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相繼有兩名外籍天主教神父在莫斯科機場遭拒絕入境。因為在東正教看來，天主教背棄了基督的本真信仰，與西方的世俗理性主義達成同謀。只有“東方正統教會”仍保留著耶穌純潔的精神信仰，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殘酷現實之中為實現人類的最終救贖而不懈努力。

    俄羅斯人的宗教理想

    幾個世紀以來，物質生産多數時候處於停滯狀態的俄國，宗教文化卻得到不斷發展，當歐洲早已吹響工業革命號角的時候，俄羅斯上空回蕩的仍是虔誠的禱告和鞭身派自我懲罰的慘呼。而支撐他們的正是以基督正教拯救全人類的夢想。

    19世紀，神學家霍米亞拉伕借助對一個東正教概念的闡釋表達了堅定的精神全球化理想。這個概念叫作“聚合性”，即在靈魂同一的前提下實現全球統一的精神教會。在這個教會中，人類將不分種族，不分貴賤，不分貧富，所有人都在上帝的統一意志之下擁有個性的最大自由。這種思想其實是針對西歐資本主義世界中個人主義氾濫的情勢而提出的。在斯拉伕主義者看來，西歐的物質進步所帶來的不是文明的昌盛，相反卻是對文明的反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遊歷歐洲時發現，那裏有的是金錢、自由，但卻沒有平等，沒有博愛，而後者正是基督教正統教義的根本。俄國人雖然生活在苦難與罪孽之中，然而他們的天性之中卻保留著受難、懺悔、博愛與救贖的精神。在小説《白癡》中，一個從歐洲歸來的俄羅斯青年梅什金，成為具有耶穌基督自我犧牲以拯救世人品格的原型人物，他在世俗生活方面是一個“白癡”，但在精神生活上卻是一個高尚的殉道者。而在高爾基的小説《懺悔》中，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無産者都有著聖徒的靈魂，那個經受著信仰危機折磨的馬特維在這些人身上重新感受到了生命的復活：“生活是多麼美好啊！俄羅斯人民是多麼偉大啊！”托爾斯泰更是主張廢除國家體制、推倒世俗政權，從而消滅暴力，實現一個沐浴著愛的光輝的大同世界。

    俄羅斯人的大斯拉伕主義宗教理想在19世紀當然是無法實現的，但這一理想卻借助於同樣來自於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通過另外一種途徑得以顯現，這就是共産主義。誠如俄國流亡思想家別爾加耶夫所説的，“俄羅斯共産主義較大家習慣上所想的更具傳統性，它是古老的俄羅斯彌賽亞思想的轉化與變形”。即它們之間有著拯救全人類、走向共同幸福的內在類同。不同的是，傳統的重精神輕物質的俄羅斯理念忽視了共産主義的一條基本原則———物質的極大豐富。共産主義這一偉大的理想在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突然休克，就是其導致的嚴重後果。

    拯救之路———大興宗教之風

    俄羅斯又重新開始了拯救之路的探索。但在俄羅斯人看來，似乎拯救之路別無他途，只有宗教。

    戈巴契夫尚未下臺時頒布的《信仰自由和宗教組織法》，允許宗教團體擁有法人資格，允許宗教傳播自由，允許宗教人士進入蘇維埃參政議政。這一政策使得宗教團體在蘇聯境內迅速膨脹，到蘇聯解體時為止，宗教團體數量幾乎翻了一倍，發展到兩萬多個，甚至出現了以宗教團體為主體的政黨，如“俄羅斯基督教民主聯盟”、“俄羅斯基督教民主運動”、“東正教信徒黨”等。戈巴契夫本想借助宗教的力量來延續他的大斯拉伕國家使命，但各加盟共和國間的矛盾和經濟的衰退使得這一想法付諸東流。葉利欽當選俄羅斯總統之後，更是明確了東正教作為國家宗教的地位。在他的就職儀式上，東正教牧首阿列克賽二世致辭説：“人民選舉了您，您不僅在人民面前，而且在上帝面前都負有重任，您所接受的不是榮譽，不是特權，而是責任。”在葉利欽的鼓勵下，教會對社會各領域的滲透程度越來越高，甚至在軍隊中，東正教思想也成為對軍人進行道德理想教育的基礎，軍人工作委員會中設立了宗教事務處，《聖經》成了軍人裝備中必不可少的一個內容。在社會上，東正教會利用各種形式擴大其影響力，其中一個重要的形式就是創辦學校，層次不同的宗教學校在各地相繼出現，而1993年成立的莫斯科東正教大學，則成了宗教教育的最高學府。普京上臺後儘管淡化了政府與教會的關係，但他在慶祝俄羅斯聯邦獨立10週年的一次講話中表示，俄羅斯的立國之本仍是基督教，他説：“如果沒有正教的信仰與文化，俄羅斯或許無法成為一個國家。”在政府的支援下，過去年久失修的教堂、修道院都得到了大規模的修繕，一批新的宗教活動場所也如雨後春筍般聳立起來，不僅是擁有近200座教堂和修道院的莫斯科，無論你走到哪一座城市，標誌性建築往往不是現代化的高樓大廈，而是斯拉伕式的圓球形教堂穹頂，上面矗立著金光燦爛的十字架，伴著悠揚深沉的鐘聲在空中回蕩。

    與精神上的宗教熱相對應：物質生活西方化

    在思想界，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那些宗教哲學家被隆重推到前沿，以基督精神拯救世界、重建失去的樂園的理想再度被挖掘出來。這在西方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顯得別有意味。因為俄羅斯的新派神學所主張的不是理性規則和經濟秩序，如尼斯特盧威説的，他們要的是“權力與平等、權力與愛的原則的神賜結合”，他們“拯救的目的是：使全人類聚集為一個整體，重建亞當，不是靠劍，不是靠強迫，而是靠自由與真理之中的愛。”俄羅斯新派神學的出現不是偶然的。美國人亨廷頓在他的《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宗教復興是非西方社會反對西方化的最強有力的表現。這種復興並非拒絕現代性，而是拒絕西方，以及與西方相關的世俗化的、相對主義的、頹廢的文化。”然而，在自由與真理之愛的全球理想與西方世俗文化之間的對抗中，誰是勝利者呢？俄羅斯的生活現實正在為這一問題做出註釋：與精神上的宗教熱潮相對應的是，俄羅斯人的物質生活正在逐漸西方化，你走進任何一家商店，貨架上擺滿琳瑯滿目的西方舶來品，惟一的吃飯需要排長隊的餐館是麥當勞。年輕一代在西方世俗文化的誘惑之下不僅忘掉了拯救全球的使命，他們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自我救贖。

    宗教真的能夠拯救俄羅斯嗎？在號稱擁有7000萬信徒的俄羅斯，真正虔信于正教、以耶穌寶訓為生活準則的人究竟有多少呢？這從俄羅斯的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現象中可見一斑。另外，在宗教熱的同時，形形色色的邪教組織也紛紛出籠，如日本的奧姆真理教在俄羅斯的信徒多達4萬人。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之中，被經濟利益所驅動的物質理性成了一列冷酷的戰車，它的呼嘯聲大大地淹沒了人類對上帝的禱告之聲。 （王志耕）

    《環球時報》2002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