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興醫院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一個醫療問題，它實際上已經演化為一個社會問題，一個政府醫療管理體制的問題

在生殖醫學領域，一直存在著嚴肅與非嚴肅行醫方式之爭。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男科病防治中心主任郭應祿告訴《瞭望東方週刊》:“過去我們的鬥爭對像是‘電線桿醫院’、‘廁所醫院’，現在恐怕要轉移到‘電視醫院了’。”

他説的“電線桿醫院”、“廁所醫院”，是指無照遊醫亂貼廣告招攬病人的情況，而“電視醫院”，就是指越來越普遍的醫院做電視廣告吸引患者的現象。

近年來，伴隨著至少20多家衛星電視臺和更多的其他媒體鋪天蓋地的廣告，自稱是國內專業醫治不孕不育症“超級航母”的北京新興醫院，其名字正為越來越多的不孕不育夫婦和他們的親屬所熟悉。

作為北京新興醫院的形象代言人，著名演員唐國強在電視上高頻率的露面和説辭，也讓越來越多的不孕症患者堅信，新興醫院就是他們的希望所在。

許多不孕症患者還能清晰地回憶起一部由歌星解曉東主演的電視短劇。該劇以北京新興醫院為背景，講述女主人公因為不能生育而經歷的悲歡。劇情高潮處，新興醫院使她喜得貴子。謝曉東在劇末説:“新興醫院挽救了這個家庭。”

新興醫院對自己的“生殖能力”頗具信心，話也説得有些“滿”。在新興醫院的網際網路主頁上，《瞭望東方週刊》看到了這樣的介紹:“北京新興醫院醫療技術人員和設備組合達到了國際最高標準，擁有全面系統的男女不孕不育專項技術和治療方法，對所有男女不孕不育症患者都能進行精確診斷和有效治療。”

“最高”、“全面”、“所有”、“都能”無疑是其關鍵詞。但就在北京新興醫院“神話”廣為傳播的時候，有關這家醫院的舉報信也陸續寄到了《瞭望東方週刊》。

“包治百病”

因為婚後長時間未孕，湖南長沙的李偉夫婦曾經奔波于湖南和北京的幾家大醫院之間。醫生告訴李偉，他患的是“無精”症，以目前的醫學水準而言，這尚屬不可治療，要生育只能依靠“胚胎移植”。

2004年3月份，李偉偶然知道了北京新興醫院的諮詢電話，醫院諮詢小姐答應“能治”，隨後李偉收到了有關宣傳資料。7月8日，李偉夫婦來到北京新興醫院。他們在醫院花費8000多元錢買了藥，但病最終沒有治好。

2004年7月初，按照北京新興醫院廣告上所留電話號碼，《瞭望東方週刊》記者以患者的身份，4次致電該院諮詢有關醫療事宜。雖然每次接聽電話者不同，但語氣和內容幾近一致。

第一次打過去，一位自稱“蘭大夫”的女士接了電話。記者稱自己結婚4年，妻子一直未孕，經檢查是女方輸卵管畸形，先天性不通，想問新興醫院能否治好。

對於這一問題，語氣溫柔的“蘭大夫”始終未予正面回答，只是竭力勸説記者一定要到新興醫院來看看。“我們醫院的每位專家都是國內最好的，還有傳統秘方。”“蘭大夫”説。

不久，新興醫院一位自稱“郭大夫”的女士接到了記者的第二個“諮詢”電話。這一次，記者聲稱自己患有先天性睪丸功能不全，睪丸萎縮，只有花生米大小，根本沒有精子。對於記者的諮詢，“郭大夫”用和“蘭大夫”幾乎一樣的口氣，力勸記者去新興醫院看病，“郭大夫”試圖説服記者相信新興醫院的理由同樣是“國內最好的專家”和“傳統秘方”。

“你還有睪丸，來我們這裡的還有人連睪丸都沒有。”第三次和第四次，《瞭望東方週刊》記者以“精細胞發育障礙”和“染色體異常”為病因，向北京新興醫院電話諮詢兩次，得到了相同的答覆。

