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跨世紀文化在衝突與融合中鍛造新文明

記者：新世紀、新階段，文化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作為我國著名的文化學者，你也經常就跨世紀文化發表觀點與對話。可否請您就跨世紀文化發展趨勢及其歷史使命談談看法？ 

余秋雨：走近新世紀，文化確實倍受人們關注。每個人都在想，但我認為還想得還不夠多、不夠深。作為跨世紀的人的那樣一種體驗還不夠強烈。老實講，我很怕我們在迷迷糊糊當中就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門檻，而這個門檻上我們的前輩曾經期盼過，而很多後人也會回憶這個門檻。如果我們這些身臨其境的人漠然不知,變成當局者迷,那就非常遺憾.尤其是作為文化人,失去了文化的敏銳性和自覺性,那豈不成了歷史的罪人.

所謂世紀,是在近代出現的以百年為週期的一個歷史節奏.中國在17世紀時就開始進入了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的最激烈的一次衝撞.其實遊牧文化在元朝的時候就開始進入中原大地和農耕文化對峙、融合，但融合得不夠理想。到了17世紀，關東一帶以瀋陽為基地的一支遊牧民族的有生力量，衝過長城，衝向中原，用軍事的方式讓兩種文明組合在一起。開始是血淋淋的，到18世紀的時候就融合得非常漂亮了。最高潮就是康熙、雍正、乾隆時期，這兩種文化的組合使中國的歷史在封建社會裏達到了最輝煌燦爛的高峰——康乾盛世。中華文明也達到了那時前所未有的繁榮，國勢也變得異常強大。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西北邊疆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遊牧文化的強大生命力與農耕文化智慧的哲學組合在一起，力量便強大無比。因此，乾隆成了清朝甚至中國歷史上最有作為的皇帝之一。而乾隆又恰恰死於18世紀的最後一年，也就是在18世紀的最後歲月，中華文明遇到了第三種文明，即以工業革命為背景的海洋文明。從而也留給了19世紀長期的中國農業文明與海洋文明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是我們以失敗而告終。19世紀末，中國涌現出了那麼多思想者，説明人們在思考，我們怎麼跨進20世紀？想來想去，大家認為20世紀應該是一個雪恥的世紀，要自立自強，把19世紀的落後與屈辱翻過來，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奮鬥，取得了很好的戰果。特別最近20多年來，呈現出數百年曆史的最好時期。我們中國人特別要在世紀之交作些清醒的思考。從這個意義上説，文化與其他領域不同的使命，就在於它要在時間和空間上作出最大的跨越，要把幾個世紀的歷史，把非常遼闊的空間聯在一起思考.

世紀課題：搭建中華文化通向世界的第四座橋

記者：20世紀末的中國是一個勁吹文明之風的中國，文明這個詞也是我們使用最頻繁的一個詞。也有人説，中國文化對世界文明負有歷史性責任。中國也確實出現了孫中山的“中西合璧，再造中華”的文明論，出現了當前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您在剛才談話的最後也留下了幾個讓人思索的問題，那麼，用您的眼光看，中華文化在幾個世紀之內，被國際社會的接受前景到底如何？存在哪些薄弱環節？

余秋雨：這一點，以前人們似乎不太在乎，但在當今世界政治、經濟、文化日趨一體化的時期，地球越變越小，我們如果不考慮整個世界對中華文明的接受狀態的話，中華民族的自我感覺就會發生很大的變異，它的本質就會發生變化。拿戲劇講，在20世紀，其實我們的京劇藝術就遇到了很多問題。梅蘭芳先生在歐美走了幾圈後，發現世界上居然有那麼多人對我們的傳統藝術報以熱烈的掌聲，有那麼多藝術大師對京劇如此的讚嘆不絕，他被聘為博士，他得到了人們的優待。於是他便潛心鑽研，而且告訴大家，哪一些劇目要發展，哪一些劇目不行了。人們對京劇藝術的喜愛和對他本人的肯定，更加激發了他為藝術而奮鬥的信心和決心。作為一個國家也是如此，劃果我們不承認現在我們是閉關鎖國的時代，那麼我們必須得承認，我們是很在乎別人對中華文化的看法的。

