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正處於經濟高速發展和制度轉型期的中國來説，金融業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算過分。但在不斷擴大開放的背景下，只有將中國的金融改革和發展問題置於全球化的歷史條件中去分析，我們才能整理出更清晰、科學且貼近客觀趨勢的政策改進思路。本文只是對此做一嘗試性探索。

一 全球化與中國經濟

全球化是一個以全世界為同一舞臺各個民族國家間進行人員、動植物、物品、資金技術、文化、制度交流的過程。它以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為起點，迄今已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492年到1949年蘇聯宣佈成立以東方陣營國家進行內部貿易的“經互會”、形成所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個平行市場”為止，共歷時457年；第二階段從1950年到1989年12月美蘇宣佈放棄冷戰，導致東西方兩個國家陣營徹底消除，歷時50年；第三階段從1990年至現在，全世界主要經濟體包括中國，摒棄對抗性思維，開始向1941年8月11日美英聯合發表的《大西洋憲章》中強調的“人的權利和尊嚴的自由主義原則、民族自治和自決原則”以及“保障所有地方的人在免於恐懼和不虞匱乏的自由中，安渡他們的一生”的社會目標這種價值觀上靠攏，並在該價值觀主導下調整各自的經濟、社會、政治體制。

中國是一個具有5000年悠久歷史、長期以來一直以農業文明著稱於世的國家。在長期的封建法權關係背景下，中國尊親的儒家文化和以地主為統治力量的社會環境，不僅限制和扼殺了應當早于歐洲就出現的自髮式商業文明和工業文明，而且還在1792年，以乾隆皇帝拒絕英國特使馬嘎尼爾訪問中國時提出的平等通商請求，而錯過了使中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的第一次歷史機遇。而這次和平融入全球化機遇的喪失直接導致了48年之後的資本主義強國以炮艦敲開中國市場大門的鴉片戰爭。作為封建帝國的最後一個王朝——清朝，它的滅亡實際上是閉關鎖國政策及地主為政治代表的土地法權時代的結束。但新的生産關係的代表者它可以自發産生卻不可能自然地取得統治地位。在中國，新生産關係的代表者統治地位的確立問題在1912至1949年共30多年的內戰中才得以解決。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族又面臨了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但是，由於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宣佈了“一邊倒，學蘇聯”的基本方針，這使得新中國的經濟體制從一開始就走上了計劃管制和不對西方世界開放的封閉僵化發展道路。從1949年起到1978年整整30年時間裏，中國經濟同蘇聯、東歐及其他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國家的經濟一樣，始終處於一種粗放成長、效率低下的狀態。這説明，以封閉運作和計劃管制為特徵的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已遭遇了歷史性失敗，中國也相應地損失了30年可以大有作為的發展時間。正是在這段時間裏，不僅有二戰戰敗國日本和聯邦德國重新振興了經濟，就連一些基礎條件較差的市場經濟體也因利用國際化背景以自由開放性的經濟政策實現了經濟騰飛，如香港地區、台灣地區、新加坡、南韓、泰國等等。

1989年，當中國已經歷了11年的改革開放歷程、蘇聯和東歐這一東方陣營由低效率的經濟體制開始徹底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時候，歷史事實已使人們認識到：誰壓制市場或無視市場的力量，誰就會受到經濟規律的懲罰。

東方陣營的解體標誌著冷戰時代的結束，和平條件成了全球化發展第三階段的客觀推動因素。回顧1492年以來的世界歷史，可以看出，在全球化發展的第一階段即1492～1949年，這一時期人類社會的文明交融總是呈現出以工業文明為基礎，以貿易關係為導向的基本特徵。早期發達國家製造業的發展，形成了難以遏止的原材料需求和市場銷售的必要性，因此，經濟規律迫使這些國家用和平或武力的手段去實踐這些客觀經濟要求。而在1950~1989年這一全球化發展的第二階段，我們看到，冷戰思維和所謂“兩個平行市場”的存在，使得全球化在世界上的推進及受阻呈現出政權導向的特點。全球化作為一種自發的世界發展潮流，經濟一體化只是它的基本內容之一，在推動過程中，它會更多地表現為一種具有普適性文化價值即自由、民主、公平及追求福利等觀念的認同和接受過程。一旦各個國家的統治者以某種對抗的意識形態來看待全球化並進而表現為國際關係中的冷戰思維，全世界的正常資源不僅會在流動中受到阻礙，而且還會産生大量的錯誤配置現象，例如，當年東西方兩大陣營的軍備競賽，其直接後果就是巨大的資源浪費以及低效脆弱的傳統計劃體制的潛在經濟危機。

