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環境文化的興起，為中華文化復興帶來了重大機遇。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環境文化，就是為中華文化的復興而奮鬥，就是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全世界中國人的百年夢想和不懈追求。民族復興的重要基礎是文化復興。世界環境文化的興起，為中華文化復興帶來了重大機遇。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環境文化，就是為中華文化的復興而奮鬥，就是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
什麼是環境文化？凡致力於人與自然、人與人的和諧關係，致力於可持續發展的文化型態，即是環境文化。環境文化是人類的新文化運動，是人類思想觀念領域的深刻變革，是對傳統工業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層次上對自然法則的尊重。幾十年來，環境文化的理念廣泛滲透到人類經濟、科技、法律、倫理以及政治領域，預示著人類文明已從傳統工業文明逐步轉向生態工業文明，並將以自然法則為依據來改革人類的生産和生活方式。
三百多年前，西方從傳統農業文明轉向了工業文明，形成了傳統工業文明主導下的世界經濟與政治格局。傳統工業文明帶來了科技與經濟的飛速發展，帶來了人類物質生活水準的極大提高。但其與生俱來的缺陷也日趨暴露：它採取控制和掠奪的方式，以驚人的速度消耗全球自然資源，排放大量自然界無法吸納的廢棄物，打破了全球生態系統的自然迴圈和自我平衡，使人與自然的關係惡化，造成了日益嚴重的環境危機，威脅著人類的生存發展。人們開始重新審視傳統工業文明，反思它的種種弊病，以求擺脫它所造成的種種危機，以綠色取代黑色，以新型的生態工業文明代替傳統工業文明。因此説，生態危機産生環境文化，環境文化的核心是生態文明。環境文化即是今天的先進文化。
環境文化強調，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地球是我們和子孫後代唯一的家園。地球生態系統是脆弱的，如果聽任傳統工業文明對地球自然生態環境進行摧殘和破壞，人類將無家可歸。
環境文化強調，人類是自然生命系統的一部分，不能獨立於複雜的生態網路之外。人類與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約，不可分離。
環境文化強調，人與自然的關係制約著人與人的關係。調整好人與自然的關係，便是協調人類的社會關係，便是追求人類社會的和平與進步。
環境文化強調，人類以文化的方式生存，所有先進文化都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不能反自然。文化與自然的辯證統一，就是人類生存的本質。
環境文化強調，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科學技術不應讓人們誤認為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是無限的。把“人定勝天”推向極致，將使人類陷入生存困境。
環境文化強調，環境的權利與義務必須統一。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必須與對環境的修復相平衡。發達國家和高消費人口是全球資源消耗的主體，他們有義務承擔起更大的環境責任。
環境文化強調，自由是對自然法則的遵從，受自然法則的約束。自由不是貪婪與放縱。人類有享受物質生活、追求自由與幸福的權利，但這權利只能限制在環境承載能力許可的範圍之內。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人口占全人類五分之一；中國的環保問題對全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具有特殊的意義；中國的歷史悠久，文化燦爛；中國環境文化將在廣泛吸收世界環境文化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向世人展現出海納百川、與時俱進的獨特風韻。
中國環境文化是對我國現實環境危機的反思與應對。
二戰後的發達國家，盲目追求高消費與産業升級，並且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移污染型産業。而發展中國家卻仍未擺脫傳統工業文明的框架，將制度優越性寄託于經濟高速增長的“趕超戰略”上，忽視了“可持續發展”與生態環境。中國也不例外。我國一系列嚴重的生態災難事件，已使環境問題逐漸成為社會公眾關注的焦點：中華母親河黃河一年斷流長達226天，使全國公眾猛然警醒痛心疾首；大江大河的洪澇災害，向公眾展現了我國嚴重的森林破壞與水土流失；沙塵暴的肆虐，將公眾的視線帶向了我國大西北的草地退化和土地荒漠化；SARS的流行，引起公眾對生態破壞的恐懼和對公共環境衛生的憂慮。這一切，促使人們去正視我國嚴峻的環境安全問題，促使人們更深刻地反省人與自然的關係，促使人們重新反思現有的生産和生活方式所帶來的一系列價值觀念。