這4次電話諮詢讓記者發現,北京新興醫院的勸説方法之一,就是自稱“大夫”的人力勸諮詢者去新興醫院看病,除了諸如“國內最好的專家”、“傳統秘方”、“臨床經驗豐富”等讓人怦然心動的説辭,接聽電話者還會給諮詢者留下舒心的話:“只要有1%的希望,我們的大夫就會付出100%的努力。”

北京新興醫院還免費給患者郵寄宣傳資料。在該院自行印製的這些資料上，除了十分精彩的專家介紹，還列舉了許多無法查詢的康復病例，並附上了很多稱為“新生孩子”的照片。

儘管新興醫院的諮詢小姐或女士的口氣很堅定，但中國著名男科專家、北京大學第一醫院辛忠誠教授告訴《瞭望東方週刊》，上述4種病症“全是當今世界醫療界公認不可治療的”。

他説，目前世界上關於不孕不育的定義一般是:夫妻雙方未採取避孕措施且有規律性生活一年未懷孕。全世界範圍內發生率為育齡已婚夫婦的15%，男女原因各佔一半，其中還有40%的病因不明。

郭應祿院士説:“那些先天性功能不全或者後天結構萎縮的根本無法治療。”他説中國不孕不育治療水準無論在科學研究還是臨床實踐上都與國外有一定差距。

辛教授解釋説，不孕症分為“可以治療的”、“具有治療潛力的”和“不可治療的”3種，其中不可治療的包括:雙側睪丸萎縮、精細胞發育障礙(無精)、先天性睪丸功能不全、染色體異常。

對此，著名醫學專家、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郭應祿院士和北京大學第三醫院泌尿科主任醫師潘天明也予以證實。

五屆、八屆和九屆全國政協委員、解放軍總醫院泌尿外科原主任李炎唐對此觀點也十分贊同。72歲的李炎唐是國內最權威的泌尿外科專家之一，曾經給包括鄧小平同志在內的多位老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看過病。

提起不孕不育廣告，他説:“(不孕不育)原因很複雜。有的沒有精子，根本別想生育了。有些精子成活率不高還有辦法治。有些醫院亂做廣告，什麼都能治好，什麼都能治好的話我姓他的姓!”

“不孕不育整體來説治療效果不好，尤其是男性不育。在所有治療手段中，採用口服治療的方法，治愈率很低。”潘天明説，“因為沒有特效藥，所以各種各樣的藥品就多起來了。尤其是什麼傳統秘方等廣告到處都是。”

“在國際上都不可治療的病，這家醫院卻來者不拒，一下開出一兩萬塊錢的口服藥，這只能説明它在騙人。”另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專家説。

和李偉夫婦一樣，很多根本不可治療的不孕症患者，就這樣被北京新興醫院的美好説辭“請”了進去。

在新興醫院的介紹資料和網頁上，刊登著發表在各大媒體上的宣傳醫院業績的長篇文章，上面有“近年來成功治愈數萬患者”、“實現了極高的治愈率”的文字。但令記者感到困惑的是，卻始終找不到具體的治愈率或有效率的數據。

7月27日中午，《瞭望東方週刊》3次撥打新興醫院諮詢電話(這是醫院惟一對外公佈的電話)，希望聯繫院方進行採訪。

3次接聽電話的人各不相同。每一次記者都告訴他們，本人是新華社《瞭望東方週刊》記者，想就國內生殖醫學發展狀況採訪新興醫院，希望他們將主管宣傳或者主管不孕不育治療的副院長的電話告訴記者。但他們都“警惕”地拒絕提供。

實在不行，記者退而求其次，要求只提供傳真號碼。記者希望對方在收到記者傳來的採訪請求後，轉交醫院領導。但是對方也不提供，卻要求記者發特快專遞到醫院。她問:“你是在北京吧?”記者回答:“是。”她説:“那你還是發特快專遞吧。”

當記者問起新興醫院不孕不育病的治愈率如何時，對方説，因為病因不同、個人條件也不同，無法説。

衛生部中醫司原司長、國家中醫管理局原副局長田景福現在擔任新興醫院顧問。田老告訴《瞭望東方週刊》,新興醫院的日門診量多達700人。記者據此推算,新興醫院一年接待的門診患者應超過25萬人。