從1985年前蘇聯元首戈巴契夫承認在“地球村時代全人類的利益高於階級利益”，到1989年12月美蘇宣佈放棄冷戰，全球化發展由主權導向的第二個階段開始轉向已消除了大範圍政治和意識形態衝突的且由資本、資訊及技術導向的第三階段。

中國自1978年開始施行改革開放政策，而這一政策首先建立在不以階級鬥爭為綱而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的基礎之上。

在改革方向的選擇上，中國以經濟體制改革而不是政治體制改革為長期重點；在部門順序上首先從農村開始，讓農民長期承包土地自主決定生産內容並享有絕對的剩餘産品支配權，從而率先解決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吃飯和農副産品供給問題；在改革的步驟上，中國選擇了一條具有獨創性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從而保證了全社會能在一個穩定、連續的制度轉型中達到逐步振興和繁榮的目標。

開放既是發展經濟的手段，本身也是一種超越原有封閉發展模式的改革。

25年來，中國在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中，主要採取兩種驅動方式：一是用區域率先開放的方法吸引國外的直接投資，以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土地要素成本形成具有強大價格優勢的可貿易産品出口；二是借用外債及吸納一定量的證券投資。

在20多年的時間裏，中國一直以謹慎的態度運用外債和吸納證券投資手段，使短期外債總餘額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3左右，短期外債餘額佔外匯儲備總額的比重則為低於40%。在外資利用方面，外商直接投資這一最為安全的資本流入形式一直居於絕對主導地位。

國際資本流動是現階段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向的金融指示器。由於資本項目的管制，國際上以短期投機為目的的遊資一直還無法直接進入中國，但對長期直接投資，中國一直採取的是鼓勵政策。因而，近些年來，中國已成為全世界最有吸引力的外商直接投資場所。從全球角度看，中國具有四大比較優勢：（1）便宜且具有近乎無限供給趨勢的勞動力；（2）由各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競爭形成的低廉的土地要素價格；（3）連續25年一直保持的世界第一經濟增長率、排名世界第二的居民儲蓄率和潛力驚人的國內市場容量；（4）超穩定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環境。這四大比較優勢使中國一舉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

中國本來就具有極高的內源融資能力，在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進入，實際又形成了巨大的外源補充儲蓄，在這種條件下，中國經濟一直保持了足夠的上升衝力，即使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中國經濟仍然呈現出8%左右的高成長速度。目前，中國的年GDP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僅次於美、日、德三國，至2010年又將移位至第三；鋼材、煤炭、銅的消費量已位居世界第一，石油進口位居世界第二，在該四大類商品的全球資源類産品價格體系中，中國已成為最重要的喊價力量；在許多輕工業産品的産量上中國都佔據了世界第一的位置，；連年貿易順差和強制結售匯制度還使中國具有僅次於日本的外匯儲備總額（見圖15-1）並成為美國政府債券的主要持有者之一；今後，一旦人民幣匯率調升，中國企業還將成為世界資源性産業的重要投資者和新技術裝備的重要採購者。總而言之，儘管中國仍然是一個每人平均收入水準剛剛達到1000美元的發展中國家，但是，它的經濟總量及增長勢頭已使得自己成為世界上任何重要經濟體在平衡全球經濟政治關係時不能加以忽略的重要角色。

二 中國金融市場開放：內容、步驟與策略

中國自1978年決定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初始階段，在沿海14個開放城市中吸納的國外直接投資所涉及的只是實體部門項目，銀行、保險、證券業這三大金融行業向外國投資者開放的實際開始時間則要晚得多。從法律意義上説，金融三個行業的規範性開放只能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真正開端，也就是從2001年12月11日起，這種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進程才真正開始。

從理論上分析，一個國家的金融開放可以細分為兩部分：一是市場開放，即允許外國投資者以獨資、合資、入股或兼併收購等方式進入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服務産業；二是資本項目開放，其根本標誌是允許短期資本自由進入或流出。根據一些經濟學家的研究，一個國家從金融市場開放再到資本項目開放，中間最好經歷10~15年的過渡期，這樣才能使開放國家的監管當局及市場參與者積累足夠的經驗以用於應對資本項目開放後短期資本驟然流出入可能形成的系統性金融風險衝擊。中國決策層從一開始就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在加入世貿組織談判之前就已確定了管住資本項目，同時按國際服務貿易的規則以漸進方式開放金融市場的策略。

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前所進行的雙方和多邊談判中，中國政府根據本國實際爭取獲得了發展中國家待遇，因而在開放的時間表上為金融部門安排了五年的開放過渡期，即自2001年12月11日至2006年12月11日的五年時間內，對申請進入中國金融市場的外國投資者採取審慎態度在不同的地區不同行業分步驟準入的原則。從三年多來的實踐情況看，在行業順序上，保險業開放進度最快，其次是證券業和銀行業。

