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人，對讀書人總是禮敬三分。原因之一是：讀書人少，物以稀為貴。“文革”當中，我的父母分別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下放到農村。他們自己心思重得不得了，覺得抬不起頭來；周圍的鄉親可不管你是紅是黑，一概熱情對待，打起招呼來，叫的是“先生”。

    現在讀書的人多了，“先生”這個詞，已經沒什麼專指，它和“你、我、他”一樣，成了最普通的代詞，引不起任何特別關注。比如在飯館吃飯，跑堂的是個小夥子，你會喊：先生，再加一份紅燒豬手！誰也不會把那小夥子當成讀書人。

    別説讀書人了，就連寫書的人，也不算什麼稀奇，晚上去酒吧坐坐，滿場子的人，三分之一是混混，三分之一是藝術家，還有三分之一就是作家。簡化一點説，你管他們所有人都叫混混，也沒什麼大錯。

    説起來這是好事兒，有點還作家本來面目的意思。因為作家本來就沒什麼特殊之處，他們的寫作，就是一門職業，任何身體健康、具備本職業一些必備條件的人，都可以試著去做。所以，作家們犯點錯誤，比如説曾經站錯了階級立場，比如説日常言辭激烈一些，比如説先自設一項大獎，再讓自個兒去“榮獲”，這些都是人之常情，大可不必討論來討論去，甚至還要審判，還逼人家懺悔。

    作家是正常人的例證之一是：作家當中，也有結巴。按説作家以語言文字為武器，結巴卻是語言文字的大敵，二者不好聯繫在一起。可是造化弄人，就讓他們結巴了。好在結果證明，結巴也能當作家，而且還都當得挺招人喜歡，至少我是這麼認為。

    我讀大學時，一個曾經紅極一時的著名文藝批評家，寫作之餘，給我們開一門文藝美學課。課講得好，課堂上歡聲笑語，氣氛熱烈。因為是文藝美學，所以不時會提及大師及其作品，比如巴爾扎克和他的《人間喜劇》。偏偏這位青年才俊每回説到“巴爾扎克”，止不住要結巴。“巴”字出了口，後邊的“爾扎克”滯在口腔裏，遲遲順不出來，常常憋得滿臉通紅。時間久了，我們發現這一特點，於是下次他“巴”字剛出口，正為後邊的字著急，我們就大聲説：知道了，巴爾扎克，接著講吧。他便會心而略帶感激地一笑，如釋重負地繼續精彩演講。

    還有個結巴的作家朋友，平日好做總結性發言。有一次朋友聚會，議論起辭職下海的事。正方的意見是不應隨便丟棄公職，反方的意見是堅決要到商海一搏，爭得面紅脖子粗。這時，一直沉默不語的這位朋友力排眾議道：我同意正方意見，魚兒離不開--開水嘛！反方的人一聽，差點兒沒樂噴了，説魚兒在開水裏，那是魚湯！

    我因工作關係，與不少外地作家常有聯繫。早年靠寫信，後來電話普及了，信就越來越少。時日一長，竟還有些感慨，覺得打電話總是不如寫信舒服。於是非常感謝其中一位作家朋友，因為她拒絕用電話，一直堅持寫信。終於有一天，她因有急事要找我，給我打了個電話，我才發現，她這麼做也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尷尬--那天我正在家閒坐，電話突然響起來，抄起聽筒喂了一聲，對方沒有任何反應，又連著喂了兩聲，仍是沒有任何回應。剛要挂斷，突然對方傳來一聲顯然已在口腔裏憋了好幾秒鐘的一聲招呼：楊葵，我是某某。

    我説這些軼事，絕非對口吃者不恭，所以本文開頭頗費口舌講了作家也是平常人的道理。同樣，口吃者也是一般人，就像我心臟不好，還過早腆出個將軍肚一樣，口吃也是常人常態而已。人哪有十全十美的呢！

    《精品購物指南》2001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