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0年代開始的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經歷了最初的經營自主權下放等嘗試後，由於低效益經營未能獲得根本性改變，1998年朱鎔基總理提出了“國有大中型企業三年走出困境”的目標。此後國有企業的改革進入了加速階段，通過引入股份制、人員調整、整頓清理老大難企業等措施，改革獲得了很大成效，但同時也面臨著失業、下崗人員增多等難題。

    效益優先

    遼寧省省會瀋陽市火車站西側有一片偽滿洲時代遺留下來的工廠群。在朱鎔基總理推進國企改革的三年間，這兒的許多工廠都關閉了。但其中也不乏順利運作在經營軌道上的企業。

    筆者走訪了其中的一家——瀋陽化工集團。古老的建築物裏人影並不多。現在工廠由電腦集中管理著鹽酸等生産線。三年前該集團還擁有8000名職工，如今已經精簡了一半。

    集團黨委宣傳部長孫成非常自豪地向筆者介紹道：“如今一切都是圍繞著效益從事生産經營。”據介紹，瀋陽化工下屬的13個工廠都採取了獨立核算制，引入根據業績來增減工資的做法。公司的剩餘資金則用來購買效益良好企業的股票，以獲得分紅收入。

    瀋陽化工隔壁的瀋陽紅梅企業集團曾以生産中國著名的“紅梅”味精而廣為人知。現在該集團也同時生産調味料和進行食品加工。去年集團的經濟效益比前年增長了30%。2000名員工的人數雖然沒有變化，但管理部門內部減少了100多人以增強銷售部門的力量，企業的重點轉向了市場。集團副總經理薛天明笑著説道：“以前只有兩名開發票的職工負責銷售。”

    剩餘人員是難題

    這三年來，中國的國有企業一直在追求企業的“苗條化”。中國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主任李榮融展示了這樣的數字：“全國原有的7000萬名職工如今已經精簡到了5000萬人”。

    但是，改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CNPC）去年獲得的利潤佔中國國企總利潤的四分之一，其在紐約股市上市等舉動被譽為“走在了改革的前列”。但是，整個集團的職工總人數達150萬。而世界最大的埃克森石油公司的銷售額是CNPC的4倍，但只有10萬員工。

    3月5日至15日召開的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了“第十個五年計劃”，其主題就是“結構調整”。參與該計劃起草工作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張卓元向筆者指出：“如果不改革經濟結構，就無法面對加入WTO後的競爭。”

    當今的時代已不是單純追求發展和擴大的時代。經濟全球化的進展向企業提出了更為嚴峻的課題：如何獲得效益？因而，國有企業職工的精簡就成為了迫在眉睫的問題。

    據統計，截止去年年底中國城市的失業人數達600萬，能領取到一定生活費的下崗人員則達到了650萬。這也是改革遺留下來的一大課題。

    從今年開始，下崗將會消失，下崗人員將被列為階段性失業保險的對象。失業保險的資金主要來源於企業和個人，但目前仍然不是很充足。

    農村剩餘勞力何去何從

    較之國有企業，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問題更為明顯。

    新的五年計劃中將提高農民收入作為一大重要內容。在過去五年裏，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了30%，而農民的收入僅增長了16%。

    自去年開始，中國中央政府以安徽省農村為實驗地區，指示要降低地方政府徵收的稅收等各項費用。在人代會上，來自安徽的農民代表向朱鎔基總理作了彙報：“以前以修路、建大壩等各種名目徵收的各項費用達630元，去年這些費用已經減少到了284元。”可是對此有專家指出，在這種變化的背後是中央政府高達20億元人民幣的補貼。

    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上呼籲：“應當把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公共投資的一項重點課題。”

    1998年中國農民的平均年收入和1991年中國城市居民的收入大致相當，為2100元左右。由於家電産品價格的大幅度下降，實際購買力並沒有發生多大變化。但由於農村的電費比城市要高幾倍，令農民感到很困惑。如果能夠整飭好電力、上下水道等基礎設施、在農村掀起一場“消費革命”的話，中國的國內市場將會更加廣闊。——這真可謂是一舉兩得之舉。

    然而，要根本解決農村的低收入問題，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就無法避免。在新的五年計劃期間，預計將有4000萬農村勞動人口流向城市。但是城市也有失業人口的問題，對於如何解決這些難題，讓我們拭目以待今後五年中國政府的對策。

    “中小企業是農村剩餘人口的‘容器’”

    ——採訪經濟學家吳敬璉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朱鎔基總理的重要智囊之一的吳敬璉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是如何描述的呢？筆者為此專門採訪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經濟學界第一人吳敬璉先生。

    ——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是什麼？

    “中國正處於三個意義上的轉變。即從農業國向工業國、從農村社會向都市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此外，隨著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必須要使國內經濟活動符合國際通行的規則。”

    ——那麼其中的國有企業改革應該是重要方面。

    “許多企業在去年已經實現了扭虧為盈。雖有因石油價格上漲而獲利的企業，但這一結果中是沒有水分的。只是要使新的企業制度紮下根來更為重要。在股東和經營者的關係、經營戰略的制訂、經營管理水準等方面還有改進的餘地。”

    ——農村的改革也是難題。

    “根本問題在於農村人口太多了。有一種説法表明，農村的剩餘勞動力達1.5億以上。對於9億中國農村人口來説，加入WTO是一件非常嚴峻的事。中國的農業將就此被置於與外國農業同等的地位上，的確存在困難。將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到其他産業的過程，是任何國家發展中的必經階段。”

    ——但這些剩餘勞動力往何處去呢？

    “這要靠中小企業的壯大。浙江省和江蘇省的私營企業的發展態勢非常好。即使這些企業會有破産、失業等現象，但新的企業又會不斷産生，這不會成為社會問題。農村的中小企業發展起來了，周邊農村也會隨之富裕起來。但在我的家鄉四川，現在這種動向還不明顯。花費五年也好、十年也好，一定要把容納這1.5億人的“容器”建造起來。”

    ——中國年均7%的經濟增長率可能實現嗎？

    “雖然並不容易，但能夠實現。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促進個人消費來推動需求固然重要，但完善市場經濟制度、發揮企業活力也是極為重要的。

    日本《朝日新聞》200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