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歲片這兩年的熱鬧景象顯示出它作為一種新的賀歲形式已經形成。有些因拍攝賀歲片而深受觀眾注意和喜愛的導演和演員，被稱為“賀歲導演”和“賀歲演員”。每年歲末這一段檔期被稱為賀歲檔期，故此也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可多半片子除了琳瑯滿目的大腕，從小品演員到通俗歌手，從正劇演員到節目主持人，老的少的專業的不專業的……雲集一堂，開著不怎麼上口的玩笑，不溫不火地説著家裏家外在所難免的矛盾和困難，其餘也就沒剩下什麼了。觀眾一邊看一邊想著：要是這一群明星生活在一家子裏該是怎樣的情景……於是看電視成了過家家，熱鬧一通就完了，什麼也沒留下。讓人不禁要問，賀歲片帶給我們的究竟是什麼呢？

    梁天今年以導演的姿態帶著處女作《防守反擊》闖入賀歲市場。他是個超級球迷，對中國足球恨鐵不成鋼，決定讓專業運動員下崗，讓餐廳服務員替代足球隊員踢一場，一個故事也就在這看似瞎胡鬧的比賽中開始了。

    （導演）梁天：觀眾已經辛苦一年了，應該開心開心。賀歲片以喜劇為主基調便成為自然。如果在大家歡歡喜喜過年時，講件很苦的事，讓人看完心裏挺憋得慌，似乎不太合時宜。

    《幸福時光》的出現使中國的賀歲市場出現了第一位“大師級”的導演。有些人認為《幸福時光》與張藝謀以往的作品風格不符，當然也有許多人認為這部影片根本不算是賀歲片，不過是趕上賀歲檔期而已。

    （導演）張藝謀：我沒有特別在意“賀歲片”這個詞，現在約定俗成，把這個時間段上的影片都稱為“賀歲片”。《幸福時光》嚴格來説也不是專門為過年拍的，趕巧了。幾部影片大體風格差不多，都是走喜慶、輕鬆、娛樂這種路線，倒是符合這個檔期的受眾心理，標誌著我們的電影有了市場意識後慢慢規範化的一種作法。像好萊塢電影也是非常注重檔期的，不管導演出於什麼目的拍的電影，到了發行人那裏，他一定根據市場全年的規劃來做。這種方式挺好，我想觀眾會喜歡在過年的時候看這類影片。你弄一個特悲劇的電影，讓人家哭得亂七八糟的，不一定適合節日。現在市場不太規範，對大眾的口味我們也沒太大的把握。我原來覺得《花樣年華》是一部比較高雅的片子，是否會有那麼多觀眾？結果卻使我感到意外，有很多人做張曼玉的旗袍。拍電影的人市場意識要強，但我還是在意過去的一句老話：要普及，也要提高。作為一個導演，你只是一味地去迎合市場，時間長了會削弱電影的文化內涵。儘管好萊塢電影在商業上有壓倒的優勢，但歐洲人對它還是有看法。我國內地的電影長時間形成了自己的審美標準，老百姓其實並不滿足於你給他快餐式的東西。中國內地電影多年來堅持一貫的人文個性，觀眾也有這個願望，我們不要低估了老百姓。

    從劇本的文學基礎而言，《美麗的家》是所有賀歲片中最堅實的，以致超過馮小剛的“賀歲三部曲”。著名作家劉恒六易其稿，傾注全部心血，使得中國賀歲電影的始作俑者———紫禁城公司的第四部賀歲片成為“更貼近百姓生活、更關注普遍人內心情感”的新型賀歲電影。風靡全國的電視連續劇《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全班主創人員的加盟，也使該片奠定了有力的基礎。

    （總策劃）劉沙：有人説《美麗的家》不美麗，張大民盡碰上窩心事，看了以後連年都過不好。我認為賀歲片不是電影的種類，只是一個檔期。沒有規定説賀歲檔期的電影就一定要怎樣。而且，《美麗的家》定位也不是一部喜劇。劉恒寫的《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也不是喜劇，它是一部正劇。張大民的生活不是一帆風順，老是有溝溝坎坎，這就是生活。你認為生活是喜劇，它就是喜劇。你認為生活是悲劇，它就是悲劇。電視劇《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在熒屏上“火”了一把，我們主創人員也備受鼓舞。但張大民還在生活，他搬上樓房生活的矛盾就都解決了嗎？不，他一定還有新的煩惱，也就必定有新的幸福。我們的這部《美麗的家》就從張大民搬上樓房講起。

    （新影聯經理）高軍：所謂“賀歲片”，應具備三個必要條件：首先，它必須是喜劇。影片的格調必須是喜慶的，大團圓結局。正劇、悲劇都是不適合的。這也是受民族文化根源的影響，老百姓在其他領域的賀歲內容，比如包餃子、放花炮、貼窗花、看春節晚會等等活動形式都是為了突出喜慶的節日氣氛，賀歲片亦然。

    看來，賀歲片要“感染力”不要“藝術力”，主創人員比觀眾更無奈。

    《北京日報》 2001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