中國環境文化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展。
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的主流。
中國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人事必須順應天意，要將天之法則轉化為人之準則，順應天理，方能國泰民安。
中國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將“自然”這個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所謂“道法自然”，指的是“道”按照自然法則獨立運作，而宇宙萬物皆有超越人主觀意志的運作規律。老子認為，自然法則不可違，人道必須順應天道，人只能是“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誠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
中國佛家提出“佛性”為萬物之本原。宇宙萬物的千差萬別，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現形式，其本質仍是佛性的統一。而佛性的統一，就意味著眾生平等，萬物皆有生存的權利。
中國早就有自己的“環境文化”。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規定春天不準砍伐樹木，夏天不準捕魚，不準捕殺幼獸和獲取鳥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據氣候節令，嚴格規定了打獵、捕鳥、捕魚、砍伐樹木、燒荒的時間；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採集剛剛發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獸，禁止毒殺魚鱉。中國歷朝歷代，皆有對環境保護的明確法規與禁令。中國今天的環保事業，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和諧精神的繼承與發展。
中國環境文化是對世界環保理念的吸收和創新。
世界環保思想的實踐，是中國環境文化的重要借鑒。一百五十年前，恩格斯説：“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這種事情發生得愈多，人們愈會重新認識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愈來愈不可能存在”。20世紀以來，世界環保主義對傳統工業文明的高增長、高消費、高消耗的發展方式進行了有力的挑戰。1962年，美國海洋生態學家蕾切爾·卡遜所著的《寂靜的春天》出版，標誌著當代環境文化的興起。1970年，羅馬俱樂部發表的《增長的極限》，一度成為發展環境文化的理論基礎。1972年，人類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召開，呼籲世界各國共同保護自然環境，標誌著環境文化的理念開始成為人類共識。1992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在裏約熱內盧召開，環境文化的理念轉化為可持續發展戰略。2002年，可持續發展世界首腦會議在約翰內斯堡召開，確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與環境保護共同構成可持續發展的三大支柱。短短幾十年的時間，環境文化已演化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意識形態，它迅速超越國家民族以及政黨學派的差異，成為人類和平發展的共同選擇。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經濟的持續增長，離不開政治的長期穩定，離不開法治與德治的逐步完善，離不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有序發展，離不開中華民族精神的大力弘揚。這一切，都與環境文化息息相關。發展中國的環境文化，必須處理好這五大關係。
一、環境文化與經濟增長
世界性的環境危機，突出地表現在傳統工業經濟增長方式與環境保護的矛盾上。否定傳統工業經濟的增長方式，探索生態工業經濟的新型增長方式，是環境文化的重要內容。
大自然不是靜態迴圈而是動態增長的，這是一條根本性的自然法則。在人這種複雜生命形式出現以前，地球上的各種植物與微生物不斷進行光合作用，吸收和轉化太陽的能量，將其積累在地球上，地球日趨肥沃，使其他生命形式得以繁衍。我國古代思想家將自然界動態增長的法則，概括為“生生不息”。馬克思也注意到這一點，他將其概括為“自然生産力”。這種源自宇宙深處的增長力量，表現在人身上，就是對“增長”的追求。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切站在“增長”對立面的力量，無論是思想觀念還是社會制度，都會被人類歷史的進程拋到一邊。傳統工業文明之所以能取代傳統農業文明，是因為它打破了傳統農業文明靜態迴圈的經濟模式，在“增長”上取得了革命性突破。但其致命缺陷，又在於它只追求單純的經濟增長，拋棄了自然迴圈法則，在生産過程中造成了大量的能耗和污染。自然界中本無廢物，一種物種的廢棄物，就是另一種物種的養料。人從自然界中獲取物質和能量，要使它們再回歸到迴圈使用的系統中，盡可能減少浪費和破壞。按自然法則運作的這種能量迴圈系統，正是中國古人所説的“天道圓圓”（《老子》十六章）。環境文化認為，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要使人類的物質財富持續增長，就必須改變傳統工業文明的生産方式，實現“污染排放最小化、廢物資源化和無害化”，以最小成本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這便是迴圈經濟。
