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人文歌手，不外乎以下幾點：第一，他們在音樂當中強調人的尊嚴和價值，而這個人並不僅僅是歌手本人，而是社會化後的人的抽象代表。歌手以小我的角度和姿態闡述大我的現狀和際遇。就是説歌手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第二，他們作品中社會學的意義往往大大超過其美學的意義。他們不僅僅是局限于風花雪月的“所謂民歌者”，而且是通過音樂傳遞烽火的跋山涉水者。我們有時這樣讚譽他們：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

    社會責任感和社會批判意識是難於分割的連體嬰孩。我們放眼歌壇粗略一看，似乎懷抱這種連體嬰孩的歌者不在少數，但我認為其中有不少是外行人看迷了眼：其一，總是玩弄一些假、大、空的題材，其音樂在外觀上往往表現公益、綠色、和平，但是他們的創作動機卻是非自覺的，音樂內容的刀口頗欠鋒利，含糊不清，不講套路。郭峰和高楓的一些“超級兒歌”便是這樣的典型。其二，看似憤世嫉俗，敢於開口叫罵，某些走紅的搖滾樂隊便是如此。但憤世嫉俗並不能等同於有益的、有見地的社會批判。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許多藝人首部作品一炮打響，其後便漸漸貧瘠，終至萎靡。這除了自身浮躁、累積得不夠以外， 根本上還是思想、意識的高度包括起點本身有問題。

    當然，以上這些要求，實在有點難為歌壇上大大小小的藝人了，不過我的疑問對今日內地歌壇仍然成立。不要忘記，早年來自台灣的羅大佑、張洪量、鄭智化和黃舒俊都是很優秀的“人文歌手”，陳升也不錯。迄今為止不僅沒有超出他們的歌手，甚至已沒有了模倣他們的歌手。人文歌手是能使流行音樂不僅僅流行一時的真正幹將，有時其影響不止于一兩代人。可是現在的歌手留給我們孩子的難道僅僅限于《雙截棍》和《機車女孩》了嗎？當我們的孩子走過少年歲月回味往昔時難道只有一點淺薄的聽覺愉悅，而無絲毫的心靈震撼嗎？唱片業的操作手法日漸純熟，但這種穩定的態勢和匠人式的手藝也在扼殺著音樂本身，當音樂變成一種一次性消費品的同時，你也就喪失了區分音樂與垃圾的能力。

    那些已不知人文為何物的音樂“從業人員”，如果僅僅把音樂當做音樂本身來做，那麼充其量只是一個風流一時的泡沫明星，而人文歌手能經受住歲月的篩選，他們才是永遠、永恒的明星。

     《北京青年報》 2002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