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陳凱歌、姜文、鞏俐可以説是影響中國當代影壇的重要人物。經濟日報出版社2002年1月推出了由著名影評人、電影策劃人李爾葳創作的“直面系列”——《直面張藝謀》、《直面陳凱歌》、《直面姜文》、《直面鞏俐》,近距離地與四位名導演、名演員直接交流,讀者可從中對這幾個人的生活及創作有進一步的了解。本篇文章即摘自該叢書。
眾所週知,張藝謀是個吃過苦,有過曲折經歷的中國電影人。
張藝謀屬虎,1950年出生在古城西安。
張藝謀的父親和他的兩個伯父都是黃埔軍校畢業生。大伯父到了台灣,二伯父在率部隊投奔延安時被國民黨特務殺害。張藝謀的父親在“文革”中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父親沒有收入,全靠做醫生的母親那點微薄的收入來維持全家五口人的生活。貧寒的家境、社會的歧視、精神的壓抑以及家庭所籠罩著的苦悶,使幼小的張藝謀過早地失去了兒童的天真活潑、造就了他沉穩、內向的性格。
兒時的張藝謀也喜歡玩,最喜歡光著身子在水裏自由自在地游泳,上中學後,張藝謀雖不怎麼用功,可他的成績卻總是名列前茅,常常讓那些死用功的同學納悶。不知從何時開始,張藝謀迷上了畫畫。他並沒有藝術細胞的遺傳,而父母也沒有給他安排學畫的環境,可他的畫技卻突飛猛進。他曾以大地、墻壁、電桿做紙,以粉筆、木棍、炭塊做筆,畫山水、花鳥、走獸,更多的是畫人物肖像。他自認為畫畫全班第一,後來發現班上還有一位女生也畫得不錯。這女生名叫肖華,後來成為張藝謀的妻子。
“文革”爆發後,張藝謀和他的幾個好友告別了琉璃街杜甫巷他的家,告別了西安三十中他的母校,插隊到了咸陽地區乾縣一個貧窮村莊。在這裡,他和當地農民一樣拉車、起糞,一身泥一身汗地和農民滾在一起。除了和幾個知青一起海闊天空地閒聊,他最大的樂趣就是練字:楷書、草書、扁魏……他一有空就練。在村裏,農民們總是把他的名字念成張臺謀。他畫了一幅一人多高的毛主席像,農民們感嘆“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的主席像”。在這裡,他雖然過著一個勞動日三毛錢、連肚皮也填不飽的日子,但張藝謀卻並沒有白過。他飽覽了奶頭山的風韻、石獸群的雄姿。神秘的無字碑、靜臥的無頭石前,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跡。那時候的張藝謀,無疑就是後來《老井》中的那個孫旺泉。難怪他演孫旺泉演得那樣真實。
張藝謀21歲(1971年)時正值大招工,知識青年紛紛返城。張藝謀因為家庭問題,沒有廠家敢收他。幸虧咸陽國棉八廠看上他那強健體格,並打得一手好籃球,才放寬政審條件錄用了他。
張藝謀由農民轉成工人,卻並不輕鬆。他除了每天要不停地把百多斤重的原料袋扛進車間外,在政治上,他仍然受到歧視。但他並不甘心這樣默默無聞地生活。他開始為車間壁報發揮自己的繪畫才能。3年之後,他的“一技之長”終於被廠領導發現,於是他被提拔到工藝室從事設計工作。沒想到,搞設計又使他與攝影結下了不解之緣。
起初,他只是借朋友的照相機,買廉價膠捲拍著玩玩,沒有錢買攝影書,他就從圖書館借來抄。後來,他越拍越上癮,便想買臺照相機。可那時最普通的照相機也要好幾百元人民幣一台,這對於每月只拿三張“大團結”(即30元人民幣)的張藝謀來説,怎麼消受得了?沒辦法,他只得一分一分地攢。他戒了葷,每天啃幹饃、鹹菜,節衣縮食,連汽車也不坐。最後,還賣了血,借了錢,終於買回來一台“海鷗”牌照相機。從此後,他背著這臺“海鷗”登驪山、涉八水、臨雁塔、攀西嶽,將八百里秦川上的山山水水都攝進自己的鏡頭之中……他在悄悄等待著機會的來臨。
張藝謀的機會終於來了,1977年夏天,全國開始恢復招生,張藝謀暗暗欣喜。當年5月份,他乘去瀋陽出差的機會,將自己的攝影作品帶到北京電影學院西安考場。攝影係的老師們接待了他。看著他從華山上拍來的60幅作品,老師們傳了一圈,愛不釋手,説從來沒見過“攝影基礎這麼好的考生”。但他超過規定年齡6歲,學校不能錄取他。絕望之中,張藝謀給當時的文化部長黃鎮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並附上了他的攝影作品。黃鎮愛才,親自發了話,張藝謀這才勉強被錄取進了北京電影學院攝影係。張藝謀欣喜若狂。
入學不到一個星期,學校飯廳門口就貼出了説他“走後門”入學的大字報,但20多年來的磨難,教會了他如何在逆境中生活。他沉默,忍耐,小心翼翼地做人,更加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雖然他的各科成績都不錯,而且常有自己的攝影作品散見在全國各地報刊,但學完一年之後,在放假前,校方仍以“入學手續不完備”為由,勸他下學期不要再來。多虧真正愛才的老師説好話,張藝謀又寫了一份態度誠懇的保證書,他才得以在“夾縫”中熬過了後三年的大學生涯。在攝影係,張藝謀的作業幾乎成了“標新立異”的象徵。當時在電影學院任藝術課老師的鄭國思説:“張藝謀的東西是動感情又動腦筋的。”學校對他的冷遇,促使張藝謀越加勤奮。他想超越自己,扼住命運的喉嚨。他相信“自己總會有一天也會成為氣候”。
關於第五代的交情:互相了解就是看電影
李爾葳: 現在你對你們第五代這幾個導演有什麼看法?