新興醫院建院已有13年,從1999年改制、朱明出任院長算起,至今也已5年。根據其宣傳資料自稱“5年時光,已使數萬個沉寂多年的家庭迎來了嬰兒動人的啼哭聲”,對照門診量作一推算,治愈率約略可知。

帶多少錢開多少藥

烏魯木齊市計程車司機阿米阿買提也是一名不孕症患者，當地醫生給出的診斷表明，他的病情十分複雜:精子成活率很低且有畸形，外加附睪炎、鞘膜積液、慢性前列腺炎等多種病。結婚4年來，阿米阿買提幾乎跑遍了烏魯木齊市的大小醫院，“4年來中藥沒有停喝過”。

在對北京新興醫院的電話諮詢中，阿米阿買提的妻子一再追問能否看好。諮詢小姐則強調能夠治療，並要求他們“儘快過來”。

6月29日,在長途火車上顛簸了兩天后,阿米阿買提夫婦來到了北京新興醫院。

經檢查後，一位名叫趙志新的大夫只是給阿米阿買提號了一下脈，就對身邊的小護士説:“多開些藥!”

令這對夫婦感到奇怪的是，儘管大夫再沒有説什麼,藥方子就由小護士開好了。“小護士都會開中藥方子，要大夫幹什麼?只有一種解釋就是，所有同類病的藥方子都是固定的。”他們對《瞭望東方週刊》説。

阿米阿買提的妻子看到5800元的藥費單産生了懷疑,她聲稱自己沒有帶錢，提出先拿走方子,第二天再來取藥,遭到了斷然拒絕。小護士説,必須取藥才能給方子,否則,再來的話就得再挂100元錢的號。

夫婦倆找到大夫商量,不料趙大夫説:“你們帶多少錢,我開多少藥。”一番討價還價後,夫婦買了一星期的藥,花掉667元。

倒楣的事情還在後頭，吃了3天藥後，阿米阿買提開始上吐下瀉，無奈之下，他只好將剩下的藥扔了。一場充滿希望的北京治療之旅就這樣宣告結束。

比阿米阿買提更不幸的是來自天津的患者張敏。

2003年，被診斷為輸卵管畸形的張敏在電視上看到了唐國強為北京新興醫院做的廣告，就向醫院打電話諮詢了3次。每一次諮詢，接電話的女士都説她的病很常見，“吃3個月藥保準能懷上孩子。” 2004年2月，張敏來到了北京新興醫院，挂了一位名叫“張吉正”的專家號。

張敏告訴《瞭望東方週刊》，當時，她再三問張大夫3個月能不能好，專家都説沒有問題。為此，她一咬牙開了3個月的藥，花費1萬多元。

2個月療程過去後,張敏一點感覺也沒有,便於5月份再次來到北京新興醫院。

這一次,專家的口氣變了,他們稱自己從來沒有許諾過3個月能好,還説3個月只是1個療程,如果沒有治好就繼續吃藥。

藥吃完了，張敏卻絲毫沒有懷孕的跡象。為了那3個月的治療，張敏花去了全家1年的收入，她沒有能力也沒有信心再繼續吃下去，只好放棄治療。

對於像張敏之類的患者,正在北京某著名醫院進修的泌尿科大夫武傳偉很是同情。武經常收治這樣的病人──他們在新興醫院花光了錢，病卻沒有治好，迫不得已又來到了武所在的這家權威醫院。

在反覆聽到有關北京新興醫院的事情後，武傳偉多次以患者的身份前往新興醫院暗訪。武發現，北京新興醫院除了掛號費、檢查費、藥費高昂以外，中醫所尊崇的“辨證施治”、“因人而異”方針，在這裡並沒有得到很好貫徹。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對於幾個輸卵管不通的病例，北京新興醫院使用的藥方竟然雷同。

據武傳偉分析，北京新興醫院的秘訣在於:讓患者一直吃藥，3個月不好就吃6個月，吃得越多，醫院掙得就越多，直到患者吃不起為止。這時候，醫院就可以“患者自己放棄治療”為由推卸責任。

