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正式實施近3個月了，救助管理站運作的情況怎樣？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真的得到了人道主義關懷嗎？10月17日，本報記者來到了北京朝陽區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站。

救助站不好找

找到設在北京市朝陽區金盞鄉的朝陽區救助管理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北京的各個街道上，都沒有救助站的指示標記。記者是在該站工作人員不斷的電話遙控下才找到距北京市中心30公里的救助站的。

而據了解，北京市的4個臨時救助站都路遠、難找。“這會不會讓需要救助的人感到很不方便？”一見到朝陽站站長曹蘭鎖，記者就提出了這個疑問。“當時成立救助站時間緊、任務重，馬上找到一塊合適的地方並不容易。我們這個臨時救助站原來是一所寄宿學校，後來停辦了。考慮到校內各種設施非常齊備，改造起來方便，所以政府就租下來改造成了臨時救助站。”有著20多年民政工作經驗的曹蘭鎖説：“站裏也考慮應該在一些固定的地方設立一些指示標誌，以便於尋求救助的人與站裏聯繫，但這還要看市裏的統一安排。”

日子緊巴也要“人性化”服務

被救助人員進站後，在履行完登記、物品寄存、洗浴、體檢等必要程式後，工作人員會根據被救助者的性別、年齡、身體狀況安置到不同的住宿區。

救助站的宿舍由過去的教室和辦公室改造而成。最大的房間可以住十幾人（上下鋪），小房間可住6人。記者看到，宿捨得衛生條件不錯，床舖也還算整潔。救助站每星期安排一兩次洗澡，受助者還能換上比較合體的由社會捐助的衣服。

這一天的午餐是白菜燉肉加饅頭。菜裏的肉不多，但都能吃飽。食堂的操作間乾淨衛生，工作人員吃的飯菜也在這裡烹制。一些行動不便的被救助者，由工作人員或其他被救助者幫助送飯到床前。據介紹，每次用餐之後，工作人員都要對食堂的用餐大廳進行消毒，以預防疾病。

站裏有近70名工作人員，在進站接待室工作的女性被要求穿粉色工作服，其他除保安外均被要求穿白大褂。

“我們這樣做，是為了給被救助者一種溫馨感，消除他們的不信任感，儘量體現‘人性化’服務。為此，就連協助工作的兩名住站民警平時都不穿警服。這也是為了徹底區別於過去的收容遣送站。”曹站長説。

據曹站長介紹，《救助管理辦法》出臺以後，北京市就把救助站的工作全部交給了民政部門，同時，原來由公安部門主要負責的“收容遣送站”也就成為了歷史。現在北京的4個臨時救助站全部是由民政部門另起爐灶、新開張。“這樣做最大的好處是，我們這些人沒有原來的心理包袱，也無需轉變角色。”

而在其他的很多城市，由於救助站是由收容遣送站翻牌成立的，工作人員的觀念和工作方式一下子很難徹底轉變。前些日子，廣東某市救助站站長到朝陽區救助站交流經驗時，提起這個問題，直喊頭痛。

據了解，朝陽救助站成立以後，一次最大救助量是150人。自8月1日投入使用以來，累計救助500余人次，最多時同時在站被救助人員達到130多人。記者10月17日在該站採訪時，在站被救助人員有70多名。而在這些人中，有近80％是由公安民警護送來的。

據曹站長介紹，因為救助站成立不久，工作人員目前主要是以在金盞鄉當地招聘的臨時工為主。具體以後救助站將以什麼方式建立勞動人事關係尚不清楚，但救助站是隸屬於民政局的事業單位這一點可以肯定。

關於經費，曹站長坦言，目前還沒有固定説法，日子過的比較緊巴。

記者在工作人員的休息室看到，一些不當班的女工作人員正在縫製床單，因為正在使用的床單已經磨損得快不能用了，站裏為了節省開支，從批發市場買布回來自己加工。

看到老人孩子這麼可憐，心裏就過不去

被救助者主要是未成年人、老人和精神病患者。其中，年齡最大的70多歲，最小的只有兩三歲。

被遺棄的小王景聾、啞、盲、殘，幾天前被民警發現並護送到了救助站。小王景看上去也就三四歲，她的名字是工作人員從她進站時穿的褲子上找到的，家人在遺棄前將她的名字繡在了褲腿上。記者看到小王景時，她正安靜地坐在床上。當班的工作人員馬大姐將從家裏帶來的幾件舊童褲改製成開襠褲，給小王景穿。

