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以關注現實著稱的小説家張平先生的日記體小説新作《對面的女孩》一改往日他小説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叱吒風雲的強者形象這一寫作路徑，托言一個被勒令退學的女學生日記，向讀者展示了一個性格逆來順受，內心純潔善良，被強大的傳統勢力及陳腐觀念百般欺淩的弱小女孩的典型形象；但卻保持了他鞭撻落後與醜惡，呼喚進步與美好，激揚道義與法治，關注社會與人生的創作旨趣。

    正如這部小説的副標題所示，《對面的女孩》在文體格式上，是“一個被勒令退學的女學生日記”。透過這部“日記”，我們所看到的主人公張紅英的命運，有城市戶口，但生活在落後的農村；物質生活貧窮，精神觀念淳樸；她所遭遇的不幸可謂各種各樣：想繼續上高中將來考大學，卻因為始終沒有關係，進不去高中的門；既而有了機會，卻由於家庭經濟困難，進不起高中的門；分數可以上正規中專，但卻被“關係”更硬的人頂了指標；無奈之下，只好託人“活動”而且據説是頂替了他人，才好歹上了一所並無前途的紡織技校。但是，恰恰就是這所她藉以安身求生的技校，因為辦學的條件不好，師資和管理又極不正規，甚至充斥著封建的思想，滋生著醜惡的流毒，正氣不興，邪氣瀰漫。學生的優秀品質得不到及時地發現與鼓勵，學生的人格天性得不到起碼的尊重與愛護；就連主人公漂亮可人這种女孩子原本幸運的人生資本，也成為她招致諸多不幸的天然禍根。不僅男同學對她的關愛，橫遭班主任的無端監視、無故羞辱和無理審訊，而且引來了心術不正的班主任老師的要挾誘騙、乃至借機猥褻。張紅英為了湊齊學校無端收取的“班費”，返還同樣貧困的同桌同學的好心饋贈，急於掙錢而受到社會上壞人的誘騙有了過失時，學校和老師所給予她的，不是正常的關心與愛護，不是應當的理解與幫助，而是不問青紅皂白的借機整治，與心理陰暗的挾私報復。

    作為小説的第二號主人公，後來成為張紅英傾心對象的同桌男生郭志傑，是小説著力刻畫的另一個典型形象。他與張紅英一樣家庭貧困、心地善良。所不同者，面對生活的磨礪，生活的姿態比較積極主動，思想的視野比較開闊而且活躍；不免憤世嫉俗，但不乏幼稚與天真。所以，當他對於同桌女生的真誠關愛遭遇歪曲甚至蹂躪時，他的反抗因為傳統思維和習慣勢力的十分頑固和過於強大，往往變得事與願違，惡性迴圈，徒令親者痛而使仇者快。如果説，張紅英的簡單、淳樸與幼稚，是導致她悲劇命運的一個重要性格原因的話，則小説通過郭志傑這樣一個與張紅英性格互補的典型形象的塑造，又確乎是在告訴我們：其實張紅英的性格弱點，並不能算作她悲劇命運的真正根由。

    問題的癥結並非出在孩子身上，而是出在學校、老師乃至社會。讀《對面的女孩》，你不能不思索貧窮對於人生的擠壓，不能不思索觀念對於社會的影響，不能不思考學校教育的尷尬現狀，也不能不思考潛伏的貧困、愚昧、專橫乃至貌似公正的種種罪惡之下，又影響著我們社會生活的諸多不公正、不合理、不人道、不文明的深層因由。

    在小説所描寫的學校和老師中，我們絕少看到對人性的理解，對人格的尊重，和對人道的張揚；而是恰恰相反，看到的更多是對紀律的曲解，對人性的蔑視，對是非的顛倒，對權力的濫用，對天真的扼殺，對美好的褻瀆，對正義的歪曲，乃至對生命的淡漠。《對面的女孩》作為一部小説，因而可以看做是對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某些觀念文化積弊的寓言式揭示原本比較明顯的“救救孩子”的創作主旨，因而還可引申為“救救成人”，“救救老師”，“救救我們自己”！因為，如果沒有一代精神健全、文明合格的成人老師，又如何指望會培養出下一代合格的學生？沒有思想和精神健康健全的真正的人，又怎麼能建設一個文明昌盛的理想社會？

    《中國文化報》2001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