武傳偉認為，北京新興醫院最大的問題是違反科學常理看病。一些根本看不好的病，醫院還是收治不誤，照常成千上萬元地開藥。

“北京新興醫院正是利用了中國人對中醫的迷信。前來看病的基本上是外地人，他們知道自己上當也只好忍了，而且很多人認為這種病丟人，即使上當也不願意打官司。”武傳偉説。

那麼，新興醫院治病的“秘訣”究竟是什麼呢?醫院的宣傳資料是這樣介紹的:不孕不育主要是因腎氣不足，精虧血少，胞宮虛寒，陰虛血熱以及肝郁氣滯，引起衝任氣血失調所致。醫院專家依據中醫辨證施治原則，在病理、藥理及藥物配伍上獨闢蹊徑，且大膽提出並創立了方法獨特的集治療、受孕、保胎為一體的多種綠色康復療法。

材料還説:此外,專家們還在祖國傳統醫學的基礎上,從上千種動植物藥中精選出上百種對治療不孕不育有特效的藥物,將這些特效藥物進行有機組合,同時運用現代分子生物技術,終於研製開發出新一代治療不孕不育症的新藥──“補腎養血顆粒”及對症治療的9種內部製劑,從而填補了中國不孕不育治療領域的空白。

由此，儘管導致不孕不育症的原因千差萬別，但北京新興醫院的專家們認為，他們已經掌握了“破解不孕不育密碼”的“金鑰匙”，“走在了世界最前沿”。

記者諮詢了一些醫學專家,他們認為，中醫治療不孕不育有一定療效,但絕對不能誇大,比如,如果是先天基因就有問題,那怕吃一萬服中藥，也是補救不過來的。

只學過西醫的“中醫專家”

一位患者説，每個人看到北京新興醫院在宣傳資料上對專家的介紹時，都會激動。因為資料上的專家不是出自中醫世家、擁有秘方，就是學貫中西醫、全國一流。但《瞭望東方週刊》記者了解到的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在新興醫院的宣傳資料上,關於不孕不育診療中心副主任高雅儒的文字介紹是:

“1941年出生於中醫世家，從事中醫內、外、婦、兒科等疑難雜症的治療近40年，先後在解放軍四○一、八一八等大型醫院工作，尤其擅長運用中醫辨證施治的方法治療男女不孕不育症，有一套非常行之有效的獨到醫學理論，在治療手段上居國內領先水準。曾因此被邀請赴巴基斯坦、印度、菲律賓、新加坡等國進行大型學術交流，並主持援外醫療工作……多年來已經成功地治療了不孕不育患者數以萬計，被人們親切地譽為‘男女不孕不育的剋星’。”

但在2001年2月26日，新華社“新華視點”的一篇報道卻這樣記載:

“去年下半年，北京市衛生局在現場檢查時，勒令北京新興醫院停業整頓，原因是群眾舉報，這裡有聲稱專治不孕症而且‘有效率極高’的‘送子觀音’。”

“參加檢查的中醫局專家問:你給人開中藥，底方的基礎是哪幾味藥?”

“號稱‘送子觀音’的高雅儒竟回答不上來。”

報道稱,衛生部門檢查了為她配藥的藥房,發現這個藥房用很大的秤像秤糧食一樣秤藥,連中藥房最必須的戥子都沒有。最後才知道,這位“送子觀音”曾是北京一家企業醫院的主治醫師,只學過西醫。

文章説，“來自全國各地的不孕不育男女，扛著被褥，夫妻同行，帶著滿懷的希望來到北京，但是，他們遇到的是這樣的‘神醫’。”

2000年9月，新興醫院就曾因為超範圍經營、自製的“助孕一號”和“助孕二號”院內製劑不符合內部製劑規範、私自抬高藥價等問題，被北京市衛生局處理。

政府前官員做顧問

儘管有人對北京新興醫院的信譽表示懷疑，但在醫院的墻上，院長朱明和國家衛生部門一些前領導的合影卻讓人産生了其他的聯想。

北京新興醫院有一個10人顧問委員會，其中大多是國家衛生行政部門退休的官員，包括一位卸任的衛生部副部長，以及下列人士: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常委、原中國中醫研究院院長施奠邦;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原副局長、衛生部原中醫司司長田景福;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中醫研究院原院長、國家衛生部中醫司原副司長傅世垣;中國中醫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謝海洲。

