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新證》

周汝昌在《大家》演播室

周汝昌與四哥（左）

央視《大家》播出《書生周汝昌》，以下為節目內容。

開場白

因為偶然的原因,周汝昌先生與《紅樓夢》結了緣,30多歲便以一本《紅樓夢新證》轟動了國內外。在晚年，一部十卷本的《石頭記會真》更是轟動了紅學界。《紅樓夢》給周汝昌先生帶來了名聲和精神上的滿足，但是他卻説選擇紅學是一個悲劇。

解説：

2005年歲末的一天，年近90，兩眼幾乎失明，雙耳幾乎失聰的周汝昌先生第二次走進了《大家》欄目演播室。而這一次，我們的話題從五十多年前他的一本書説起。1953年的秋天，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文代會上，每位參加會議的代表不約而同地捧著同樣一本書，大家都在議論一件新鮮事，那就是周汝昌生平第一部紅學著作《紅樓夢新證》。這本書一齣版就引起了毛澤東的關注，成為了當時轟動全國的大事。那年周汝昌35歲，正在四川一所普通的大學，過著安靜的生活。《紅樓夢新證》出版在全國引起的強烈反應，他並不知道。

訪談：

周汝昌：有一位教師，從來沒有坐下或者交談一句這樣的同事，老遠地就“哎！”我學一學四川調，您別笑，成都的：“老周啊，你害苦了我了。”哎呀，我一聽我很吃驚很愕然。為什麼呢？我們又不認識，又沒有一句交談的機會，他這個，他當時不是玩笑的面容，是很嚴肅。因此我就吃驚，哎呀，我説怎麼了？

主持人：到底為什麼呀？

周汝昌：我心裏就説,我怎麼會害了他?

主持人：害苦了他?

周汝昌：然後他這才笑容了，告訴你吧，我前天重感冒非常厲害，可是呢，忽然見人買到了這個《紅樓夢新證》給了我，我一打開，我一夜也沒有睡，我這個感冒更重了。就是説，我看您的書，哎呀，一展卷就放不下了。所以這不是你害了我了嗎？

主持人：那時候您已經聽到中央要有特令要調您？

周汝昌：可是都是同事教師的傳言，我只能説是嘛，我也不敢深信。最後一次，説校長請你了。

主持人：校長的意思是什麼呢？他當時同意放您走了嗎？

周汝昌：他就是説，這才告訴我是中宣部一定要調你。

解説：

提出調周汝昌進京的是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馮雪峰和著名學者聶紺弩。由於擔心地方上不放，他們報請中宣部副部長胡喬木，經胡喬木同意，由中宣部的名義下特調文函。

訪談：

主持人：經過這樣一個程式來調動您，其實也是一個大事。

周汝昌：在當時來説，那還是一個特例，是吧?你想我自己也很感動，中央這樣重視我，認為我還是一個，就説是人才吧，還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讓我回北京。所以我當時那個心情，你要説我不高興那是假的.朋友，好詩的朋友，馬上就吟杜甫的詩，杜甫是留在四川總想回長安的，長安就是首都.漫卷詩書，他本來是看著書，一聽到這消息，把書馬上,把書合起來捲起來，喜欲狂。哎呀，簡直是高興得不得了，引這句詩來替我説我那種高興的心情。

主持人：您回北京，當時是坐船回去的，坐船走三峽回去的,是吧？

周汝昌：對，哎呀，那真是平生，現在我去不了了。

主持人：我覺得您從三峽，坐著船從三峽順流而下回北京的時候，那時候的心情和您去四川的心情應該是不一樣的，

周：是！

主持人：風光也非常好？

周汝昌：對！穿過了三峽那個領受，你不知道去過沒有，回頭一望千回萬轉，回頭一望又一個境界。雲霞、大高山，看見只有一線天，夕陽一照，雲霞那個色彩變化萬分。一齣了三峽,到了宜昌，長江一放寬，一片平，萬里平川又一個氣象，又一種胸襟感受。