張藝謀: 這個我不想多説什麼。中國現在認認真真拍電影的沒幾個。凱歌、壯壯、子牛,我這幾個同學在事業上都是認真的人,都很不容易。現在中國電影還不是處在一個旺季,所以我們大家應該對他們多愛護、多鼓勵。應該少砸人、多做善事。第五代跟第四代比,在人際交往上完全不同。第五代不怎麼抱團。不是説不怎麼理解,而是不抱團,極少進行人事的聯絡,兩三年影子都不照一個,見了面則:“哥們兒,你好啊?”拍拍肩膀,不是説大家不好,只是不像第四代導演那樣抱團,有很多共同點。第五代不愛在一起開會(笑),跟第四代不一樣。我們第五代互相了解就是看電影,真的很少在私下做更多的了解。
關於父母:實際上我盡不到做兒子的這種責任
李爾葳: 能説説你的父親嗎?
張藝謀: 我父親是個沉默的人。他的性格與他的境遇有關係。他是國民黨軍官,又是什麼黃埔軍校的,長期以來都很嚴厲,也很壓抑。在我兒時的印象中,他就是不茍言笑。我們之間平時交流很少,但我還是較多地受了我父親的基因遺傳。拍《紅高粱》之前,我一直沉默寡言,這非常像我的父親。上電影學院時,凱歌有篇寫我的文章,就寫我沉默寡言。因為是陜西人嘛,陜西人不善交際。陜西人一根筋,執著,但是也保守。
李爾葳: 你母親已經七十多歲了,但現在看起來仍然很精神,她年輕時候漂亮嗎?
張藝謀: 我母親年輕時確實漂亮。她是我們家的主心骨,可以説是我們家的幸福之源。我爸是那樣一種糟糕的情況,長期沒有工作。我媽媽很樂觀,拉扯我們幾個孩子。我覺得我媽是很了不起的母親,要靠她支撐這個家。我父親已經去世了。長期以來,媽媽是我極大的精神支柱,這一直延續到我上了電影學院。
李爾葳: 你後來拍的電影很成功,而且在國際上有了這麼大的影響,你父母有什麼反映?
張藝謀: 他們當然很高興,老年人嘛,總是望子成龍。
李爾葳: 你經常回去看他們嗎?
張藝謀: 我很少回去。這點很慚愧。實際上我盡不到做兒子的這種責任。我就顧一頭吧!電影是流動的藝術,實際上電影人也是流動的,幾乎是四海為家。但只要我拍好電影,即使不能照顧家,但看我事業有成,做父母的總會感到欣慰。我要盡孝道,就顧不上拍電影了。連續四年春節,我都是在國外過的,根本沒辦法照顧父母。現在,多虧有我弟弟和弟媳照顧他們。
關於寫作:能寫一行就不寫十行
李爾葳: 你寫東西怎麼樣?不是常要改劇本、寫分鏡頭劇本嗎?
張藝謀: 我寫東西很慢,很吃力。我不屬於那種文采飛揚的人。在我們第五代這幾個導演裏,凱歌的文采最好,首屈一指。
李爾葳: 對,他喜歡古典文學,文學修養很深。
張藝謀: 他文學素養高,感覺也好。他愛讀書,寫得也好。我沒那兩下子,所以平常不寫,也懶得寫(笑)。實在躲不過去了,能寫一行就不寫十行,儘量寫短一點(笑)。
李爾葳: 你的字寫得不錯?
張藝謀: 一般。我“文革”時在農村、工廠練過一段毛筆字,各種體都練,是為了寫大字報而練的筆(笑)。現在也沒時間練了。
《中華讀書報》2002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