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金斯伯格,或者連同為“垮掉的一代”(在我國被譯成“垮掉的一代”原本就是誤讀,所以我一直主張用其縮略語BG)正名,如果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或許還真需要,因為自1953年10月金斯伯格在舊金山“六畫廊”朗誦《嚎叫》,宣告一個新的文學思潮在美國誕生後,很長時間以來,金斯伯格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最有爭議的人物之一。可如今進入21世紀,大鬍子的金斯伯格正如他去世前寫的一首詩《死亡與榮譽》中的詩句那樣:“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了。金斯伯格的世界性聲譽早已不容置疑,他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並選入美國藝術文學院,他早就進入主流,難道還需要正名?
問題可沒那麼簡單,最近美國朋友寄來一本新書《“垮掉的一代”罪行錄》就委實讓我吃驚。不過,讀完了這本不太厚的書,我很失望,作者竭盡調侃的筆調“揭發”的仍然是當年 BG受到攻擊時的那些陳腔濫調。譬如,拒絕尊重年長者;拒不恪守社會和文學傳統;對年輕一代影響極壞;放蕩的生活方式,性放縱、吸毒及地下爵士樂等非美國化的行為……倒是有讀者指出這本書“純屬大笑料”或“出於妒忌心理,試圖動搖 BG的影響”等。
就金斯伯格而論,作為詩人、社會活動家、反文化運動領袖、一代代“反叛”青年的精神宗師,美聯社在他逝世當日就稱其“寫作及生活方式給四十年來音樂、政治以及抗議運動注入了新的精神”。評論家更一致認為:金斯伯格的“遺産”之一是催化了美國60年代開始的反戰、黑人民權運動、生態環境保護、婦女解放運動,其影響一直持續至今。20世紀美國社會政治文化名流享有如此殊譽的屈指可數,這顯然是非常高的評價。
我要説的是,金斯伯格(包括BG)在中國的接受史,從最初的鞭撻排斥到現在的逐漸寬容和肯定,頗能反映我國社會的變革進步和評論家及讀者心態的日趨理智與成熟。如今讀到下面曾經影響很大的一段評論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BG“是美國資産階段道德淪亡,腐化墮落最集中,最無恥的表現。在他們身上,幾千年來人類創造的高尚的道德,優美的情操都喪失殆盡,蕩然無存,只剩下了卑劣、污穢、淫亂、頹廢和墮落。”(《文學研究集刊》第一冊,1964年)。現在,我們已經學會了較為全面、客觀、歷史地對待歷史人物了。比如金斯伯格從不否認自己是同性戀:“我寫詩因為我的基因和染色體迷戀年輕男人而不是年輕女人。”(《北京偶感》)也從不隱諱因為尋求一種幻覺寫作而吸過毒(主要是致幻劑之類)等等。這些很個人化的東西我們就不必隨意作簡單的道德評斷,至少算不上“墮落”吧。不過金斯伯格之所以偉大,就生活態度和詩歌創新而言,不但是浪漫的,先鋒的,更重要的是其人文主義關懷,勇於冒險、人格獨立、淡泊物質主義,崇尚精神探索的“在路上”理念。缺少這一切,如國內某些“另類”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或現實生活中某些用金斯伯格詩文來標榜自己前衛的放蕩瘋狂、玩世不恭、利己享樂者,他們是表面上模倣 BG的某些生活方式,才有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垮掉。
金斯伯格對中國年輕一代的影響是肯定的,特別是文學藝術青年,他們對金斯伯格的了解主要是通過極為有限的翻譯(甚至是非公開發表的),誤譯導致誤讀當然也就不奇怪。比如《嚎叫》早在80年代初就有譯文,許多讀者讀到的大概是島子和趙瓊合譯的。今天看來,這一譯文如果逐字逐句推敲誤譯不少,並非佳譯,但在氣勢和形式感上最先讓中國讀者體味到:詩居然敢這麼寫,可以使用粗話,意象比喻又那麼奇特怪異,應該説是功不可沒。可後來,有的金詩譯文在“不忠實”的道路上就走得太遠,如《向日葵箴言》中“And deliver my sermon to my soul and Jack’s soul too,and any one who’ ll listen”被一位譯者譯為“且將我的精液射入我的靈魂,也射進傑克的靈魂和任何哪位願意聽的人的靈魂”,其他不説,譯者居然將“sermon”(布道,講道,訓誡,反省)誤認為“semen(精子)”並以為就是“精液”。如此污水潑向金斯伯格,只能無端地加深中文讀者對金斯伯格只熱衷於“污穢用語”的曲解,認為金斯伯格的詩不過是“長句加淫詞”,這真是冤枉了金斯伯格。更糟糕的是,此種看法還很有市場。我曾説過之所以誤讀大多是“翻譯惹的禍”。我不敢斷言,當今中國先鋒詩歌的口語化、非詩化傾向似乎是從金斯伯格那兒得到啟發的,因為他們大都否認受過他的影響,有的公開説金是“二三流”詩人。有否影響天知道,也無關緊要,可金斯伯格的人格魅力:坦誠真摯、寬闊胸懷、對理想(無論是詩歌還是人生)的執著、正義感,卻是他們無法比肩的。除了《嚎叫》,請讀一讀他的《卡迪什》、《美國》、《維基塔中心島箴言》等詩吧,那才是真實的金斯伯格:我寫詩因為英文詞彙靈感來源於拉丁字“ S piritus”/就是呼吸,我想自由暢快地呼吸。/我寫詩因為瓦特 惠特曼曾對世人以允諾表達思想應坦白直率毫無顧忌。/我寫詩因為我極為困窘不知道其他人到底在想些什麼。……/我寫詩因為詩歌能揭示我的思緒治愈我的以及其他人的偏執狂想症。——《北京偶感》
是的,金斯伯格在詩中並不忌用俗語,諸如“ f uck”“cock”之類,可他“操”的是自大狂的美國,是好戰的、充當世界警察的美國,以及美國的政客等等,“美國,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停止人類間的戰爭?/用你自己的原子彈去操你自己吧。”(《美國》)顯然,他之所以使用俗語不但是情感也是詩歌敘事策略的需要。可當今中國一些先鋒詩歌中的口語化實踐似乎已走向極端,如“從肉體開始,到肉體為止”的“下半身”詩歌,乃至有詩人曰“我理解對下半身的強調本質是在強調雞巴”,於是詩中充斥打炮、牛逼、傻逼、鳥人、妓女、操、搞等等髒話、下流猥褻的言詞;有的寫出了諸如“我們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們都這樣了,我們還怕什麼?”這類詩句。這當然與金斯伯格詩作的影響無關。
1997年我正在哈佛大學英文係訪學。就是那年4月5日金斯伯格逝世,《哈佛評論》為悼念他,特發表了著名詩評權威海倫 文德勒教授的長文,題目竟是《莎士比亞和金斯伯格》,兩人的全頁畫像尤為突出,哈佛人文學術的嚴謹、甚至重古典的保守之風眾所週知。曾是“地下”和“邊緣”的詩人,曾上了美國聯邦調查局黑名單的金斯伯格如今居然如此堂而皇之登堂入室,被評論家同莎翁相提並論,這不正説明:這位“透視美國”(文德勒語)的詩人——金斯伯格先生、教授(他是紐約市立大學教授直至去世),在英語乃至世界詩壇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嗎?
《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