解説：

進入北京，進入國家級的出版社，這一切都讓有著遠大學術理想的周汝昌躊躇滿志，對未來充滿了信心。

訪談：

主持人：您到了北京以後的經歷怎麼樣呢？

周汝昌：回到北京以後的經歷，直接我的頂頭上司，是聶紺弩同志。聶紺弩同志見了我並沒有一字提到《紅樓夢》。我的工作的問題就是當然先提《紅樓夢新證》，毛主席怎麼對你有好評。但是他真正給我的工作是什麼呢？出乎我意料之外，《三國演義》。

主持人：讓您做《三國演義》。當時您怎麼想的，為什麼去做《三國演義》去了？

周汝昌：是這樣的，我們出了一部《三國演義》，毛主席也看到了，説裏邊那個好多的那個詩，就是説著説著哪一個情節，後人有世評曰，一個七言絕句，很多，就是一個讀者身份的感想、評論，對當時的人物，軍事的成敗表示見解的。毛主席説，你們怎麼把書都給刪掉了，那不行，要恢復。

主持人：那後來您隨後就開始了《三國演義》後面敘詩的，補這些詩的工作了？

周汝昌：對，《三國演義》如果您愛聽，我再補充幾句。那個太簡單了，我這個人多事，我一看到那個正文裏面，我就感覺到這可能有問題。我主動去問聶紺弩，我説，我這個都不好了，這個很簡單，我説那個正文的文字呢，是不是趁這個機會還要我再看看，校一校。對，您就校一校吧

主持人：又找一事。

周汝昌：我這麼一校，可使我大吃一驚，錯誤連篇。亂改，宋元時代的這個詞語，特別是術語，裏邊保存的還是相當多了，那個原校勘人都不懂，都給改了。那麼我就照著好版本，一處一處，人名字、地名字，那個到了明清時代一些不習慣的詞語，我通通都給校出來，連姓名都錯。

主持人：回來以後就一直沒有接觸《紅樓夢》，沒有做《紅樓夢》？

周汝昌：當時要做出版計劃，每一個月一個計劃，要出哪幾本小説，古典小説。我指的是古典部的，你先做一部比較好的《紅樓夢》版本，就是這樣。

主持人：那時候就已經給您分了一個，做一個版本比較好的《紅樓夢》？

周汝昌：對。你知道我早就開始了對《紅樓夢》校勘工作的一個偉大的宏願。和胡適先生打交道，我跟他表示的就是説，我要校勘一部真正的《紅樓夢》，曹雪芹的原本。打破了這個被高鶚給歪曲篡改的假全本，120回的。我要校勘一個好的。到這個時候，這不正隨我的夙願嗎？

主持人：正是您要幹的事。

周汝昌：對，我當然欣然接受

主持人：但是這個工作後來開展沒有？

周汝昌：開始了。

主持人：已經開始了？

周汝昌：開始了。您大概萬般料想不到，當時聶紺弩是古典部的正領導，還有副領導。有一天，我正在工作，這個副領導，我不必提是誰了，忽然從他們那個領導開會那裏回來，我跟這個副領導同屋，他拉開這個辦公室的門，站在那裏，還沒就坐就跟我説，説周汝昌同志，《紅樓夢》的計劃改變了。

解説：

《紅樓夢》出版計劃改成了繼續發行程乙本《紅樓夢》，這是一個流傳多年、影響最大、併為大眾所熟悉的一個版本。程乙本《紅樓夢》出版于乾隆五十六年，也就是西元1791年，由程偉元、高鶚活字排版印刷，是一個120回全本。而曹雪芹寫《紅樓夢》，還沒寫完就去世了，留下了是一個只有80回的殘本,並經人傳抄，流傳了各種不同的版本。到底哪個版本最接近曹雪芹原著，成為了紅學界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而程乙本增加的後40回雖然使《紅樓夢》成為有頭有尾的作品，但其總傾向、風格和原著有很大距離。而周汝昌對這個版本深惡痛絕，繼續出版發行程乙本《紅樓夢》的命令，讓他感到不可理解。

訪談：

周汝昌：這個命令由上面怎麼傳來的，是怎麼變的？一概不知，沒有任何一個人跟給我交代。要是換一個人，我就跑到樓上去問聶紺弩，你給我的任務來龍去脈是那樣，為什麼現在忽然一變，是整個180度大轉彎，大概也不算我沒禮貌吧。