在環境文化所營造的公眾環境意識、社會環境道德和國家環境法律的壓力下，迴圈經濟在發達國家首先興起，許多企業研製綠色技術；實行清潔生産；實現了經濟與環境的“雙贏”。可以説，是環境文化所倡導的生態工業文明，使傳統農業的迴圈法則和傳統工業的增長法則成功地結合起來，也使資本收益率與自然資源收益率的提高統一起來。
發展迴圈經濟既是解決環境問題的治本之策，也是增強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措施。例如，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帶來了日本節能技術的革命，並提出建立迴圈型社會，形成“慢節奏”的生活方式。可以預料，這種生活方式的改變，不僅能培育環境文化，而且將在資源環境極度緊張的時代，通過環保技術革命，佔領新的經濟制高點。
發展迴圈經濟要求政府積極而科學地介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追求的是資本高收益率，其主體是實實在在的企業股東。而迴圈經濟追求的是自然資源高收益率，其主體是抽象的全社會公眾。誰來代表全社會公眾，當然是政府。政府必須具備“綠色控制”能力，從追求單純的經濟增長到追求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將環境文化的理念從單純的自然環境保護擴展到教育、科技、企業經營及廢物處理等諸多環節之中。通過環境教育、環境立法、環境稅收、環境標誌、環境審計、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戰略環境影響評價（特指對重大政府政策進行環境影響評價的制度）等諸多手段，使綠色控制的鏈條從規劃設計環節開始，到廢物重復利用這個終端，實現完全的物質能量迴圈使用的目標。
發展迴圈經濟需要社會的廣泛參與。消費者是市場的主體，只有他們自覺地選擇迴圈經濟的産品，才能形成綠色消費市場，實現可持續消費。一些環保NGO是開拓綠色消費市場的先鋒，它們通過勸導、宣傳和示範等行為，深刻影響著消費者的綠色選擇，影響著政府的綠色採購。據聯合國統計署提供的調查資料，84％的荷蘭人、89％的美國人、90％的德國人，在購物時，會考慮消費品的環保標準。綠色消費市場能阻擋非環保産品，成為拉動迴圈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可以説，環境文化是綠色消費的根源，而廣大消費者又在綠色消費中發展了環境文化。
二、環境文化與國家安全
從國際安全的角度講，環境保護在全球的興起，使環境文化構成了國際經濟與政治關係中新的因素，成為國家安全戰略不得不考慮的重大問題。
我國人口眾多，資源匱乏，經濟的持續增長，只能建立在以人力換資源的基礎上，即擴大加工産品出口，擴大資源進口。近年來，對外貿易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火車頭。但綠色消費市場的逐步形成，以及一些發達國家運用WTO規則提高涉及環境的技術標準，對我國的農産品、食品、印染、服裝等行業的出口已造成重大影響。
傳統工業經濟的增長，往往建立在對不可再生的稀缺性自然資源的消耗上。稀缺必導致爭奪。傳統工業能源結構從煤轉向石油、天然氣和核能，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資源的永續供應問題。為此，西方國家長期致力於開發新能源，並取得了豐碩成果。如太陽能飛機、氫能汽車、電動汽車等等。一旦這些以可再生的豐裕能源為基礎的技術系統得以成熟，現有的以不可再生資源為基礎的污染嚴重的技術體系將被拋棄，這對仍拼命沿襲傳統工業經濟模式的發展中國家，將會是一場災難。文化理念養育技術哲學，技術哲學引導技術發展，一系列新技術的産生，將導致國家間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國際關係的全面重組。
西方國家無論什麼黨派，都已將環境問題納入其外交、貿易乃至軍事政策，形成了新的意識形態體系。可以預見，未來生態工業文明領先的國家，將主導世界的格局。誰完成了由傳統工業文明向生態工業文明的轉型，誰就將取得道義、經濟、技術和文化上的全面優勢。誰的環境問題日趨惡化，誰就在國際關係上日趨被動。發展中國的環境文化，不僅僅是對我們面臨的環境危機的反應，也是對世界格局和國際關係變化做出的積極應對。
從國內安全形度講，由於長期不合理的資源開發，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導致我國的環境品質嚴重惡化，我國已經是世界上環境污染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