近年來，每年都有大量的外資銀行申請在中國開設分支機構，但監管部門每年批准進入中國金融市場的外資銀行數額大約為10家左右。監管當局之所以有意壓低可能對中國各商業銀行産生競爭壓力的外資銀行的進入數目，其用意主要是為了充分利用加入世貿組織的五年過渡期對本國的銀行業進行體制改革和素質強化。中國是一個間接融資佔統治地位的國家。在全社會金融資源中，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的比例大體為10：2，這説明銀行在整個金融體系中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1）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際上也是資源配置方式的轉變過程，計劃配置資源一旦讓位於市場配置資源，財政主導貨幣投向就自然要讓位於信貸主導貨幣投向。在這種環境中，銀行系統在資本市場尚不發達情況下就成了全社會儲蓄的主要集中者，貸款則成了推動儲蓄轉化為投資的主渠道。（2）中國銀行業的最大特點是國家壟斷程度比較高。從全球視角觀察，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政府都傾向於保留對銀行業的控制權，主要原因是它們覺得這樣有利於經濟和金融安全。中國的情形也與此大致相同。除了擔心銀行業控制權放鬆會影響經濟金融安全外，中國決策層還有一點考慮就是宏觀調控的有效性問題。自1984年開始實行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分灶吃飯”直至後來分稅制的施行，地方政府及其統馭下的地方財政事實上已成了同中央政府和中央財政“相互對立”的一股博弈力量，地方發展目標因此也常常同中央政府代表的全局性發展目標出現利益衝突，這種利益衝突有時會導致投資和建設方面的規模和速度失控。一旦出現這種現象，銀行系統、特別是以工農中建為代表的超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就會成為中央政府貫徹宏觀調控意圖的工具。因為只有這些産權單一、分支機構發達、人事權由中央決定的壟斷金融機器還具備那種垂直領導、條條指揮的組織架構，中央政府可以保持如臂使指式的領導能力。（3）銀行的重要不僅在於它具有集中儲蓄和配合宏觀調控的功能，而且還在於在25年的改革中，從客觀上看，銀行也為政府支付了大量的改革成本；從主觀上説，在市場經濟早期，由於管理和經營上的失誤，中國的銀行業特別是工農中建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系統均累積了鉅額的不良資産，這種高比例的不良資産使中國的銀行業蘊含了極大的系統性金融風險。本來，中國的證券業和保險業也存在鉅額虧損情況，但由於這兩個行業在中國金融總資産中所佔比重較小，因此，只有銀行系統的高比例不良資産才能對中國的金融安全構成致命的威脅。這從負面上顯示了銀行問題的重要性。正是由於以上三點考慮，中國決策層在金融市場開放的行業順序上把銀行業的開放置於比較靠後階段，以求獲得更多的內部結構調整時間。

從廣義上分析“開放”，除對外開放外，還有一個對內開放問題。

按照市場經濟的標準定義，在鼓勵自由和競爭的同時，用民營資本對國有企業進行改造也是處於經濟轉型期的中國在價值理念上融入全球化的一個方面。我們業已看到，在過去一些年中國與外國發生的一些貿易爭端中，有相當一部分爭端就是源於一些市場經濟國家對中國國有出口創匯企業抱有其必定享受政府補貼，因而在國際市場上同外國企業進行不平等競爭這種已經難以改變的看法或成見。再比如，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有許多技援性項目就是指定要以民營企業為支援對象。這些情況説明，中國決策層業已確定的在競爭性領域中實行“國退民進”的方針，既有提高經濟運作效率的內在推動力，也有適應全球化價值觀這一客觀環境的外部壓力在起作用。當然，在過去若干年中，這種以“國退民進”為基本特徵的結構性調整主要側重於實體經濟部門，而對金融部門來説，中國對內開放的進度要大大慢于對外開放的進度。近年來，在保險業和證券業，對內開放即在允許民營資本創立機構方面放鬆管制的特徵還比較明顯，對銀行業包括農村信用社類機構，監管當局則一直實行較嚴格的行業準入控制方針。我也一直認為，從中國國情出發，在金融組織體系對內開放順序和步驟等方面實行降低保險、證券行業進入壁壘的同時嚴格控制民營資本新設立存款貨幣機構，這套策略有相當的合理性。因為存放款機構比之保險、證券機構更容易形成系統性金融風險，特別是在目前中國全社會誠信水準較低且銀行業職業經理人市場尚未形成的情況下，對新設法人機構嚴格控制，這樣，既可以避免由銀行業新進入者的敗德行為引致的金融風險，又可以將有銀行業投資傾向的民營資本引導到對現有的存款貨幣銀行進行股份制改造的方向上來。

