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茜是梁實秋的長女,迄今生活在大陸的惟一一個梁實秋的子女。1987年梁實秋遽然在臺去世,梁文茜急欲赴臺奔喪,台灣當局不予放行,成為當時社會一大新聞。我那時始知梁文茜其事,結識其人是最近的事。我想為梁實秋先生編一本“別樣”的散文集,為版權事宜專程進京叩訪了梁文茜女士。
梁文茜原是北京參事室參事,業律師,曾任北京四海律師事務所主任。現已屆八十高齡,在北京寓所安度晚年。她雖年事已高,但思維敏捷,記憶力特強。在我們談完書稿事宜後,話題油然轉到梁實秋身上。
文茜説:我父親首先是一個教授,編了八萬多條詞彙的英漢字典,作為學習工具。無論他早年在大陸,還是後來在台灣,終身從教,是個地地道道的教書匠,他桃李滿天下;其次他是個文藝批評家、散文家和翻譯家。談到譯事,梁文茜頗自豪地説:父親除教書外,把畢生精力投到翻譯《莎士比亞戲劇全集》上,皇皇四十一卷。一個翻譯家以他的“一支筆”用四十年的時間譯完莎氏的四十一本書,這在世界上是僅有的。
我問:為什麼梁先生不找人合譯呢?
梁文茜説,上世紀三十年代父親在青島大學教書時,胡適提議,請聞一多、梁實秋等四人合譯莎劇。因各有各的原因,其他三位沒有動筆,只有我父親一人動真的,譯了起來。他越譯越覺得莎士比亞的偉大,興趣大增。儘管他人退場,翻譯的難度很大,他還是堅持下來了。父親勤奮又敬業。他患有嚴重的痔瘡,發作時叫人坐臥不安。可他一伏案工作就把這一切都忘了。一次他的痔瘡復發出血,血水透過褲子洇到坐椅上,他一點也不知道,還是母親(程季淑)發現了,為他縫了只棉墊,讓他坐著舒服些。到台灣後,他仍繼續莎劇的翻譯工作,直到他七十歲時才將莎劇全部譯完。
在談到父親的成就時,梁文茜多次提及她的母親。她説家務雜事、子女教育全由母親一人包攬,父親是既不動嘴,更不動手的。父親的成就有一半應記在母親的賬上。母親去世後,父親寫悼文《槐園憶夢》時,在書桌上自懸一條警句:“加緊寫作,以慰亡妻在天之靈。”他是淚水和著墨水寫的。
當話題轉到梁實秋的為人,梁文茜説:父親的敦厚、謙和是有名的。他説話幽默,心地善良,與人的關係融洽。特別是對家中的傭人們,他從不以主人的身份擺架子,而是把他們當成與自己一樣的人,地位平等。梁大媽在我們家裏一做做了二三十年,照顧過我們母女兩代人。梁大媽的兒子要結婚沒有房子,家中的房子本不多,我父親硬是擠出一間給梁大媽的兒子結婚,還送新娘子一件首飾。八十年代,我父親寫信回來時還常托我問候北京的梁大媽。一次還寄了五十美金,囑我買盒點心送給梁大媽。當我把點心和父親寄來的五十美金送去時,梁大媽感動得不得了,直説“梁先生真好!”
記得上世紀三十年代,我們住在青島。別人家的房租都是一月一月的交,父親總是喜歡把一年的一下交清。一次,只租用了半年,我們就要搬家了。房東主動提出退還半年租金,父親拒收,推拉多次。父親還寬慰房東説,這是我違約,提前搬走,責任在我,就算違約金吧。房東這才沒堅持。房東也很仁義,我們走時,他送給我們家許多禮物。
問起梁實秋先生有什麼嗜好,梁文茜笑了:一是好吃。我們家好吃有傳統。爺爺(梁鹹熙,清末秀才)是有名的美食家,自號飽蠹樓主。父親好吃有勝於祖父,他當年曾是北京厚德福飯莊的股東之一。他的一百多篇談吃的散文,都是“吃”出來的,像他寫的那篇《鐵烙蛋》就是當年厚德福飯莊的招牌菜。再一個嗜好是下棋。梁文茜指著身旁的圍棋對我説:“我們全家都會下,下圍棋傳代,傳到我孫女王雨荍,她曾是全國少年組冠軍呢。”當年在重慶,父親常與我弟弟文騏下圍棋,文騏喜歡悔子,父親很惱火,兩人常為此紅臉,誰也不認輸。在重慶雅舍舊居裏,父親書房有一張寫字檯,還放一張圍棋桌。父親把下棋當作一種高雅的休閒。
文茜説:父親自離開大陸三十多年來未能到北京看看,實在是遺憾。但父親是愛國的。抗戰時,他是國民參議員,不怕危險,到抗日前線視察,鼓勵將士抗戰。後來到了美國,有人要他入美籍,他始終不願,只拿個綠卡。説到這兒,梁文茜拿出那張攝有雅舍圍棋桌的照片對我説:當年父親聽到聞一多先生被暗殺的消息時,他正在與朋友下圍棋,一時激動,拳擊棋盤,一隻棋子掉到破地板縫裏,再也沒有摳出來。1981年夏天妹妹文薔回北京探親,我特地陪她到當年內務部街舊居去看看,好向父親做個詳盡的彙報。我發現父親臥房後一棵棗樹上結滿大青棗,我摘了一小枝棗樹葉,上面有顆青棗,妹妹把它帶回台灣,作為送給父親的禮物。父親看了老淚縱橫,把那顆青棗用酒精泡在一隻玻璃瓶裏,放在客廳的桌子上,不時看看。誰知沒過幾天,那顆泡在酒精裏的棗子居然變紅了,像顆大紅瑪瑙。誰説草木無情?大家都説這是“青棗傳情”。
父親的去世很突然,但他早有遺囑,希望入殮時不穿西裝,穿長袍馬褂,戴中式帽子。墳地要選在高山坡上,好讓他眺望故土。家人都照辦了。方便的時候,我希望能移靈北京,葉落歸根,完成他的心願。(張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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