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清晨6時10分,經過32個小時的長途奔波,來自貴州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小琴和她的新婚丈夫小明抵達北京。儘管是準備成為預防艾滋病的義務宣傳員,並舉辦自己的結婚儀式,但也許是缺乏足夠的思想準備,面對媒體的追逐,他們刻意保持了低調。
為了讓兩人能夠休息好,他們乘坐的T88次列車京快7組的列車長都勇和乘務員對兩人照顧入微,將一日三餐送到兩人的包廂。
小琴、小明興奮地告訴記者,到北京後,他們最想去的地方是天安門、故宮、頤和園、長城,這些從電視上看到的美麗景觀,曾經給他們的生活帶來很多的憧憬。
獲悉小琴、小明抵京的日期,昨日早晨6時許,來自全國各地的三四十名記者蜂擁而至,在寒風中守候在北京西客站,準備率先拍下小琴、小明跨下列車的那一刻。
眾多媒體的關注,令小琴、小明既感動,又有些手足無措。他們在列車上呆了半個小時後,隨列車進庫。7時許,小琴、小明在貴陽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專家和醫務人員的陪同下,終於踏上了北京的土地。記者注意到,下車摘下墨鏡的小琴,出站後又將墨鏡重新戴上。
“最初的感覺,是一個疑問,那就是,一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孩和一個健康的小夥子,為什麼會有如此長久的愛情?是什麼打動了他?”
從11月13日起,在全國率先報道“艾滋病女要進京結婚”事件的《貴州都市報》,此後幾乎以每天一篇的規模,追蹤事件的發展,幫助處於困境中的這對戀人。談起當初的採訪和報道初衷,這一事件的主要策劃者———報社總編室主任陳濤,對記者如是説。
黑夜的邂逅相遇
1997年的一個晚上,小琴步行回家,路上要經過一條很黑的巷子,當計程車司機的小明正好開車經過那裏。“他問我要不要坐車,我説我馬上就到家了。他卻説這裡這麼黑怕有危險,反正他的車也空著,可以免費送我一趟。我當時覺得這男孩子心腸真好,就上了車。後來我們就開始談戀愛,半年以後我們住到了一起。”
後來小明發現了她吸毒的事情,他沒有罵她也沒有打她,只是讓她一定要戒毒。
相見時難別亦難
1998年,小琴到了戒毒所戒毒,哪知兩個月後,戒毒所突然讓她保外就醫。原因是:從戒毒所例行抽取的血樣中,發現她已經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知道自己感染了不治之症,小琴馬上向男友提出了分手,她不辭而別,一個人到鄉下躲了兩個多月。哪知小明還是想方設法找到了她。“突然有一天他就出現在我的面前,大喊了一聲我的名字。我一見是他,愣了幾秒鐘,什麼話都沒有説,抱著他就痛哭起來。”
一起走過的日子
小琴説,小明對她的好已經無法用語言來形容。因為小琴一直沒有工作,他就去給別人代班,在外面跑車時連兩塊錢的盒飯都捨不得吃,但是有了好吃的,他都要給她買回來。開洗燙店的時候,冬天天那麼冷,他洗衣服洗得手全都凍裂了也不讓她動手,説她免疫能力弱,容易感冒。為了不讓小琴再尋短見,他甚至在出車的時候都把她帶在身邊……一起走過4年多的辛酸艱難後,小琴和小明想結婚了。
“相信這是一種讓很多人動容的愛情。”陳濤説,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在醫學上,在法律上,他們能夠結婚嗎?
有情人終成眷屬
記者的採訪,讓報社的編輯記者和許多讀者感到欣慰:無論從醫學上還是從法律上,他們的愛情和婚姻,都無不可。
但面臨的困難還是很多:幾年前,因為被強制戒毒,小琴的戶口被公安機關登出了,沒戶口,結婚當然是不可能的,同時,他們的經濟壓力也顯而易見。
記者從記錄者,很快變成了參與者,11月15日在發表了《上戶口好事多磨》後,采寫報道的記者,再一次加入了“志願者”的行列,為小琴的嫁粧、新房忙碌,為她的各種證件奔走;於是,公安、衛生各部門“特事特辦”,一路綠燈;於是素不相識的讀者打算捐錢捐物,為小琴、小明自謀出路出謀劃策。幾天時間跑下來,他們終於在11月22日通過報紙告訴讀者:《小琴小明領到結婚證》。
這組報道快要接近尾聲了,回首這一事件的前前後後,陳濤説,我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小琴們的婚事肯定不會再是新聞,人類精神的免疫力會更加提高,以同情心、平常心關愛每一個艾滋病病感染者的時間,一定不會遙遠。
和小琴“親密接觸”
昨天清晨6時,本報一行4人來到西客站,迎接直面苦難的美麗新娘———小琴和她的新婚丈夫小明。
6時10分,從貴陽開來的T88次列車準點到站,但我們沒能見到小琴。站臺上的眾多記者讓小琴有些遲疑。
我們與小琴、小明夫婦一窗之隔。情急之下,本報記者登上火車,隨車而動,大概7點鐘左右,來到西客站的車庫,終於遠遠地看見了小琴、小明一行。
本報女記者朱峰趕上前去,把一個嶄新的小企鵝暖水袋送給小琴,“北京的天氣比貴陽冷,這兩天又降溫,暖暖手吧”,通過貴州都市報的隨行記者,小琴接過了暖水袋,卻一言未發。
記者順勢想幫她拎過手中的紙袋,她只是“不用,不用”地回絕著,再不肯多説一個字。
小琴、小明和醫生及貴陽的記者一行6人在前面行走,整個車庫只有拖動皮箱和不整齊的腳步聲,沒有人説話。
沉悶中又走了5分鐘,朱峰發現小琴沒戴手套,提東西不方便,就趕幾步走上前去,拿過她裝滿東西的紙袋。
她看著朱峰,但沒有拒絕。
小琴穿一身紅色棉質衣裙,短靴,厚絲襪裏應該是不厚的毛褲。朱峰問她:“冷嗎?”
“有點。”“北京這兩天降溫了。”就勢,朱峰摟住了小琴的肩。
“這樣是不是暖和一點?”
“嗯。”一行人來到路口,本報記者幫他們叫了兩輛車,我們尾隨而行。途中超車時,另一輛車中已摘下墨鏡的小琴衝記者揮手,第一次露出了微笑。
終於到了他們下榻的賓館,朱峰陪小琴坐在大堂等候辦理登記手續。
“你們幾個人是一起的嗎?”她指著隨行的兩個男士問朱峰。
“其中一個是我男朋友,他不放心我一個人這麼早出來,就陪我來了。”
“那他對你挺好的嘛。”
“你男朋友對你不是也挺好的嘛。”
“是挺好的。”小琴先是不假思索,頓了頓又笑了:“不過現在他是我老公了。”
《京華時報》 2002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