儘管在經濟學界仍然存在若干認識上的分歧，但中國的決策層在優先考慮銀行改革、在銀行改革中又以工農中建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産權和出資人制度改革為重點方面，思路是非常清晰的。現在，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在股份制改造方面已邁出了第一步，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也在加快改革步伐。可以説，這四大行的改革動作直接影響著中國總體金融改革的進程，從目前情況看，這四大行的的改革表現和經營業績都在朝好的方向發展。

農村信用社就其業務本質説就是以農村、農民、農業項目為主要存放款對象的地方性銀行。繼八個省份行政管理權下放給省政府的試點經歷了一段時間後，自2004年9月開始，全國各地（除海南省外）農村信用社的行政管理和業務監管權已全部下放給各地省級政府。農信社系統改革也是中國銀行業改革的一項內容，中央政府將管理權移交給地方政府，有利於地方政府在運用支配本地金融資源時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現在，一些農村金融改革研究者提出的主要質疑是：八個試點省試點的時間還不夠長，農信社管理權移交地方後改制、經營及監管等方面可能遇到的問題暴露得還不夠充分，地方政府會不會過度地運用行政手段干預信用聯社的經營活動甚至像20世紀90年代初期那樣再次將其作為給地方政府經濟建設買單的工具？農信社在地方政府的主導下能否成功地處理不良資産和增資擴股？早在幾年前，分支機構遍佈全國各個市縣的工農中建四大行就出現了網點撤並收縮的舉動，它們的縣級支行只要出現難以扭轉的虧損，一般就用簡單的撤消機構的辦法來解決，這一措施本身無可指責，但在被撤縣、市也因此出現了金融服務機構不足的現象。這樣的環境給農信社系統提供了相當的發展機遇和空間。如果農信社的此番改革能獲得成功，中國農村的金融服務水準提升及全國部分縣以下地區金融服務不足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有望得到解決。

前面已經講到，中國的總體金融開放可劃分為市場開放和資本項目開放兩大基本階段，而金融市場開放又可以劃分為三個小的階段，即：（1）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至2001年12月為開放初期的認識調整和局部試驗階段；（2）2001年12月11日至2006年12月11日為加入世貿組織協議生效後的市場開放過渡階段；（3）2006年12月至中國資本項目完全放開管制，為市場開放的完成及資本項目放鬆管制的準備階段。我們有理由認為，只有到了中國資本項目管制完全取消、資本自由流動的目標完全實現以後，中國的金融業整體開放的目標才算最後實現。現在，我們處於金融市場開放的第二階段的後期，也是中國總體金融改革中的最關鍵時刻，這一時期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厘清思路，加速結構性改革，為金融市場全面開放期到來做好必要的內部準備。

三 總結經驗教訓，提高金融改革品質

據一些研究者稱：發展中國家在實施金融改革和開放時的通病是缺少整體規劃和清晰的思路。用這一論斷檢驗中國20多年來的金融改革政策研究和實際發展道路，我覺得，此評價雖不中，亦不遠矣。

鄧小平在提出中國改革和開放的基本國策之初就用生動的語言“摸著石頭過河”準確地概括了中國經濟轉型的漸進主義策略和試錯方法的本質特徵，在金融改革和開放中，這一策略和方法論特徵表現尤為突出。

中國的改革從事關10多億人口吃飯問題的農村開始，然後才到城市；在城市改革中，先從實體部門中的國有企業開始，然後才延展到金融服務領域。通常，金融改革以1984年決定中國人民銀行轉化為中央銀行為起點。在20年的時間裏，中國的金融組織體系、市場體系以及調控和監管體系都出現了十分巨大的變化。關於成就，可以從主流媒體及官方出版物中去查閱，在這裡，我只想從總結經驗教訓的角度對發展中出現的失誤及現存問題進行一下簡單分析。