馬大姐告訴記者，小王景進站時身體非常虛弱，目前身邊基本不能離開人。但經過幾天的照料，孩子的身體狀況已經好多了。

與小王景同處一室的還有民警頭天午夜剛送來的一個小男孩。孩子看上去也就是兩三歲的樣子，長得很漂亮，蹲在地上很專心地玩著阿姨們從家裏帶來的汽車玩具。馬大姐説，這個不知道名字的孩子是一個水果攤老闆送到派出所的。據他稱，一個外地婦女請他暫時代為照看孩子，然後就再沒回來。

曹站長説，救助站正在積極為他們尋找回家的路。如果實在找不到，就將把他們送到市裏統一安排。

在救助站的板報欄裏，還挂著一面錦旗，上面寫著“助人為民、扶貧濟困”。這是家住大興區的被救助老人劉秀岩的兩個女兒贈給救助站的。

今年7月初，患有老年癡呆症的劉秀岩老人走失，8月28日被民警護送到救助站實施救助。老人進站後，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宿舍區的工作人員任勞任怨、精心照顧老人的生活起居，使老人的情緒很快得到穩定。為了幫助老人找到家，工作人員想盡了辦法，但老人一直無法説清自己的基本情況。正在一籌莫展中，老人的家人打來了尋人電話。9月23日，老人的兩個女兒趕到救助站，看到母親，激動得泣不成聲。

“這個工作確實很累，也想過不幹了。但每次一看到這些老人孩子這麼可憐，心裏就過不去了。而且有時還能得到一些感激和讚許，心裏也覺得挺幸福的。”馬大姐説。

但並不是所有的被救助者都這樣值得同情。

8月中旬，民警護送來一名20多歲的流浪小夥子，一嘴的東北口音。在了解其基本情況時，他説自己是廣東人。在站裏住了兩天，救助站給他買了去廣東的票，並把他送到了火車站。

“可前幾天這小夥子又被送來了，聽民警説他根本就沒離開北京，車票可能也給賣了。因為他經常在一些飯店裏吃飯不給錢，搞得很多店主怨聲載道。等這位免費食客感到自己的人身可能有安全隱患時，就撥打110求助，並明確提出希望把自己送到朝陽區救助站。理由是，那裏吃住都比較衛生。”曹站長説，“像這類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站經常碰到。有不少是很懂政策的，知道已經不是收容遣送了，當然也就沒有什麼可怕的，對工作人員態度橫的很。”

沒有經驗可循，頭痛的事不少

“目前讓我們頭痛的事也不少。有些單位不管是不是符合被救助條件，都往救助站送人。如果我們按照有關規定不接收，對方會説我們不支援工作。”曹站長説，前兩天就有某單位給救助站送來一位發燒38攝氏度多的病人，而該人的條件並不符合《救助管理辦法實施細則》對“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的界定。

“但人家把人送來了，又發著高燒，救助站總不能見死不救吧。我們只好把人送到定點醫院去治療。可由此産生的費用怎麼辦？”曹站長説。

另外，與被救助人員的家人或者當地政府聯繫，也是讓救助站最頭痛的事。

14歲的聾啞兒童夏偉平8月10日被民警護送到救助站。為了解他的情況，工作人員想了許多辦法與其溝通，甚至請來了啞語老師幫忙。好不容易了解到孩子是貴陽人，瞞著父母私自出行遊玩，路費花光了。按救助站的想法，孩子離家後家人一定很著急，定會想方設法尋找。工作人員先後與貴陽方面7個單位聯繫，可得到的消息都是查無此人。看著孩子天天在眼前晃，工作人員著急也沒有辦法。

“被救助者大部分都來自貧困地區的農村，獲得他們真實的家庭住址已經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當我們好不容易聯繫到被救助者所在鄉的鄉政府，請他們到北京領人時，對方不是回答向領導彙報後再回復，就是回答領導正在研究。更有甚者，一聽是救助站的電話，就一句話不説把電話挂了。”

在救助站門裏的影壁上，題寫著“博愛”二字。曹站長解釋，這是一個巧合。這兩個字原來就有，在改造時員工都認為這兩個字符合救助站的特性，就保留了下來，希望通過努力把這兩個字發揚光大。

曹站長説：“救助站這種形式在我們國家是新概念，上上下下都沒有經驗可循，只能在工作中摸索總結。而我們能做的就是通過各種方式不斷強化自身的愛心、耐心和責任心。”（王海洲）

《中國青年報》 2003年10月20日