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圈裏人尊為“阿老”,阿老喜歡叼著煙斗説話。説起《小城之春》,阿城另有一想:“去年《花樣年華》非常紅火,也是很曖昧的兩個人的感覺,好像有又好像沒有的。家衛是上海人,把氣氛烘托得十分好,但那是一種殖民電影。你看片子裏的色彩、光線、女人的旗袍、音樂、臺詞都是艷麗的、浮華的,它強調的這樣一種背景下人物的心理,對前途的茫然,是張愛玲式的。但《小城之春》不是,同樣是對前途的無奈、對生命的厭倦,它是屬於戰後的。世界上很多好的文學作品都屬於這種類型,突出的是人在那種環境裏的絕望和對一點點希望的珍惜,所以影片的格調會完全不同。拍這部片子前,我們主創人員考慮了很多東西,最後決定做這樣一部電影,接近於黑白色調的彩色電影。臺詞很簡單,景致也很簡單,在一個封閉的空間裏,人物産生微妙的關係。沒有過多的音樂、華麗的元素,而是接近於灰色的。”
作為編劇,阿城之於李天濟(1948年的《小城之春》的編劇)當然會有很多不同。記者親眼看過阿城親手修改的劇本,很多地方只改動了一個字,味道就大不同,看得出來阿城是頗費心思的。誰知道阿城聽後只是一笑:“臺詞的事我倒並不計較,本來就有劇本,人家寫得很好,只是把一些太戲劇化的東西去掉了。而且我一直覺得咱們的編劇在這方面摳得太死。演員也只好硬背臺詞,有時候如果能多給演員一些發揮的空間,我相信效果會更好。”
阿城為影片做的最大貢獻恐怕是修改了原劇的結尾。原劇中戴禮言之死交待得並不明確,甚至很有些懸疑色彩。在阿城看來,這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電影受好萊塢模式的影響,在新版《小城之春》裏,阿城直接安排禮言以自殺的方式退出競爭,而利用志忱的醫生身份解救了禮言。所有的交待更為簡潔,也更符合簡單、純粹的終極追求。
《北京晨報》 2002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