在20年的時間裏，中國金融組織體系一直處於不斷變動和調整過程。1984~1993年是金融機構審批的寬鬆階段。在近10年的時間裏，存款貨幣機構除工農中建四大行外還出現了股份制商業銀行、眾多的城市信用社、信託投資公司；非存款貨幣金融機構有大量的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等。金融組織體系在這一時期明顯地帶有市場經濟早期容易出現的盲目擴張、管理混亂和監管缺位特徵。1993年以後，原有的地方性信託投資公司和城市信用社普遍出現了風險暴露現象，因此，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前，中國的存款貨幣機構就進行了以上收地方政府金融支配權為內容的清理整頓。並且，在強化監管的同時，又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銀行（國家開發銀行、農業發展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及若干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原來的城市信用社除少數縣城的信用社尚保留外，其餘皆在監管當局的統一指令下被取消獨立法人地位合併成地方性商業銀行。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造則進展緩慢。這段時期的存款貨幣機構改革雖然已經注意了股份制的重要性，但除了中國民生銀行在設立之初就以民營企業為基本出資人以外，其他的10余家股份制商業銀行仍然存在著國有企業出資人佔絕大比重的情況。在這種條件下，出資人國有性質使得這些已經實行了股份制改造的商業銀行空有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形式但在運營機制上並未發生根本性改變。因為産權的同構性和預算軟約束弊端使得國有企業的出資人不可能對這些已經“改制”了的銀行産生強制性經營管理壓力，加之“黨管幹部”原則下上級組織部門對這些銀行的行長副行長的任命機制，人們有理由認為，中國商業銀行業已實踐過的股份制改革並不怎麼成功。

金融市場體系建設的整體進展至今仍不甚理想。對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發展存在著梯度差異的轉型國家來説，金融市場體系中最重要的構成部分是資本市場。由於存在著1000多萬家中小企業，這種微觀經濟基礎産生的龐大的融資需求迫切需要建立一個多層次、多元化的資本市場體系以與之相適應。但中國自1991年建立股票市場以來，既在市場功能的定位上存在著為國企改制甚至解困服務的嚴重偏差，又在上市公司股權的設計上人為地將之割裂為流通股與非流通股，使得這個市場很難有效地發揮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強化公司治理的作用。此外，按照先進國家改善一國工業基礎提高國際經濟競爭力的基本經驗，如果能通過鼓勵創業投資活動並建立多層次、多元化的資本市場，主要為那些吸納高新技術具有風險承擔和成長導向作用的創新型中小企業服務，一個經濟體就能在10年左右的時間內迅速取得改良經濟結構的明顯成效。但中國在推動創業投資和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方面還一直缺少切實有效的政策行動。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文件《關於科技管理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我們就引入了“創業投資”的概念，但是，決策層並沒有將創業投資體系的作用提升至國外所説的“新經濟孵化器”的認識高度，因此，在近20年的時間裏，中國大陸的創業投資活動仍處於低級階段。可以認為，缺少為成長導向型中小企業服務的制度化市場平臺，這是中國金融市場體系最大的缺陷。

中國決策層一直都非常重視金融調控和監管體系的建設。20多年來，經過實踐和探索，中國已形成了“一行三會”（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的金融監管格局。從目前情況看，這一格局存在的主要問題有以下兩點：（1）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還沒有在決策機制上得到體現，一些重大的貨幣調節措施出臺總要經歷部際協調和國務院審批這一較長的行政時滯，從而容易在某些時期內錯失恰當的宏觀調節時機。（2）“一行三會”的格局本身就有一個金融調控的協調成本，在微觀金融基礎中，中國的分業經營模式正在悄悄向混業經營模式轉化，這給“一行三會”這一條條分工制度下的監管操作實踐帶來了一些困難，營利性金融機構一旦出現嚴重風險、大額壞賬甚至倒閉威脅時，從監管責任劃分到實施救助，都會産生許多麻煩問題。

以上談到的金融組織體系、市場體系及調控和監管體系中的一些現存問題肯定會以不同形式對金融體系的運作效率産生很大影響。

2003年春季，中國曾遭遇“非典”疫情的嚴重威脅，同年6月疫情結束後，經濟增長突然發力，到年底雖然GDP增長率達9.3%，但卻出現了鋼鐵、水泥、電解鋁等大宗原材料由於緊缺大幅漲價，全國24個省區出現電力不足等結構失衡瓶頸制約現象。産生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是各地方開發區建設、城市基建及房地産投資和汽車工業的增長速度過快，而這種局部經濟過熱的背後推動因素則是地方政府主導的地方性建設項目投資和起支撐作用的銀行信貸擴張。2003年全年，銀行貸款新增總額達2.8萬億元，增速為23%。進入2004年，經濟運作的慣性有增無減。例如，至2月底，地方項目投資增速高達64.9%，而中央項目投資增長卻只有12.1%，銀行信貸增長也依然維持在23%左右。這一經濟背景就是中國決策層果斷決定自2004年3月開始實施溫和緊縮性宏觀調控的基本原因。