那麼中華文化的被接受狀態到底如何？外部世界是怎樣對待中華文明的呢？我認為國際社會接受中華文化主要有三座橋：第一座是“古典學理”之橋。翻開世界哲學史，老子、孔孟都被排在最前面，世界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文化的哲學思想一直抱仰望的態度。從19世紀西方耶穌會的傳教士對先秦諸子的青睞，到法國啟蒙主義運動大師對中國古代哲學的讚嘆。世界許多國家都看到了東方智慧的精華，同時也發現了不少問題。如孟德斯鳩就曾説過：在這些智慧的背後，看看到了這個國家搞專制主義的痕跡。到後來世界大師對中國哲學的評價就不是很高了，但他們畢竟已把中國古典哲學當作範本研究過了。因此説先秦哲學對外部的國際社會來説，並不是很陌生，這就得利於我所説的“古典學理“之橋。包括現在西方的一些國家的哲學家和物理學家還提出21世紀還會回到中國孔孟的思想模式中，回到老子由“清靜無為”和質樸的世界當中去。第二座是“世俗民藝”之橋。中國古典哲學為外國所了解，主要是停留在學者的範疇之中，而作為老百姓則很難接受。他們了解中國文化則另辟蹊徑，主要通過陶瓷、絲綢；節日的龍舟、舞獅、爆竹及餐飲；中國功夫等，這也是國際社會對中華文化最普及的了解。但已經深深進入中華文化精髓的中國人，則覺得這種理解是很表面的，外國人看到的並不是中華文化最精髓、最本質的部分。第三座是“傳媒資訊”之橋。當年拜訪乾隆皇帝的那個英國使團的那個報告和日記已屬於資訊，很多旅行家的遊記、照片及一些紀錄片也組成傳媒資訊，甚至現在的一些文學作品，有的被翻譯成外文，被外國人看成是了解中國的社會報告。

這三座橋看起來似乎很完整了，但我覺得不儘然。為了説明這個缺漏，我想引用德國人詩人歌德的一次談話。歌德曾經對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很熟悉，但有一次他無意中看到了中國很普通、很平常的一部文學作品，他大吃一驚。1827年1月31日他找到了朋友愛克曼，利他談起了這部作品，他説中國人竟然和我們那麼的相象，冥冥之中似乎一樣，但又是那樣的不同，他們的情感方式獨到，看到天上的月亮、身邊的風，都會想起許多詩意，進入一種境界，他們對人的最微妙的關注居然不和我們都完全一樣……因此他得出了一個讓全世界都為之感動的命題：人類最終將會建立世界文字。因此我們也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再多的哲學也代替不了一本小小的藝術作品來傳達中國的一個信號，也無達表達活生生的生活狀態；所以説前面的三座橋好象是完備的，但還不完全，還應建立“第四座橋”，這一座橋就像人們通過歌德、貝多芬了解德國，通過雨果、羅丹了解法國、通過海明威了解美國一樣。我們還缺少能夠傳達我們文化的最精緻的部位，又能感動世界其他民族的這種藝術作品，這座橋到今天還沒能真正搭建起來。印度本來是一個不太發達的國冢，問題也很多，但有了一個泰戈爾，人們就覺得這個神秘的、貧困的、落後的民族竟然有這樣美麗的思想和哲人，他們在思考什麼、靈魂怎佯，透過泰戈爾人們了解了許多；日本在二戰後給人的印象很不好，但居然出了個川端康成，人們永遠也忘不了他在斯德哥爾摩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儀式上的談話，他講：幾百年前，一個漫天飛雪的夜晚，在日本的山頭上有一些古廟，古廟裏住著一些寫詩的和尚，他們面對雪景作詩，並一句句朗誦出來。他們還冒著大雪爬出，把詩傳給另一個廟的利尚進行唱和……多麼美麗的畫卷，這種美妙的境界不禁為世界上其他民族所震撼。而直到今天，可以這樣講，我們的國家還沒有出現過能全部概括出中華文化最精緻的部位並能感動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信號，也就是我所説的“第四座橋”還沒建成。這當然不能怪古代的唐宋名家，也不能怪身處兵荒馬亂年代的近代大師。他們當中也有許多人了解外國文化，也曾經試圖搭建這座橋，但是因為時局的局限而很難進行操作。如魯迅先生、林語堂先生，他們都一直想做這件事，但時代的動亂使得整個藝術無法進行大規模的傳播！更談不上與國際同步接軌了。這種後果是不言而喻的，直到今天，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知道中國經濟發展非常快，也曾經有過漫長的歷史，並出現過許多精彩之筆。他們也可以判斷下個世紀中國將更強大。但一個核心的問題則不能不令人難過，就是他們還缺少對中國人及其靈魂的了解。我認為從文化意義上講，找回中國人失落多年的尊嚴才是我們的最終目標。而這種體驗主要是通過藝術語言來表達，因此，建立“第四座橋”便成為擺在世紀文化當中的一個嚴峻課題，而更多的華人則把這種期望寄託在中國大陸。

中華文化走向世界還缺少什麼?

