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容（1885—1905），原名紹陶，又名桂文，字蔚丹（威丹），留學日本時改名為鄒容。重慶巴縣（今渝中區）人。6歲入私塾，12歲育《四書》、《五經》、《史記》、《漢書》及名家傳記。其父要他科舉高中，他卻討厭經學的陳腐，鄙棄八股功名，喜讀《天演論》、《時務報》等新學書刊，心向維新變革的新思潮，常“非堯舜，薄周禮，無所避”。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隨兄應巴縣童子試，題旨皆《四書》、《五經》，他遂罷考而去，遭父笞責而志不改。當得知譚嗣同等六君子變法遇難的消息，他悲憤不已，作詩曰：“赫赫譚君故，湘湖士氣衰。惟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表達了他的惋惜與變革志向。後入重慶經學院讀書，仍關心國家大事，立志救國救民，常侃侃議論政事，以致被除名。

光緒二十七年（1901）夏天，他到成都參加官費留學日本的考試，被錄取。臨行羊，當局以其平時思想激進，取消了他官費留學日本的資格。1902年春，他衝破重重阻力，自費東渡日本，進入東京同文書院補習日語，大量接觸西方資産階級民主思想與文化，革命傾向日趨顯露，並結識了一些革命志士，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愛國活動。他剛毅勇為，常爭先講演，陳述已見，切齒于滿清統治的暗弱腐敗，嚮往中華民族的新生崛起。其辭犀利悲壯，鮮與倫比，為公認的革命分子。

光緒二十九年（1903）三月，清政府赴日學臨、監姚文甫因姦私事敗露，鄒容同五人直入姚邸，數其罪，剪其髮辮，將其痛打一頓。清政府駐日公使以鄒容犯上作亂罪，照會日本外務省索辦鄒容等人。他在朋友們的勸告下，離開日本，回到上海。

鄒容在上海寄居於愛國學社，與章炳麟結為忘年交，互以倡言革命相激勵。他發起組織中國學生同盟會，積極參加拒俄愛國運動；奮筆疾書，完成《革命軍》的寫作，署名為“革命軍中馬前卒”。章炳麟為之作序。該書約兩萬字，分為七章，其中以“緒論”、“革命之原因”、“革命獨立之大義”為全書重點。鄒容以西方資産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為指導思想，闡述了反對封建專制、進行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必要性，指出了“革命”乃對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學術，以及日常事物存善去惡、存美去醜、存良善而除腐敗的過程，故讚美曰：“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他還從滿清王朝官制的腐敗、刑審、官吏的貪酷，對知識分子、對農民、對海外華工、對商人、對士兵的政策及對外的一系列政策，揭露了滿清政府對國人的壓迫和屠戮，分析了革命爆發的必然性。明確宣佈革命獨立之大義在於：“永脫滿洲之羈絆，盡復所失之權利，而介於地球強國之間”，“全我天賦平等自由之位置”，“保我獨立之大權”，即推翻滿清封建專制王朝，建立“中華共和國”！1903年五月，《革命軍》在上海出版，《蘇報》發表章炳麟的文章，廣為介紹，稱讚《革命軍》是震撼社會的雷霆之聲！

1903年6月，因《蘇報》宣傳《革命軍》，被相互勾結的中外反動派查封。江蘇候補道俞明震赴上海查辦革命黨，章炳麟等人被捕入租界獄。鄒容奮起投獄，與章炳麟共患難。被判刑兩年，罰做苦工。因洋人待“犯人”甚虐，麥飯粗劣，鄒容被折磨致病，于1905年4月3日卒于獄中，年僅20歲。上海義士劉三收其遺體安葬在上海華涇鄉野。

鄒容短暫的一生，是以推翻滿清王朝、革新中華為已任的一生，是追求革命的一生。他的《革命軍》儘管有一定的時代局限，但它喊出了中華民族謀求革命獨立之呼聲，所以問世之後風行海內外，章炳麟稱之為“義師先聲”，章士釗主筆的《蘇報》譽之為“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是中國第一部系統地、旗幟鮮明地鼓吹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宣傳資産階級共和國的不朽之作。1912年2月，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簽署命令，追贈鄒容為“大將軍”。無産階級革命家吳玉章題詩讚曰：“少年壯志掃胡塵，叱吒風雲‘革命軍’。號角一聲驚睡夢，英雄四起挽沉淪。”這是對鄒容及其《革命軍》的中肯而確切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