一個國家，如果經濟能始終保持足夠的上升動力，這本來是好事，但2003年6月至2004年第1季度中國經濟出現的部分行業過熱卻因各地盲目上項目亂鋪攤子反映了一種全局性資源浪費。這種全局性浪費在各種交錯發揮作用的市場關係中不但得不到有效遏制而且還帶有自動加速效應，這就説明，肩負資源配置嚮導職責的金融體系中存在著巨大的缺陷，即：迄今為止，它還不具備資源配置效率提升的自調節能力。在20多年的改革中，我國的金融體系無論從微觀基礎、市場平臺還是參數型調控機制等方面還沒能具備自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功能這個事實，也是中國金融改革品質不高的最好説明。

現在距離加入世貿組織後金融市場開放過渡期的結束時間不到兩年，在這一年多時間裏，中國的最緊迫任務就是在有限的時間內不斷提高金融改革和開放的品質。

四 順應全球化潮流，抓住提升金融體系效率的關鍵環節

中國目前的每人平均GDP水準已超過1000美元，據研究，這一每人平均收入指標在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過渡時，既是一個國家的經濟起飛期也是經濟金融危機的高發期。現在，中國決策層已確定了清晰正確的戰略方針，那就是：對外力求“和平崛起”；對內實現“穩定振興”。“和平崛起”就是不輕啟兵釁，“穩定振興”就是避免金融危機。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教訓看，要成功避免金融危機關鍵在於主權信用是否牢靠，國家財政是否堅實，金融體系能否盡力消除脆弱性並提高運作效率。

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是否脆弱，關鍵要看它的風險掌控水準高低和抵禦外部衝擊能力的大小。從近20多年世界經濟金融發展的實踐看，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國家比銀行主導型體系國家的風險掌控優勢更明顯些。因為社會信用過度集中在銀行系統，銀行系統中佔比重較大的機構一旦出現流動性危機或支付性危機就會産生難以消除的傳染效應進而威脅國家的金融安全。而在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中，直接融資機構出現的個別風險甚至是出現市場行情危機，其牽扯的對象往往是分散的投資者，只要不出現大規模的資本外逃，它就不會出現間接融資中的擠兌式危機傳染過程。從這一點説，中國在金融體系的重新構造中最重要的前提是能不能將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建設當成今後金融改革和開放的發展方向。

假若金融體系能消除明顯的制度性缺陷並避免了“自我生成式”系統性風險，那麼顯然，實體經濟部門的狀況即金融機構的客戶基礎品質就會成為影響一個國家金融體系健康狀況的決定性環節。在一個以市場為配置資源主要方式的經濟體中，實體經濟部門作為社會經濟領域中的供給方，它的結構優化狀況總與金融體系、金融市場的資金分配結果息息相關。因此，我們越重視社會總供給的重要作用，就越要將金融部門的分配效率當成中國經濟轉型期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從目前情況看，提高金融部門的分配效率就是要在認真總結過去20多年全世界經濟金融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制定一個重點明確的改革構想。

20世紀世界經濟發展的格局是在其最後20年的國際經濟競爭中確定的，在這最後的20年中，最具影響力的趨勢性歷史性事件大體有三：一是制度改革潮流；二是新技術革命催生了所謂的“新經濟”；三是頻仍的金融危機。

制度改革起初表現為中央計劃經濟體向市場經濟轉型，後來，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一系列金融危機後，包括世界第二經濟強國日本、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及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也相繼提出了緊迫的結構性改革問題，甚至歐美一些發達國家也開始實施金融政策方面的調整。這些改革和調整無論是發生在原計劃經濟體制國家，還是發生在存在經濟結構缺陷的市場經濟國家，都反映了各個經濟體為追求發展效率而被迫進行體制調整的客觀趨勢。而新技術革命催生的所謂“新經濟”——雖然這種“新經濟”人們只是在美國看到了它的基本輪廓——則從經濟發展的實績上證明了知識、資訊和新技術作為經濟成長的內生變數，對一個國家經濟核心競爭力的提高已具有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金融危機，這是全球化、經濟金融化背景下虛擬部門的相對獨立運動對實體經濟部門結構缺陷及其風險暴露的資訊表達方式。金融危機一旦爆發便會産生國際性傳染，但所有的金融危機都會成為爆發國家進行結構性改革或結構性調整的巨大助推力量。

上述三大趨勢所形成的國際環境實質上也是中國參與21世紀世界經濟競爭的外部初始條件。

認真審視中國經濟現狀，我們會發現：上述外部初始條件也大體規定了今後幾十年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三大課題，這就是：（1）按市場經濟規律深化改革、擴大開放；（2）將鼓勵科技創新、科技成果市場化、産業化當成調整經濟結構提升經濟核心競爭力的關鍵手段；（3）在降低金融風險的同時，提高金融體系運作品質，改善實體經濟部門的資源配置效率。毫無疑問，中國無論從增長速度、社會穩定程度還是從總體實力、世界性影響等方面説，都處於歷史上最好的時期，當務之急就是抓住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通過深化改革將制度因素轉化為巨大的生産力，運用金融財政稅收等一系列政府可控制的政策工具，刺激科技創新與科技成果轉化，將科學技術這一第一生産力切實變成提高國家經濟核心競爭力的物質力量。

