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茜是梁實秋的長女，迄今生活在大陸的惟一一個梁實秋的子女。1987年梁實秋遽然在臺去世，梁文茜急欲赴臺奔喪，台灣當局不予放行，成為當時社會一大新聞。我那時始知梁文茜其事，結識其人是最近的事。我想為梁實秋先生編一本“別樣”的散文集，為版權事宜專程進京叩訪了梁文茜女士。

梁文茜原是北京參事室參事，業律師，曾任北京四海律師事務所主任。現已屆八十高齡，在北京寓所安度晚年。她雖年事已高，但思維敏捷，記憶力特強。在我們談完書稿事宜後，話題油然轉到梁實秋身上。

文茜説：我父親首先是一個教授，編了八萬多條詞彙的英漢字典，作為學習工具。無論他早年在大陸，還是後來在台灣，終身從教，是個地地道道的教書匠，他桃李滿天下；其次他是個文藝批評家、散文家和翻譯家。談到譯事，梁文茜頗自豪地説：父親除教書外，把畢生精力投到翻譯《莎士比亞戲劇全集》上，皇皇四十一卷。一個翻譯家以他的“一支筆”用四十年的時間譯完莎氏的四十一本書，這在世界上是僅有的。

我問：為什麼梁先生不找人合譯呢？

梁文茜説，上世紀三十年代父親在青島大學教書時，胡適提議，請聞一多、梁實秋等四人合譯莎劇。因各有各的原因，其他三位沒有動筆，只有我父親一人動真的，譯了起來。他越譯越覺得莎士比亞的偉大，興趣大增。儘管他人退場，翻譯的難度很大，他還是堅持下來了。父親勤奮又敬業。他患有嚴重的痔瘡，發作時叫人坐臥不安。可他一伏案工作就把這一切都忘了。一次他的痔瘡復發出血，血水透過褲子洇到坐椅上，他一點也不知道，還是母親(程季淑)發現了，為他縫了只棉墊，讓他坐著舒服些。到台灣後，他仍繼續莎劇的翻譯工作，直到他七十歲時才將莎劇全部譯完。

在談到父親的成就時，梁文茜多次提及她的母親。她説家務雜事、子女教育全由母親一人包攬，父親是既不動嘴，更不動手的。父親的成就有一半應記在母親的賬上。母親去世後，父親寫悼文《槐園憶夢》時，在書桌上自懸一條警句：“加緊寫作，以慰亡妻在天之靈。”他是淚水和著墨水寫的。

當話題轉到梁實秋的為人，梁文茜説：父親的敦厚、謙和是有名的。他説話幽默，心地善良，與人的關係融洽。特別是對家中的傭人們，他從不以主人的身份擺架子，而是把他們當成與自己一樣的人，地位平等。梁大媽在我們家裏一做做了二三十年，照顧過我們母女兩代人。梁大媽的兒子要結婚沒有房子，家中的房子本不多，我父親硬是擠出一間給梁大媽的兒子結婚，還送新娘子一件首飾。八十年代，我父親寫信回來時還常托我問候北京的梁大媽。一次還寄了五十美金，囑我買盒點心送給梁大媽。當我把點心和父親寄來的五十美金送去時，梁大媽感動得不得了，直説“梁先生真好！”

記得上世紀三十年代，我們住在青島。別人家的房租都是一月一月的交，父親總是喜歡把一年的一下交清。一次，只租用了半年，我們就要搬家了。房東主動提出退還半年租金，父親拒收，推拉多次。父親還寬慰房東説，這是我違約，提前搬走，責任在我，就算違約金吧。房東這才沒堅持。房東也很仁義，我們走時，他送給我們家許多禮物。

問起梁實秋先生有什麼嗜好，梁文茜笑了：一是好吃。我們家好吃有傳統。爺爺(梁鹹熙，清末秀才)是有名的美食家，自號飽蠹樓主。父親好吃有勝於祖父，他當年曾是北京厚德福飯莊的股東之一。他的一百多篇談吃的散文，都是“吃”出來的，像他寫的那篇《鐵烙蛋》就是當年厚德福飯莊的招牌菜。再一個嗜好是下棋。梁文茜指著身旁的圍棋對我説：“我們全家都會下，下圍棋傳代，傳到我孫女王雨荍，她曾是全國少年組冠軍呢。”當年在重慶，父親常與我弟弟文騏下圍棋，文騏喜歡悔子，父親很惱火，兩人常為此紅臉，誰也不認輸。在重慶雅舍舊居裏，父親書房有一張寫字檯，還放一張圍棋桌。父親把下棋當作一種高雅的休閒。

文茜説：父親自離開大陸三十多年來未能到北京看看，實在是遺憾。但父親是愛國的。抗戰時，他是國民參議員，不怕危險，到抗日前線視察，鼓勵將士抗戰。後來到了美國，有人要他入美籍，他始終不願，只拿個綠卡。説到這兒，梁文茜拿出那張攝有雅舍圍棋桌的照片對我説：當年父親聽到聞一多先生被暗殺的消息時，他正在與朋友下圍棋，一時激動，拳擊棋盤，一隻棋子掉到破地板縫裏，再也沒有摳出來。1981年夏天妹妹文薔回北京探親，我特地陪她到當年內務部街舊居去看看，好向父親做個詳盡的彙報。我發現父親臥房後一棵棗樹上結滿大青棗，我摘了一小枝棗樹葉，上面有顆青棗，妹妹把它帶回台灣，作為送給父親的禮物。父親看了老淚縱橫，把那顆青棗用酒精泡在一隻玻璃瓶裏，放在客廳的桌子上，不時看看。誰知沒過幾天，那顆泡在酒精裏的棗子居然變紅了，像顆大紅瑪瑙。誰説草木無情？大家都説這是“青棗傳情”。

父親的去世很突然，但他早有遺囑，希望入殮時不穿西裝，穿長袍馬褂，戴中式帽子。墳地要選在高山坡上，好讓他眺望故土。家人都照辦了。方便的時候，我希望能移靈北京，葉落歸根，完成他的心願。（張昌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