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省彬縣發掘出12萬平方米的巨型仰韶文化遺址

——史學價值可與西安半坡遺址相媲美

近日，陜西省考古工作者在彬縣水北遺址發掘取得重大收穫。該遺址發掘出仰韶文化中期至晚期重要遺存，特別是所發現的超大型房址，是迄今為止在陜西地區，甚至全國範圍內發現的最大仰韶文化房址。水北遺址的發現，對於研究我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面貌、文化譜係、聚落形態演變規律等學術問題將有較大的推進作用。

陜西省彬縣地處渭北的中西部，是周朝先祖公劉開國奠基之地，《詩經》中十五國風之一的《豳風》，就是這一帶先民勞作生活的記錄。今年7月份，銀（川）——武（漢）高速公路陜西彬縣段開工建設，在地質文物勘探過程中，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組成的聯合考古隊，發掘出了位於彬縣炭店鄉水北村五組的水北遺址。遺址面積約為12萬平方米，文化層厚1.5米—6米。考古隊從7月到11月，發掘遺址面積近1500平方米，發掘出仰韶文化中晚期灰坑107個，房址4座，陶窯1座，墓葬3座，並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遺物。

水北遺跡的主要發現有房址、窯址、墓葬和陶片、石器、骨器等遺物。房址的形制分為半地穴式和地面式兩種。半地穴式房址平面又分為長方形和五邊形。長方形半地穴式房址南北長4.9米，東西寬3.6米，面積17.64平方米。地穴深度1.1米，室內地面經過硬化處理，平整堅硬。房子內東南部有一瓢形灶，灶坑深30釐米，坑壁厚0.1米，經過長期使用，變得十分光滑堅硬。火塘後部有一火種罐，罐口向北，內有灰燼。煙道上有一塊石板覆蓋，通向房外。在房址東西兩側及室內地面，一共發現6個柱洞。由於房子周圍多處被打破，門道已經不存。五邊形半地穴式房址周長20.5米，面積約35平方米。地穴深度0.1—0.55米，墻壁及門道兩側均塗抹有一層草拌泥，室內地面涂有草拌泥並經過輕微夯打，平整堅硬。門道位於房子南部，寬0.45—0.55米，底部鋪有石板。在房子內的南部有一瓢形灶，灶坑深0.55米，坑壁堅硬光滑，煙道經過門道下方通向房外。在房子周圍及室內共發現柱洞24個，排列十分有規律。

地面式房址平面形狀為五邊形，東西長20.1米，南北寬12.2米。面積達190平方米。房內地面經過多層處理，厚0.15米，下部為火燒土的黑色硬面，上部為料礓石與沙土混合材料塗抹，十分平整，硬度接近現在的100號水泥。房內東南部有一灶坑，深達1米，因長期使用，灶坑壁與底部已十分堅硬光滑，煙道部分用石板砌成，通到房外。墻基寬1米，深0.8米。墻殘高0.15—1米，內側為草拌泥，外側的墻上則沒有拌草，內側墻面上發現有硃砂或者動物血所涂的紫紅色彩繪。發現墻柱、廊柱與梁柱共51個，排列十分有規律，柱洞直徑為0.15—0.60米。

水北遺跡的窯址由火膛、火道和窯室組成。火膛為圓形，位於窯室東部，深0.9米。火道有兩條，從兩側進入窯室，環繞窯室一週。窯室平面呈圓形，中部有一齣火孔，窯壁和孔壁經過長時間燒烤，已經變得十分光滑堅硬，狀似琉璃。窯內出土有陶器殘片等遺物。

水北遺跡的墓葬均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且都是未成年人墓。其中一座為東西向，骨架較為完整，葬式為仰身直肢葬。另一座為南北向，南部有一台階，骨架即放置於南部較深處，骨骼較亂，應該屬於二次葬。此外，在遺址中還發現不少有研究價值的隋唐時期墓葬。

水北遺跡的遺物有陶片、石器、骨器。遺跡中所見陶片以紅陶為最多，分為泥質紅陶和夾砂紅陶，灰陶次之，另有少量褐陶和橙黃陶；紋飾以線紋、繩紋為主，相當數量的彩陶，少量的弦紋、附加堆紋和極少量的籃紋。常見器類有鐵軌式口沿罐、重唇口、平唇口或喇叭口尖底瓶，彩繪折沿盆、素面或彩陶缽、斂口甕、大口疊唇缸、鼓腹罐、寬沿淺腹和深腹盆、淺腹平底缽、厚唇缸、大口深腹罐等，以及以圓點和曲線構成的迴旋勾連紋為主要紋飾的彩陶，小件的陶器有陶刀、陶紡輪、陶環、陶鏟和器蓋等。石器以磨制為主，主要器類有石刀、石杵、石斧、石鑿、石球、石彈丸和磨石等；骨器有骨錐、骨針、骨鏃和骨笄等。

水北遺址的文化面貌據現場考古專家評述，陶器與扶風案板、寶雞福臨堡等仰韶文化中晚期遺址出土的器物比較相似，與臨潼姜寨、藍田泄湖等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器物既有相似之處，又有一定的區別。此外，遺址中下層見有極少量的三足陶片與華縣老官臺、臨潼白家村等遺址出土的器物相似；遺址中所見的陶鬲，則與龍山文化的器物相似。目前初步斷定，水北遺址主體時代約為仰韶文化中期至晚期，但最早有可能早到老官臺文化（距今8000年），最晚可延續至龍山文化晚期。時間延續約三千年。

主持遺址發掘工作的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田亞岐研究員認為，水北遺址是涇水中游地區第一處大規模發掘的史前時期大型聚落遺址，其延續時間之長，遺跡分佈密集，房屋形制特殊、規模龐大，出土器物種類繁多等，在涇水流域是罕見的。特別是發現的大型房址，面積達190平方米，是迄今為止在陜西地區發現的面積最大的仰韶文化房址。該遺址地處涇水上游與中游的交接地帶，對於研究關中地區、涇水流域乃至我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面貌、文化譜係、聚落形態演變規律等各個層面的學術問題將有較大的推進作用。（王文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