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證明：無論是經濟制度的選擇結果還是科技作用的發揮程度，都依賴於各國政府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所採取的經濟政策。從實踐結果説，世界各國在經濟發展方面，有的成功，有的不甚成功甚至失敗，原因就在於它們在一定的國內發展初始條件及國際環境下存在著政策選擇的差異，這種政策選擇差異一旦形成了不同的競爭優勢和劣勢，就會對各個國家以後的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

如果以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為時間起點分析中國經濟的內部初始條件，我們會得出如下結論：（1）中國是一個已初步走上市場經濟道路的國家；（2）中國的産業結構正面臨著由傳統的數量推動型向現代的以技術進步為發展動力的品質推動型經濟轉化的調整難題；（3）對於中國的決策層來説，目前應該以全球化、經濟金融化和科技對經濟發展愈益重要為背景找到一個能對體制改革、新技術應用及金融深化這三大課題的完成産生決定性影響的關鍵環節，並制定行之有效的組合政策付諸實施，以在現有的要素稟賦條件下的國際經濟競賽中趕超先進國家並力爭取得競爭優勢。

我認為，這個“關鍵環節”就是創業投資體系建設。

為什麼創業投資體系建設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環節”呢？

首先，創業投資以極具成長潛力的創新型中小企業為主要投資對象，在現代經濟發展中，有許多高新技術的市場化、産業化推廣是由那些創新型中小企業完成的。在製造業的各個領域，儘管有許多大型企業也十分重視研發資金的投入，但這些投入一般情況下都是為這些行業、企業已有産品的深度開發、技術升級及産品換代服務的，而在世界經濟史上最近30年中，有許多高新技術具有獨創性或者説具有“橫空出世”的特點，這類技術可能與傳統産業的大多數産品間並不存在緊密的發展延續聯繫。因此，也很難得到傳統行業中有實力企業的資金支援，只有那些肯承擔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的中小企業才敢於吸納這些技術。然而，在各國現有的金融體系中，除大企業資本外，無論是銀行資本還是主機板股票市場中的資本又主要服務於成熟企業或低風險企業，這就在客觀上對創業資本——這種以權益投資、肯承擔長期風險的資本運動方式提出了供給要求，創業投資的發展自然也成了那些尚無確定市場前景的高新技術應用轉化的資本推動力量。從全世界創業資本所支援的高新技術項目看，這些高新技術項目很多都具有原創性，正是由於原創性才使得這些項目的市場化、産業化具有高風險性。而高風險性則産生兩個後果：一是失敗率較高；二是成功項目的高風險溢價又必然使創業投資活動成為新式投資銀行業務領域中的高回報行業。這種高額投資回報不過是許多成功的原創性高新技術市場推廣收益的再分配。因此，創業資本所支援的高新技術項目成功後的高收益會對一個經濟體內的科技創新産生強烈的刺激作用。這就是我們所常看到的現象：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創業投資體系越發達，它的科技創新就越活躍，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就會越高，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大小則代表了一個經濟體核心經濟競爭力的強弱。

