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容(1885—1905),原名紹陶,又名桂文,字蔚丹(威丹),留學日本時改名為鄒容。重慶巴縣(今渝中區)人。6歲入私塾,12歲育《四書》、《五經》、《史記》、《漢書》及名家傳記。其父要他科舉高中,他卻討厭經學的陳腐,鄙棄八股功名,喜讀《天演論》、《時務報》等新學書刊,心向維新變革的新思潮,常“非堯舜,薄周禮,無所避”。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隨兄應巴縣童子試,題旨皆《四書》、《五經》,他遂罷考而去,遭父笞責而志不改。當得知譚嗣同等六君子變法遇難的消息,他悲憤不已,作詩曰:“赫赫譚君故,湘湖士氣衰。惟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表達了他的惋惜與變革志向。後入重慶經學院讀書,仍關心國家大事,立志救國救民,常侃侃議論政事,以致被除名。
光緒二十七年(1901)夏天,他到成都參加官費留學日本的考試,被錄取。臨行羊,當局以其平時思想激進,取消了他官費留學日本的資格。1902年春,他衝破重重阻力,自費東渡日本,進入東京同文書院補習日語,大量接觸西方資産階級民主思想與文化,革命傾向日趨顯露,並結識了一些革命志士,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愛國活動。他剛毅勇為,常爭先講演,陳述已見,切齒于滿清統治的暗弱腐敗,嚮往中華民族的新生崛起。其辭犀利悲壯,鮮與倫比,為公認的革命分子。
光緒二十九年(1903)三月,清政府赴日學臨、監姚文甫因姦私事敗露,鄒容同五人直入姚邸,數其罪,剪其髮辮,將其痛打一頓。清政府駐日公使以鄒容犯上作亂罪,照會日本外務省索辦鄒容等人。他在朋友們的勸告下,離開日本,回到上海。
鄒容在上海寄居於愛國學社,與章炳麟結為忘年交,互以倡言革命相激勵。他發起組織中國學生同盟會,積極參加拒俄愛國運動;奮筆疾書,完成《革命軍》的寫作,署名為“革命軍中馬前卒”。章炳麟為之作序。該書約兩萬字,分為七章,其中以“緒論”、“革命之原因”、“革命獨立之大義”為全書重點。鄒容以西方資産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為指導思想,闡述了反對封建專制、進行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必要性,指出了“革命”乃對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學術,以及日常事物存善去惡、存美去醜、存良善而除腐敗的過程,故讚美曰:“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他還從滿清王朝官制的腐敗、刑審、官吏的貪酷,對知識分子、對農民、對海外華工、對商人、對士兵的政策及對外的一系列政策,揭露了滿清政府對國人的壓迫和屠戮,分析了革命爆發的必然性。明確宣佈革命獨立之大義在於:“永脫滿洲之羈絆,盡復所失之權利,而介於地球強國之間”,“全我天賦平等自由之位置”,“保我獨立之大權”,即推翻滿清封建專制王朝,建立“中華共和國”!1903年五月,《革命軍》在上海出版,《蘇報》發表章炳麟的文章,廣為介紹,稱讚《革命軍》是震撼社會的雷霆之聲!
1903年6月,因《蘇報》宣傳《革命軍》,被相互勾結的中外反動派查封。江蘇候補道俞明震赴上海查辦革命黨,章炳麟等人被捕入租界獄。鄒容奮起投獄,與章炳麟共患難。被判刑兩年,罰做苦工。因洋人待“犯人”甚虐,麥飯粗劣,鄒容被折磨致病,于1905年4月3日卒于獄中,年僅20歲。上海義士劉三收其遺體安葬在上海華涇鄉野。
鄒容短暫的一生,是以推翻滿清王朝、革新中華為已任的一生,是追求革命的一生。他的《革命軍》儘管有一定的時代局限,但它喊出了中華民族謀求革命獨立之呼聲,所以問世之後風行海內外,章炳麟稱之為“義師先聲”,章士釗主筆的《蘇報》譽之為“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是中國第一部系統地、旗幟鮮明地鼓吹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宣傳資産階級共和國的不朽之作。1912年2月,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簽署命令,追贈鄒容為“大將軍”。無産階級革命家吳玉章題詩讚曰:“少年壯志掃胡塵,叱吒風雲‘革命軍’。號角一聲驚睡夢,英雄四起挽沉淪。”這是對鄒容及其《革命軍》的中肯而確切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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