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逐漸使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制度化，並以立法形式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權力範圍、權力運作方式、利益配置結構、責任和義務等明確下來；市制改革的遠期目標應是減少行政等級

“你希望你們的城市成為新一個直轄市嗎？”

如果拿這個問題去詢問任何一個廣州人、青島人或深圳人，相信回答都會是肯定的。

因為“直轄”二字對一個中國城市的誘惑力實在太大，行政級別的提高，給這個城市發展帶來的巨大推動力已不言自明。

有關“中國是否可以有更多的直轄市”的話題，在行政體改中越來越被關注。全國人大研究室特約研究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杜鋼建近日接受採訪時透露：“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的基本內容之一，是增設更多的直轄市。”

ஸ杜鋼建參與了國家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案的研究。他告訴《財經時報》，按照已經“基本定好”的改革方案，條件許可的地方可能實行地方分治，並考慮增設直轄市的數量；直轄市將分中央直轄和省轄兩種，同時，擬增設副省級直轄市。一批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提出了申請。他們希望在走向“直轄”的過程中擴大區劃範圍。

中央地方關係定位

杜鋼建認為，隨著改革的深化，需要逐漸使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制度化，並以立法的形式，將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權力範圍、權力運作方式、利益配置結構、責任和義務等明確下來。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主任、全國縣級行政管理研究會副理事長薄貴利教授告訴《財經時報》，中央與地方許可權的重新劃分，是現代化建設中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直接關係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發展和完善，關係到政治體制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

據了解，建立新直轄市的原則是：力爭擺脫原有行政區劃對這些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束縛，發揮資源、産業、區位優勢，實現經濟的高速發展，帶動相關地區發展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最具發展活力、核心競爭力最強的龍頭地區之一。同時，新區劃可以成為行政機構改革試點。

記者最近採訪中國第四個直轄市——重慶市時，市委副書記、市長王鴻舉列舉了一系列數據：重慶市直轄6年，GDP增長了1.7倍，地方預算內財政收入增加了2.9倍，固定資産投資增加了3.1倍，農民純收入和城市居民可支配的收入增加了1.4倍，城鎮化率增加了9.9個百分點。

傳統的地方行政區劃，主要考慮的是如何加強中央的控制和維護國家的統一。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因素開始成為一種決定性的價值標準。1983年以後，中央相繼批准一批城市實行計劃單列，成為特區城市和特區省；同時，准許一些地縣改市，並出現了區域性經濟聯合體，這都是在經濟因素的主導下改變地方行政區劃的先例。

1997年八屆人大五次會議正式批准重慶為第四個直轄市，將中國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在行政區劃上一分為二。以成都和重慶為中心分為東西兩個省級單位，顯然也是經濟主導的行政區劃變革的案例。

地方是否需要直轄市？

被人津津樂道的那些直轄“候選城市”，幾乎都是在改革開放20年中具有良好的經濟表現的城市，多集中在東部、南部沿海地區，如青島、蘇州、廣州等。

國家勘界工作辦公室副主任、民政部區劃地名司司長戴均良認為，今後20年，中國將面臨工業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挑戰，這對行政區劃特別是市鎮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增設新的市鎮建制，完善設市城市體系，是今後一個時期行政區劃體制調整和變更的中心任務。

中國行政區的經濟功能，目前相當大程度上寄託于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他們在推動經濟增長、提供公共産品、牽引體制創新、拓展對外開放、提升人民生活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産生了許多負面效應，影響最大的當屬地方保護主義。它使得行政區成了阻隔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看不見的墻”。

不同的地方經濟利益，也使行政區域經濟和實際經濟區域經常處在不一致的狀態，進而産生日趨激烈的衝突，比如，“珠三角”、“長三角”的發展都無法回避行政區劃的影響。

在談到中國市制改革的遠期目標時，戴均良指出，從市場經濟的規則出發，市制改革的遠期目標應該是減少行政等級，全國的市在法律上只由兩級制構成，即中央直轄市和省轄市。目前市的行政等級過多，如省級市、副省級市、地級市、縣級市，有的地方還有“地方糧票”性質的的副地級市，不僅外國人分不清楚，即使中國很多人也搞不明白。

隨著經濟發展和行政體制改革不斷深化，諸如“是否需要第5個直轄市”等問題，更多地取決於政府對國家未來的宏觀考量。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將眼光放得更寬更遠，將更多的城市攬入視野，給更多的城市以競爭的機會。（李兆清）

《財經時報》2003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