其次，一個經濟體要建設一個完善的創業投資體系必須對傳統的金融體系進行重新構造，其核心內容就是構建一個有效率的、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即不但要有為較成熟的大中型企業投融資服務的主機板股票市場，還要有功能完備的為中小型企業服務的二板股票市場及地方性的場外交易市場，其中後兩類市場是創業投資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一個經濟體無論是出於為創業投資體系配套建設還是出於為一般中小企業服務的動機營造二板市場，其本質都是一種資本制度的供給行為。在金融部門已成為現代經濟體系資源配置主導機制的今天，發達完善的資本供給制度及相應出現的金融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會不斷刺激實體經濟部門中的企業，使其産生強烈的創新競爭行為，從而産生良好的經濟結構調整效果。因為，資本市場是一個面向公眾的價值平臺，它不僅提供企業的各類風險資訊，而且還能提供企業成長潛力資訊，在一個相對規範、透明、嚴格的監管框架下，資本向相對收益較高領域流動的特性會自動甄別投資對象，産生企業融資競爭中的優勝劣汰效果。這在客觀上會形成一種高成長性企業和高收益項目受到市場追捧的局面，這種企業價值的公示效應會通過資本市場中的資産價格行情傳達給廣大投資者，一個經濟體的資本市場的發展如果比較規範、資訊量充分透明，資本市場上各類企業價值的變化、各類行業板塊行情的變動就會對一個社會的儲蓄—投資轉化流程及資本支出方向産生重要影響。按照一般規律，一個經濟體中資本市場在金融資源分配中所佔的比例越大，它的現代化程度就越高。直接融資在全社會投融資比例中佔50%或50%以上，這是發達市場國家的基本經濟特徵之一，計劃經濟體制國家以市場壓制為本質特點，而轉型經濟國家則以重點發展市場調節體系為改革的基本任務。在金融資源分配上，轉型經濟國家在相當一段時期內要以間接融資為主要手段，但發展直接融資完善資本市場體系必然是這些國家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從這一點説，創業投資體系建設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都既是一種制度上的進步，又是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這種制度改進效應和資源配置效率提升效應對任何體制背景的國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再次，培育創業投資體系也有利於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這一點，對現階段中國的經濟發展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我們都知道，世界上各個國家和地區，一旦出現金融動蕩或金融危機，儘管發生這類事件的直接誘因可能是金融政策的失當，但最終根源都是經濟發展基本面中的戰略方針偏差及由此造成的結構性矛盾。例如，東南亞國家的1997年金融危機，表面上是這些國家資本流出入管制政策出現失誤，實質原因是這些國家在實施趕超戰略中只重視吸引外資和助長泡沫經濟的短期資本投入而忽略了産業結構的技術升級和新技術應用。因此，一旦遭受外部金融衝擊，經濟和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就會立即暴露，並形成對經濟和社會安全的致命威脅。再以日本為例，日本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近30年的時間裏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經濟發展勢頭和令世人矚目的高生産率。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後，日本經濟卻一直徘徊在景氣低迷和金融危機的泥沼中，直至今日，仍未見好轉。仔細研究日本經濟發展的教訓，我們會發現，日本經濟在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及80年代這30年中所實現的高增長奇跡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於日本政府（大藏省）控制的金融體系特別是銀行體系以“主辦銀行制”對大企業出口導向戰略的強力支援。這種強力支援與基礎性科研投入相對滯後及對創新型中小企業重視不夠形成了很強烈的反差。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又出現全社會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大量貨幣資金流入股票和不動産投資領域等畸形現象。這些，實質上已埋下了日本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隱患。以上是兩個反面的“教材”。我們再舉兩個正面的案例，一個是1997年金融危機中的中國台灣地區，另一個是戰後第十次經濟衰退中的美國。1997年7月自泰國開始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幾乎對東南亞所有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都造成了重創，但台灣地區經濟只受到了輕微的損害，為什麼？原因就在於台灣地區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創業投資為軸心，在台灣工研院、新竹工業園和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支撐下對其産業結構進行了徹底的調整，形成了一個以輕型化、高技術投資為特徵的新技術連動體系，因此，具備了較強的抗外部衝擊能力。我們再看美國，美國自2000年4月出現股市狂跌以來至2001年4月就宣稱進入戰後第十次經濟衰退，但僅僅過了一年時間，到2002年4月，美國就在該月實現了經濟增長率達5.6%、勞動生産率增長8.6%的經濟業績，這使那些對“新經濟”抱懷疑態度的人不得不重新調整思維！人們都知道，追本溯源，美國經濟快速復蘇及高生産率的背後，起作用的仍然是強大的創業投資體系和金融市場支援的技術進步貢獻率。前面兩反兩正例子説明，在全球化及經濟與金融已緊密融合的現代經濟條件下，儘管金融部門在衍生品等領域已顯現獨立運動特性，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金融安全基礎還在於經濟的基本面，還在於産業結構的合理化和技術升級水準，一個經濟體如果能通過創業投資體系的建設來推動新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並由此強化工業基礎，就能夠有效地降低系統性金融風險。

五 結語

一個具有廣袤領土和13億人口的大國每年保持8%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2003年以來的經濟運作實踐業已證明，中國要支撐這樣高的經濟增速在多項不可再生性資源的供給方面還存在很大缺口，因此，必須立足於全球化將本國經濟更順暢地融入世界市場。除了從國外獲取稀缺資源和銷售市場的動機外，中國還要更多地獲取高新技術，特別是學習先進市場經濟國家高效率成長的治國經驗，通過金融體系的改善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用誘導金融資源更多地流向高成長性産業的辦法調整目前這種低價、低端、低附加值的産業結構和貿易結構。可以斷言，什麼時候我們的金融體系成了中國由低附加值産品生産大國轉變為高附加值技術産品生産大國的有力保障，什麼時候才可以説——中國的金融改革取得了成功。(王松奇)（摘自社科院《2005中國金融發展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