謝海洲告訴《瞭望東方週刊》，當初，北京新興醫院院長朱明通過謝的學生找到謝，邀請他擔任顧問，並答應每年支付顧問費10萬元錢。謝説不要那筆錢，也一直沒有收到過錢。

另外接受採訪的幾位顧問則稱,自己只是去過新興醫院,沒有做具體的事情,他們對新興醫院的了解也不多。《瞭望東方週刊》記者無法證實專家顧問和新興醫院是否有其他的關係，在工商部門查閱到的北京新興醫院有關資料表明，“北京新興醫院”是由朱明和朱愛琴2002年底在海淀工商分局註冊的營利性醫療單位。

吳階平副委員長的質疑

“如果不是唐國強做廣告，如果不是它在各地電視臺到處做廣告，我也不會相信新興醫院。”説起在新興醫院尷尬的經過，一位患者至今憤恨不已。

和這位患者一樣，很多患者都是聽信了北京新興醫院鋪天蓋地般的廣告才走進了該醫院的大門。

《瞭望東方週刊》記者根據已有的資料粗略統計，發現新興醫院至少在20個地方衛星電視臺同時播發廣告。

新興醫院的顧問、中國中醫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謝海洲告訴《瞭望東方週刊》，在做電視廣告的第一年，北京新興醫院花費了1億元的費用。《瞭望東方週刊》無法核實這個數字是否準確。

據北京媒體報道，早在2000年，北京新興醫院就已經在各類報紙刊物上投放了近百萬元的廣告費用。當時，北京市衛生局發現，北京新興醫院的廣告報批文件並未備案，廣告刊登的證書、文件乃至印章都是私刻假冒的。

即便作為業內權威,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男科病防治中心主任郭應祿教授也是通過廣告才開始注意到北京新興醫院的。不過,郭院士對這家醫院如此大規模做廣告表示不解，他笑著説:“一個醫院如果靠廣告維持門診量,恐怕值得懷疑。”

但事實上，北京新興醫院的廣告取得了理想的效應。《瞭望東方週刊》記者採訪的近20位曾經在新興醫院看過病的患者，全都是在電視上看到廣告才去的。他們特別聲稱，都看到了唐國強，聽到了唐國強代表這家醫院留下的美麗説辭。

對於北京新興醫院廣告的信任程度，桂林患者劉麗萍的話或許有一定的代表性:“醫院在北京，‘天子’腳下，又有名人做廣告，我們怎麼會不相信呢?”

很大程度上正是這些廣告的作用，使得新興醫院的門診量猛增。醫院門口商店的女老闆説，每天光裝藥的袋子就能賣四五百個。

但是，著名醫學專家、兩院院士、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吳階平在接受《瞭望東方週刊》專訪時指出，“醫院不應該這樣大做有誇張之嫌的廣告。醫院應該切實考慮怎樣為人民的健康服務，怎樣提高服務的水準。”

“醫院做廣告,廣告什麼?”吳先生反問,“如果你是為人民服務的，為黨和國家服務的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基本上是為錢服務的，大規模做吹噓自己的廣告，而不告訴患者你的局限，就有欺騙的嫌疑。”

吳階平副委員長認為:“政府應該來管這個事情，不能允許這種情況存在。”

目前，北京新興醫院仍然門庭若市，每一個到過這家醫院的人都會感到震驚。7月2日記者來到新興醫院所在的狹窄衚同，發現這裡人車擁擠，吵鬧非凡。衚同內，一撥撥外地人背起裝著中藥的麻袋走向四方。但他們究竟知道有多少人能在那一袋袋中藥的作用下如願以償呢?

事實上，北京新興醫院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一個醫療問題，它實際上已經演化為一個社會問題，一個政府醫療管理體制的問題。社會應該追問: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家醫院，為什麼這樣的一家醫院竟可以獲得如此的商業成功？（郭高中）

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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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醫院為何會演化成“老闆們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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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我們怎麼懷孕？

《瞭望東方週刊》  2004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