主持人：但是您沒有問？

周汝昌：但是我這個人的性情，這個是毛病，我就不去問。

主持人：為什麼？

周汝昌：為什麼？

主持人：還不知道？

周汝昌：很詫異。

主持人：您為什麼不願意去問為什麼，為什麼不願意去追問呢？您為什麼不願意去追問呢？

周汝昌：第一從小養成的這個習慣，對任何別人的事情，工作的事情，我盡我的本分，不喜歡多言多語。

主持人：您只是願意服從。

周汝昌：第二，您再聽我説，我經歷了川大的一個高等學府的，僅僅一個外文系裏人事關係的複雜，使我感受太深刻了。我剛剛來到了這個新的工作單位，我直覺的就覺得，這更沒法兒跟一個高等學府比了，恐怕這個人事關係也不會太簡單。我留一份小心，我不敢離開我的辦公室，跑到樓上找我的上司問長問短，不願意。

主持人：您覺得您要躲開這種人事上的這種糾紛。

周汝昌：對，我認為這樣一個大轉彎的變化，肯定原因不是很簡單。

解説：

解放初期的中國，百廢待興，人們在鼓足幹勁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也面臨著意識形態領域新舊思想的鬥爭。1954年9月，兩位剛畢業的普通大學生發表了一篇《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這篇針對著名學者、紅學家俞平伯的學術商榷文章，成為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思想運動的導火索，波及全國，影響了很多人的命運。這是26年後，兩位作者與俞平伯在一起的合影。而文章發表時，剛剛調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周汝昌，因為與胡適、俞平伯的關係，而感受到了很大的壓力。當時的紅學界，乃至思想界，一片風雨欲來的態勢。

訪談：

主持人：當時您感覺到社會裏頭的這種變化了嗎？感覺到這種潮流了嗎？

周汝昌：你請原諒。

主持人：沒關係，沒關係！

周汝昌：回答這個問題確實，我一下子還沒有這個提煉成幾句話的能力，非常複雜。

主持人：就比如説您是什麼時候聽到批評這個俞平伯的紅樓理論的？

周汝昌：有一次召開大會，當時是由，當時鄭振鐸同志，您知道，他還是文化部長，後來是他遇到了那個空難而不幸去世的。那個時候還是鄭振鐸同志親自主持的這個會議。我們都不知道這個會是為什麼。發表，他發言以後我們才知道，上面有指示，説是對胡先生這個紅學見解大家開始商討議論，是這樣開始。

主持人：那個時候已經提出來，俞平伯先生和胡適先生這個關於《紅樓夢》的一些説法是錯誤的，已經提到這樣的程度了嗎？

周汝昌：離這個還遠呢，它是一步一步發展的。

主持人：只是説開始議論，開始討論了？

周汝昌：還是討論，還不是個批判地，實際上是個批判。但是剛一開始不是那種形式，是大家，聽大家的反響。

主持人：當時您的反應是什麼呢？

周汝昌：這個詳細的一個曲折層次我都記不得了。

主持人：但是的確是個很複雜的一個過程，的確是個很複雜的過程。

周汝昌：非常複雜，而且運動也是一步一步進展的。當時我們那個認識都很淺薄，不知道這個事態，這個運動的隆重和內容意義的重大。另外一位比我資格老的，吳文裕同志也是紅學家，他最後趕到會場。他一切比我還幼稚，什麼也不知道。夾著個皮包，他説了幾句話大家都笑。

主持人：那麼他説的什麼話，大家都笑了？

周汝昌：吳文裕先生夾著皮包，當時就是個學者那樣，座位還沒找到，就站在那裏説，這考證那個不能廢，還得需要。大家也不敢接話，都有點，那個就是説，那個心機快的知道，這個考證已經成為批判對象了。

解説：

隨著這些批判文章的相繼發表，一場聲勢浩大的思想批判運動拉開了大幕，最初目標是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統治了三十多年的胡適學術思想。而被認為與胡適有很大聯繫的周汝昌被公認為將成為胡適、俞平伯之後第三個批判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