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人,對讀書人總是禮敬三分。原因之一是:讀書人少,物以稀為貴。“文革”當中,我的父母分別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下放到農村。他們自己心思重得不得了,覺得抬不起頭來;周圍的鄉親可不管你是紅是黑,一概熱情對待,打起招呼來,叫的是“先生”。
現在讀書的人多了,“先生”這個詞,已經沒什麼專指,它和“你、我、他”一樣,成了最普通的代詞,引不起任何特別關注。比如在飯館吃飯,跑堂的是個小夥子,你會喊:先生,再加一份紅燒豬手!誰也不會把那小夥子當成讀書人。
別説讀書人了,就連寫書的人,也不算什麼稀奇,晚上去酒吧坐坐,滿場子的人,三分之一是混混,三分之一是藝術家,還有三分之一就是作家。簡化一點説,你管他們所有人都叫混混,也沒什麼大錯。
説起來這是好事兒,有點還作家本來面目的意思。因為作家本來就沒什麼特殊之處,他們的寫作,就是一門職業,任何身體健康、具備本職業一些必備條件的人,都可以試著去做。所以,作家們犯點錯誤,比如説曾經站錯了階級立場,比如説日常言辭激烈一些,比如説先自設一項大獎,再讓自個兒去“榮獲”,這些都是人之常情,大可不必討論來討論去,甚至還要審判,還逼人家懺悔。
作家是正常人的例證之一是:作家當中,也有結巴。按説作家以語言文字為武器,結巴卻是語言文字的大敵,二者不好聯繫在一起。可是造化弄人,就讓他們結巴了。好在結果證明,結巴也能當作家,而且還都當得挺招人喜歡,至少我是這麼認為。
我讀大學時,一個曾經紅極一時的著名文藝批評家,寫作之餘,給我們開一門文藝美學課。課講得好,課堂上歡聲笑語,氣氛熱烈。因為是文藝美學,所以不時會提及大師及其作品,比如巴爾扎克和他的《人間喜劇》。偏偏這位青年才俊每回説到“巴爾扎克”,止不住要結巴。“巴”字出了口,後邊的“爾扎克”滯在口腔裏,遲遲順不出來,常常憋得滿臉通紅。時間久了,我們發現這一特點,於是下次他“巴”字剛出口,正為後邊的字著急,我們就大聲説:知道了,巴爾扎克,接著講吧。他便會心而略帶感激地一笑,如釋重負地繼續精彩演講。
還有個結巴的作家朋友,平日好做總結性發言。有一次朋友聚會,議論起辭職下海的事。正方的意見是不應隨便丟棄公職,反方的意見是堅決要到商海一搏,爭得面紅脖子粗。這時,一直沉默不語的這位朋友力排眾議道:我同意正方意見,魚兒離不開--開水嘛!反方的人一聽,差點兒沒樂噴了,説魚兒在開水裏,那是魚湯!
我因工作關係,與不少外地作家常有聯繫。早年靠寫信,後來電話普及了,信就越來越少。時日一長,竟還有些感慨,覺得打電話總是不如寫信舒服。於是非常感謝其中一位作家朋友,因為她拒絕用電話,一直堅持寫信。終於有一天,她因有急事要找我,給我打了個電話,我才發現,她這麼做也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尷尬--那天我正在家閒坐,電話突然響起來,抄起聽筒喂了一聲,對方沒有任何反應,又連著喂了兩聲,仍是沒有任何回應。剛要挂斷,突然對方傳來一聲顯然已在口腔裏憋了好幾秒鐘的一聲招呼:楊葵,我是某某。
我説這些軼事,絕非對口吃者不恭,所以本文開頭頗費口舌講了作家也是平常人的道理。同樣,口吃者也是一般人,就像我心臟不好,還過早腆出個將軍肚一樣,口吃也是常人常態而已。人哪有十全十美的呢!
《精品購物指南》2001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