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舞蹈百年，雖然許多人都願意從清王朝駐法公使裕庚的女兒裕容齡談起，但我更傾向於首先將視線投向“在時代脈搏上舞蹈”的吳曉邦。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感召下，曉邦先生在三十年代便倡導了“新舞蹈”運動———他認同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高高地擎起了“為人生而舞蹈”的大旗。曉邦先生創作並表演的《饑火》、《醜表功》、《遊擊隊員之歌》等作品與三十年代的“蘇區歌舞”、四十年代的“延安新秧歌運動”一道，成為新中國舞蹈文化建設的革命傳統。作為百年中國舞蹈文化建設中的先驅者，當然還不能不提及戴愛蓮先生和賈作光先生。這兩位先驅者在四十年代中後期，一位深入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采風，尋訪民族舞蹈文化之根，然後傾畢生之心血融入民族舞蹈的“大家跳”之中；一位馳騁在廣袤的內蒙古大草原，在吮吸民族舞蹈乳汁的同時，將民族的舞蹈風情錘鍊成舞蹈的藝術經典。在他們的心目中，都有一個大寫的“人生”，一個與“人民大眾”共呼吸、與“民族傳統”同命運的“人生”。

    正因為有這樣的革命傳統和民族傳統，新中國的舞蹈藝術家在通過《寶蓮燈》、《魚美人》等作品探索舞劇藝術形式的同時，很快就運用這一藝術形式來表現中國人民百年來的革命史。舞劇《小刀會》、《五朵紅雲》、《白毛女》、《紅色娘子軍》也因此而成為百年舞蹈的不朽經典。中國當代舞蹈史也因此鐫刻下趙青、陳愛蓮、舒巧、白淑湘等表演藝術家和黃伯壽、李仲林、查列、李承祥等編導藝術家的大名。與此同時，一批隨著新中國的誕生而走進舞蹈行列的新舞蹈工作者，將“人生”植入“生活”，從“生活”開掘“舞蹈”：陳翹從海南帶著她的《草笠舞》、黃石從涼山帶著他的《紅披氈》、黃素嘉從蘇南帶著她的《豐收歌》、李俊琛從西藏帶著他的《洗衣歌》……紛至遝來，將我們舞壇裝點得五彩繽紛的，是奉獻者們五彩繽紛的人生。

    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的舞蹈文化建設再掀高潮：首先，是中國古典舞劇在《文成公主》等的戲曲舞蹈語言之外，通過《絲路花雨》、《銅雀伎》、《幹將與莫邪》等重建了敦煌舞蹈、漢魏舞蹈、鳥篆舞蹈的語言，極大地豐富了傳統舞蹈的寶庫。其次，是中國各少數民族舞劇之花全面綻放，有傣族的《召樹屯與楠木諾娜》、苗族的《燈花》、彝族的《阿詩瑪》、藏族的《卓瓦桑姆》、蒙古族的《森吉德瑪》、朝鮮族的《春香傳》、滿族的《白鹿額娘》、壯族的《媽勒訪天邊》和維吾爾族的《多浪之花》等。第三，是中國芭蕾舞劇在對本民族文學藝術再創造的進程中努力建設芭蕾的“中國學派”，不僅把魯迅的《祝福》、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沈從文的《邊城》等植入芭蕾藝苑，而且通過芭蕾舞劇《二泉映月》的創作，藝術地再現了民族音樂家及民樂經典。第四，是中國現代舞劇的全方位探索和新一代舞蹈編導的問世，從蘇時進的《天山深處》、華超的《蘩漪》、王舉的《紅高粱》直至趙明的《閃閃的紅星》、丁偉的《媽勒訪天邊》、陳維亞的《大夢敦煌》、張繼鋼的《野斑馬》、張建民的《二泉映月》、劉興范的《傲雪花紅》……我們高興地看到，雖然舞蹈“世紀之星”的桂冠被戴在張繼鋼頭上，但我們舞蹈的夏夜晴空卻閃爍著難以數計的“世紀之星”。

    改革開放的時代也為表演藝術家敞開了舞壇，與少數民族舞蹈表演藝術家莫德格瑪、阿依吐拉、崔美善、刀美蘭“四大名旦”遙相呼應的，是相繼舉辦了個人舞蹈晚會的“四小名旦”———楊麗萍、卓瑪、敖登格日勒和沙呷阿依。與之相伴，還有一連串響亮的名字，他們是劉敏、沈培藝、山、劉震、黃豆豆。我們還注意到，在這改革開放的時代，舒巧和門文元老當益壯，分別以《奔月》、《玉卿嫂》、《胭脂扣》、《青春祭》和《月牙五更》、《土裏巴人》、《黃河水長流》、《阿炳》等幾十部大型舞蹈作品，書寫著新時期舞蹈史最輝煌的篇章。毋庸置疑，我們的舞蹈教育與舞蹈史論研究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這並非只是使我們舞界有了博士、碩士的學位和教授、研究員的職稱，而且使我們的舞蹈有了文化意蘊的深厚和藝術才華的精湛。站在世紀之交回顧舞蹈百年，是為了矚望新的世紀的百年舞蹈；在此擱筆翹首之際，耳邊仿佛想起曉邦先生那執著的追求和不倦的叮嚀———為人生而舞蹈……為人生……舞蹈……

    《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