——我國三分之一國土被酸雨侵害；被監測的343個城市的四分之三居民呼吸著不清潔的空氣；全球污染最嚴重的10個城市中，我國佔一半；據聯合國開發署2002年報告稱，我國每年空氣污染導致1500萬人患支氣管病，2.3萬人患呼吸道疾病，1.3萬人死於心臟病。
——我國水資源僅為世界平均水準的五分之一，而污染更使日益短缺的水資源雪上加霜。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類水質佔41％；城市河段90％以上遭受嚴重污染；海河、遼河和淮河的有機污染已經不亞於英國污染最為嚴重時期的泰晤士河；全國尚有3.6億農村人口喝不上符合衛生標準的水。
——我國沙漠和沙化總面積達174.3萬平方公里。每年還在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擴展，一年等於損失一個大縣的面積。我國水土流失面積佔國土面積的37％，當我們為人工造林的偉大成就歡呼雀躍的同時，也不得不為天然林面積的不斷萎縮而捶胸頓足。
中國以世界9％的耕地，6％的水資源，4％的森林資源養活了22％的世界人口。而中國膨脹的人口和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卻早已超過自然環境合理的承載能力。空氣、水、土地、生物等環境要素遭破壞，維持生命系統的功能退化，造成自然災害頻發，資源支撐能力下降，經濟發展受阻，民族生存空間收縮。
環境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危機是短暫的，往往影響于一時，而生態危機則是長期的，一旦形成大範圍不可逆轉的破壞，民族生存就會受到根本威脅。而環境不安全的根子，在於我們繼續沿襲西方傳統工業文明的價值取向、發展路徑和生活方式。這不僅對資源和環境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也加劇了社會失衡與國家穩定。解決以上問題，是個複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國家發展戰略的調整，涉及到體制、機制、法制的一系列改革，涉及到觀念的改變，涉及到幹部考核的綜合指標（如增加資源生態與社會人文等績效考核）與綠色GDP核算體系的建立，當然，還涉及到我們文化價值理念的進一步提高。與此同時，在環境成為稀缺資源的情況下，環境文化所倡導的生態經濟，也應成為調整地區差距、城鄉差距、人群差距等利益關係的內生變數。如通過建立區域環境補償機制，讓東部地區拿出更多的資金，支援西部地區保護生態環境；如通過建立城市對農村環境的補償制度，加大對農業的綠色補貼；如通過引導富裕居民支付更多的環境成本改善環保公共設施，讓遭受環境危害最大的弱勢群體得到實惠；如通過建立自然資本的市場機制，使良好的自然環境轉化為經濟優勢。總之，要使環保理念真正成為協調社會關係的新杠桿，成為我國生産力佈局與資源配置的調節器，就必須大力弘揚環境文化。任何區域開發，都要考慮資源環境；任何經濟建設，都要尊重自然法則；任何趕超戰略，都要兼顧社會公平；任何市場行為，都要補償生態環境。這才是環境文化極力營造的道德氛圍與社會共識。
三、環境文化與法治德治
環境文化的理念，需要通過相應的法律和道德體系來實現。
“道德”與“道法”這兩個概念，分別出於孔子説的“志於道，據于德”和老子説的“道法自然”。所謂“道德”，指“德”出於“道”，人的倫理規範出自天道的自然法則。所謂“道法”，指“法”出於“道”，社會法律規則出自天道的自然法則。“法網恢恢”，建立在“天網恢恢”的基礎上。“德”指的是管理者通過自我克制辦好公共事務，被管理者自覺遵循自然法則；“法”指的是對侵犯自然法則而危害群體延續的行為進行懲罰。
環境文化即是遵循自然法則維護群體延續的文化，從環境文化的角度看待“德”，是將自然法則視為我們自覺行為的準則。從環境文化的角度看待“法”，就要堅決維護自然法則不受侵害。法律與道德如鳥之雙翼，缺一不可。道德是法律的基礎，防備犯罪行為于前；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懲罰犯罪行為于後。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法律是通過懲治來警示人，人們擔心受懲處而不做違法的事。道德是通過是非榮辱來引導人，人們出於自覺而不恥于做壞事。社會不能沒有法律，更不能沒有道德。即便在西方，他們的法律體系也是從基督教道德體系裏産生的。
經過多年的努力，截止到目前我國制定頒布了9部環境保護法律，10多部與環境相關的資源保護法律，30多項環境法規，466項環境標準。2002年，國家又頒布了兩部具有重要意義的法律，即《清潔生産促進法》和《環境影響評價法》。從我國環境法制的現狀看，無論是新法律還是正在修訂的法律，都吸納了環境文化的基本理念。例如《清潔生産促進法》的立法目的，就是“提高資源使用效率，減少和避免污染物的産生，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但是目前，我們環境法律的實施存在著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嚴重現象，原因之一就是環境法律缺少足夠的環境道德文化的支撐。