記者：那麼我們現在的文化、文學藝術要走向世界，到底還存在哪些障礙，還有哪些方面和國際社會或者説和明天難於溝通呢？

余秋雨：第一，缺少善良，或者説“大善！。“我們都很善良”，人們時常這樣説。其實我們民族藝術的內核，缺少的正是這種大善的品質。因此很難廣泛地感動人，很難廣泛地傳達出這個民族精神的高貴之處。這話説起來似乎很土、很淺。但這實在是個很嚴肅的話題。我們以上演的影片《泰坦尼克號》為側，它的成功並不僅僅是因為鉅額投資和精心製作，很大程度上還因為它傳載著一種無可掩飾的善良，為人所感動。文藝復興時，包括以後很長的一段時間，那些宗教畫都能在世界美術史上享有較高的位置，也是與它所傳達的這種人性的聖潔關係密切。而我們現在的許多人都過分地注重“術”而遠離“道”，書攤上的“馭人術”、 “拍馬術”甚至“欺騙術”……日益增多，那樣很危險。時間越長，我們就會期盼越愈烈：什麼時候，能讓那些跨越時代、國界、人種的大慈大悲大善良的中國精神能在我們的藝術作品中出現，帶給人由衷的震撼。第二，缺少生命承受的邊緣性考驗。 《泰坦尼克號》之所以能産生轟動效應，除了至真至善之外，還因為它讓生命接受了邊緣性的考驗。而我們的藝術思考則往往不是這樣，而是要塑造一個理想性的人物，就把幾種品質、性格堆積于他，去拼命的定位、修飾，而很少把生命放在邊緣狀態去考驗。那種把形象放在荒原之上，離開了房屋、清泉及任何可以依存的東西，發出最後的生命的呼號，這種藝術和藝術家不多見。1996年，我利賈平凹去新疆，在烏魯木齊，他説他被震撼了，被站立在荒漠中的胡楊樹所震撼。胡楊樹在那種沒有水的地方能活上幾百年；樹死以後又可站立幾百年不倒；軀體倒下了，又可以幾百年不腐爛，這種令人心動的生命狀態在我們的文藝、文學作品中太少了。理想範本太多，生命體驗太少，能身臨其境，不畏艱險地去體驗生活、體驗生命的人太少了。同樣是看蘇東坡，我在圖書館裏、在家裏看和到流放的現場去看，感覺完全是兩個樣子。只有讓生命接受邊緣性考驗，才能出現驚世的人作。第三個差距就是，作品的實用追求超過超越追求。實用並非是指急功近利賺錢。我經歷了災難，就把災難表述出來，這在中國文學作品中佔很大比重，這在別人看來就是一種實用藝術。而沒有把這种經歷蒸餾、升格。沒有達到超越的地步，對於沒有這種生活經歷的人來説，只能是過眼煙雲。而藝術最終是一個超越的符號。第四個差距就是不論文學、美術還是其他創作，筆墨趣味超過原創意識。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缺少那種讓人身心為之震動的作品。因此我要説，在下一個世紀的創作中，我們要進一步加強對人類的關愛，讓生命去承受這種邊緣性的考驗，在考驗中能獲得一種超越，在超越中保持一種原創精神，那麼在21世紀的不久，中國不論在哪個藝術領域，都將會出現真正的大作品，可以傳達我們祈盼已久的中華文化尊嚴的傳世之作。

21世紀中華文化將再現輝煌

記者：請您談一談21世紀中華文化的發展前景。

余秋雨：我已經提到，中華文化已經經歷了漫長的等待。在沒有大家、大作出現的時代，我們只能採取積極的等待，真正的等待具有很高的標準，也只有那種帶有巨大希望和嚴格標準的等待，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等待。只要我們對這種等待持大愛的態度，那就等於關爰了藝術得以滋生的土壤。記得白先勇先生6月12日的來信中寫道“我覺得20世紀已到尾聲，世紀初那一批有識之士對中國文化的質疑、抨擊，所提出的林林總總的改革方案，直到現在似乎仍沒高一個肯定的答案。台灣的許多問題，其實是文化問題。大陸上的文化問題我看也嚴重得很。我一直覺得，也一直希望，下一個世紀，中國會有一個新的‘文藝復興’，這個運動如果成功，一定是中國傳統文化與世界現代文化銜接、通電後一種新的中國文化之誕生”，我也堅信，只要我們等待、呼喚、關愛藝術得以滋生的土壤，精心搭建中國文化通向世界的“第四座橋”，21世紀開始不久，中華文化將出現一個奇跡的飛躍，讓我們共同期待著。（侯化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