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們的這種“當時體”，較彼“當時體”輕艷華麗的一面，還要“水”得厲害一些，“輕”或可言，“艷”就未必；或不失“華”，“麗”上就差了一點。這“晚報文體”究屬何體？“宮體”自然不相干，“家體”呢？有這麼點意思，但仍不到位，如果你確實看過許多副刊的文章（不免帶點“挑剔”的眼光了），看過許多吃喝拉撒、乃至喂女人吃飯、跟男人逗趣，就會覺得論者“噴嚏”一説實不為過而還是不到位，想不出“到位”的詞兒時便請出福克納，他老先生説有些作家“描寫的不是心靈，而是內分泌腺”。是了，不妨以“腺體”定位，雖然這像個生理解剖學上的名目，也只能是姑妄用之了。

    這樣説話不能不有點缺乏“理解精神”和“溝通意識”。“理解”可以“萬歲”，“溝通”足臻“和衷”，不理解、不溝通，自己孤獨不説，在人家那邊也就難辦。即如副刊總是要辦且必須投入“大戰”，能不強調趣味、強調消閒、強調娛樂性乃至“刺激性”麼？你要擴大戰果，“俘獲”讀者，自然得守牢這一宗旨。因為再深邃的學究，再孔武的將軍，打開晚報副刊時“宗旨”也抱得很牢，總只是想擱一擱文武之道而稍事休憩，不會有哪位是準備向副刊討教如何做學問？如何打硬仗的。

    可是有言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讓大夥兒樂和一番並非沒有難度。而對十萬百萬計的讀者，要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工農商學兵一起美滋滋地進入消遣、娛樂狀態談何容易？單單一個眾口難調的問題就夠傷腦筋的。

    副刊的一方天地，並非一張可設四方之城的麻將桌，何況即便是，能讓個個樂此不疲麼？你如鳥得林了？他卻如魚失水呢；你“癢兮兮”了？他卻“氣鼓鼓”呢；你在那裏純情、發燒、搖滾，一些老先生、小先生會有失興致，你輕歌曼舞、淺斟低唱，哥們姐們則大不過癮；你在那裏“過家家”，“孩子”們消遣了，“成人”何以投入？你玩玩“陽春白雪”固有人發憎生怨，你弄弄“下裏巴人”便沒人搖頭嘆氣嗎？

    我沒辦過副刊，可大體能認定報人只怕是要跟“難”字相始終的。“雅俗共賞”、“老少咸宜”的“宣言”，恐怕也只能是大話兮兮地講講而已了。一來不能不介意我前面説到的“類聚”、“群分”；二來要“高雅”要“高俗”都並不那麼簡單。試想：弄些個稿末署上“于紐約”、“于東京”的文章來拉拉洋片就“雅”麼？我看有些就像土包子出洋相似地俗不可耐，讓人很容易想到進過兩次城的阿Q的作派，想起他回未莊後向鄉下人炫耀城裏如何處置蔥、如何給凳子命名的情態。弄些“我太太”、“我老公”、“我兒”、“我女”以及我家的阿狗阿貓等等家長裏短的文字就“世俗化”得可親可愛了麼？亦未必。我期望值過高地讀過一些以後，興味就一落千丈。那“太太”、那“老公”、那“貓”們大體略無情趣，毫無姿色可言，普通得味同嚼蠟，一般得俯拾皆是。更有甚者，其中多有些搔首弄姿、自作多情的忸怩作態，有些自我逗趣的嬉皮狀、自我作踐的名士狀、自我陶醉的先鋒狀……敷粉施朱，倚姣作媚，真佩服魯迅造出那句“肉麻當有趣”的名言。

    一發而不可收地扯淡至此，忽然心虛起來：若是有位報人或是讀者，被我説得興起而寄望于我，抑或被我説得火起而還我之矛，説是閣下試試若何？且認起真來，不依不饒地如同在舞場那樣擺開手勢地説“有請黃先生啦——”我恐怕只能無所措手足地汗流浹背了。歷來看花容易繡花難，要不，人們何以常用“坐著説話不腰疼”來回敬求之過高、責之過切者呢。然而繡花實在也就是讓人看的了，難者自難易者自易，繡者自繡看者自看，大可不必讓看者先領略“腰疼”然後知“湊合”。其實，我只是以為——也只能是“以為”——報紙副刊不適宜只面對時尚、面對圈子中人，還該提倡一點真人實事、真情實感、真知真見、真性真趣為好。須知矯形矯情地逗樂，其實只能是百無聊賴的作者逗自己玩。且真正能達成娛樂消遣的正如未必永遠是秧歌一樣，亦未必永遠是搖滾，特別是到了精神漸趨其豐的情勢下，領悟人生，增進知識，索解迷困怕是越來越為讀者所需。我們將無可規避地面對的一個事實，恐怕就正是讀者越來越不肯將就湊合了，這“上帝”在“現代化”中是越來越糊弄不得，越來越難以侍候了，設若不將“迎合”朝著“贏得”做些調整，在這“大戰”中是難免吃敗仗的。

    自然仍是不容易。要舉目高遠地，持續不已地贏得而不是迎合讀眾，永遠是需得苦苦研究的事。目前的傾向是有些報界兄弟花在名人身上的心思多了些，弄得名人們應接不暇而勉為其難，讀者也就看得名人有些疲倦，有些疲軟，多了些呵欠，多了些噴嚏。我不是一味排斥“大家”的文章而主張大躍進似地“大家寫文章”，也不是主張“副刊不設防”。只是想“提醒”一下，關於大眾參與和對社會的干預，跟副刊的世俗性、資訊量乃至生氣和活力之間的關係。若是要求再略略向高處抬一點，就還要“提醒”一下兩種錯覺了：一是以為要得暢銷，必走我們現在的“當時體”一途；一是以為要愉悅，要開心，就必得靠“腺體”來釀造。這實在至少是偏視、短視下的錯覺。僅錄幾條舊聞備考：當年華盛頓在那份叫《國民時代》的報紙陸續發表的、被林肯稱做“引起這場戰爭”的，被喬治桑描述為“所有的人手裏都有”、“所有的報紙都在談論”的作品，是《湯姆叔叔的小屋》；而魯迅是以巴人署名，以《阿Q正傳》給那份《晨報副刊》提供“開心話”的。時代自然不同了，可我們已經到了沒有“不應當有的窮苦和貧乏”的時代了麼？我們可以樂顛顛地大倡“毫無理性的奢侈”了麼？

    《光明日報》2002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