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經濟愈按傳統生産方式發展，資源消耗就愈大，污染就愈嚴重。但日本的人口資源壓力更大，為什麼環保搞得比我們好得多呢？這不是有沒有經濟實力的問題，而是人口的環境文化素質問題。這素質的差距，表現在公民能否自覺呼應政府的行政命令。為便於垃圾回收利用，政府在城市中設立了許多垃圾分類箱，但形同虛設；為不要亂扔廢物和隨地吐痰，政府頒布了許多法規，但就是屢禁不絕。公民與政府行政的相呼應，來源於國家文化價值觀念以及行政人員的以身作則。人的行為受制于社會文化氛圍。環境文化會將先進的文化行為變為全社會大多數人良好的生活習慣，良好的生活習慣將轉化為全社會的道德共識，道德共識將演化成為一系列法律規則。可見，德治與法治的關係密不可分。環境文化的發展，必將為我國國民素質的提高，為我國法治和德治的建設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礎，使我們能在一個更高層次上弘揚中華民族精神。
四、環境文化與政治文明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社會平等，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核心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更需要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理念，而發展綠色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符合馬克思賦予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産率極其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發展的這樣一种經濟形態。”環境文化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的先進生産力，所倡導的將中華傳統文化與世界生態工業文明相結合的生態文明，所倡導的以“執政為民”為宗旨的環保工作，正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我們事業中的最高體現。
在自然生命系統複雜的生態網路中，各種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約。中國道家用陰陽對立平衡來説明宇宙運作的自然法則。宇宙自然的秩序，建立在萬物平等互動、對立平衡、相互約束的自然法則之上。老子説：“禍莫大於無敵。”用現在的話來説，就是“沒有約束是最大的禍患”。社會主義民主，是人與人平等的政治權利（眾生平等），是人與人相互約束的政治運作機制（對立平衡），説到底，就是人民的當家作主，就是人民的監督參與。
社會主義民主要求人民對環境問題必須有知情權，人民有權知道所發生的環境危機；社會主義民主要求人民對環境問題必須有監督權，尤其是有權監督那些影響環境的政府公共項目；社會主義民主要求人民對環境問題有參與權，特別要參與那些涉及環境安全的戰略決策。在今天看來，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形式，就是政府保護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保衛人民的基本人權，動員鼓舞全體人民平等地參與到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來，實現“社會參與、政府領導、人民監督”的目標。沒有民主，沒有民眾的參與，環保只會變成少數人的事而終將一事無成。因此，環境保護工作必須建立起透明、公開的約束機制，必須建立起輿論、建議的通暢渠道，使一切破壞環境的行為受到監督，使一切行為主體（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部門，是個人還是集體）都只能活動於自然法則和社會法律允許的框架之內。發展環境文化，將使經濟、社會、環境有效結合，形成對政府、企業業績的綜合考核標準。我們不僅要看經濟增長的業績，還要看環境保護的效益；不僅要看收入增長的速度，還要看社會分配的公平性；不僅要看幹了多少實事，還要綜合評價這些實事的環境價值、社會價值和國家安全價值；不僅要看個人自由的權利是否得到保護，還要看環境責任和社會責任是否與權利對應平衡。發展環境文化，就是發展遵循“自然法則”的文化，就是發展眾生平等的文化，就是發展對立平衡、相互約束、和諧共存的文化，就是發展使每個人的權利與責任統一起來的文化。發展環境文化，將為社會主義政治民主的制度演進奠定重要的文化基礎。
