑的音樂動力。所以，帕爾曼告訴我，他所要做的是教學生‘更加自由地思考和表達’。所以，他總是反問學生‘你想怎麼拉’‘你認為怎樣’，這個層面的交流，在斯特恩那時是根本不可能的。”

    艾倫説，他希望用鏡頭可以傳達這樣的信念：無論是斯特恩還是帕爾曼，無論是23年前還是現在，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音樂或許不會對人或者社會引發實質性的改變，但音樂的意義卻在於它可以觸摸人類靈魂深處的核——那是不會因時間、種族、甚至文化傳統而改變的東西——人性的證明。

    最少20比1

    兩個奧斯卡和一項艾米獎，艾倫説他的成就是用膠片堆出來的，因為他拍攝的素材與成片的比例最少是20比1。事實上，《從毛澤東到莫扎特》片長約110分鐘，而當時艾倫手中的素材有多少呢？整整60小時，也就是説3600分鐘！

    艾倫説，在紀錄片的拍攝中，他最怕出現的是兩種局面。一是採訪對象過於緊張，什麼也説不出來；還有一種更糟糕，人們會對著鏡頭誇張表演粉飾其詞，“這比什麼都不説更糟”。所以，艾倫寧肯用最笨而且費時費力的辦法：“始終在一旁拍攝，直至被人遺忘。”“我得混在要拍的人群中，但不引起任何人注意，悄悄進入，悄悄離開，這樣才會有我要的最真實的記錄。”

    就算是不能避免的面對面採訪，艾倫也會有他的好運氣，畢竟東西方閃光的心靈和樂章一樣多。1979年那部電影中上海音樂學院譚抒真教授率真的話語令艾倫至今感動不已，兩人也就此結下深厚的友誼。即使譚教授今年已95高齡，艾倫仍然認為，無論從心靈到人格，譚先生是他拍攝過的無數音樂家中最“強壯”的一位。

    《文匯報》 2002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