江澤民同志指出：“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産發展、生活富強、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之路。”胡錦濤同志指出，“發展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政治、文化相協調的發展，是促進人與自然相和諧的可持續發展。”指明瞭中國必鬚髮展新型工業經濟，走生態文明發展之路。經濟持續增長要依賴綠色技術，環境保護要依賴綠色化的法律和道德，社會發展要依賴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我們的文化要革新，經濟要變革，政治要改革。為了真正實現生態工業文明，我們必須全力推進環境文化，必須使經濟步入可持續發展的軌道，必須全力推進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必須全力以赴地建設綠色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中國，這是我們責無旁貸的歷史重任。
五、環境文化與民族精神
中國山地佔全國總面積三分之二。自東向西的三大階梯締造了主要江河西水東流的基本態勢，洶湧澎湃的江河之水把中華民族緊緊相聯，這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孕育了黃河文化、長江文化乃至中華文化，形成了大中華特有的民族性格與倫理體系。提高全民環境意識，弘揚環境文化，便是對中華民族大好河山的摯愛，便是對中華民族地理環境統一性的認同，便是對中華民族團結穩定的奉獻。
中華民族的統一以文化的統一為基礎，中華民族文化的整合是民族國家整合的重要前提。文化的混亂必導致心靈的混亂，心靈的混亂必造成社會的動蕩。中國歷史上，文化的混亂和衝突，總與國家的混亂相伴相生。幾千年曆史告訴我們，每次大規模文化衝突之後，中華民族文化總能相容並蓄，將衝突的各方文化整合為一個更為博大精深的文化體系，形成更為恢宏深厚的民族精神，從而使大中華江山一統、國泰民安。如春秋戰國的混亂導致了恢恢大漢，魏晉南北朝的混亂又塑造了泱泱大唐，近代的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百年衝突更誕生了不畏強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數仁人志士為整合東西方文化，為建設中華新文化、為人類新文明的興起而殫精竭慮，死而後已。
中華傳統文化的內在精神與當今世界方興未艾的環境文化驚人地吻合。眾所週知，中華傳統文化從來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相信道法自然，遵循自然法則，追求天人合一，信奉眾生平等，關注生命的安全和文明的延續。以此精神為基礎，中國傳統的哲學宗教、文學藝術、醫學養生、棋藝茶道，無不展現著人與自然的親合關係，無不表現著深刻睿智的生態文明，無不浸潤著天地人文的和諧美感。縱觀世界，俯仰古今，數千年來，世界不少文明古國，都曾有興盛一時的文明，但終因破壞了自然，文明也就到了盡頭。唯有中華民族同根同種同文完整地保留下來，延綿不絕。
偉大的民族都有偉大的文化風格。中國傳統文化兼具獨立性與融通性，對內聚合社會，對外吸納文明。胡錦濤同志指出：“歷史充分表明，加強各種文明的交流，有利於激發整個人類的創新活力。”因此，我們談中華文明的復興，不是指機械地恢復到傳統的自然經濟和儒、釋、道、法的文化傳統，不是固步自封，不是排斥外來文化，而是指中華傳統文化與世界生態工業文明相結合，並在此基礎上獲得新生。生態文明是人類未來的新文明形態，中華民族的奮發圖強在於超越與創新。《詩經》上説：“周雖舊邦，其命惟新。”繼承傳統，改革維新，是我們的使命。
中華民族是個處處談文化學文化的民族。環境文化所倡導的生態文明，必須從全社會的各個層面予以推動。古人云：“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之難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細。”大事業的基礎，體現于無數的小事與細作之中：從森林公園到宗教場所，從街頭雕塑到廁所文明，從公益娛樂到社區衛生，從幼兒啟蒙到大學環教，從禁止隨地吐痰到義務植樹，從綠色標簽到綠色技術，從尊重歷史到修復遺産……全社會所有層面都可以成為我們倡導弘揚環境文化的領域。我們要用一系列手段去宣傳、動員、組織環境文化的多種活動，要營造全民建設生態文明的社會氛圍，要將全社會環境文化的共識演化成人人皆守的規範準則。
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的東方，千百年來曾是世界上綜合國力最強的國家，曾是對人類文明發展作出最大貢獻的國家。今天，我們必須抓住人類文明轉型的機遇，發展環境文化，倡導生態文明，超越傳統工業文明，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推動迴圈經濟，轉換資源結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現代化進程，將中國再次建設成為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的國家，從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徹底改變傳統工業文明主導下的不合理的全球經濟、政治、文化秩序，為綠色的、和平的、自由的、民主的、可持續發展的全球社會而努力奮鬥。
（作者為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
《光明日報》2003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